近十年來台灣人民對選舉時刻的那種造勢，對那種被鼓動的情緒，對那種所使用激烈的言詞，對那種所造成的社會分裂，終於厭倦了，終於覺醒了。
當喧嘩的年代漸漸遠離，何時才會出現冷靜、理性、而又深情的聲音？
我想到了集文史學者、戲劇家、大散文家於一身的余秋雨。真如所意料的，余先生2月的來訪，激發了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閱讀熱情、人文省思與文學探索。他從容自在地點燃了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文化火種與善良本性。
2月的台灣，綿綿陰雨，秋雨卻帶來了人文豔陽天。
試看他演講過的這些題目：
‧人生領悟與文學人生（與星雲大師對談，佛光山）。
‧旅行、閱讀—遇見100％的人生品味（台北市親子劇場）。
‧眾聲喧嘩、生命因閱讀寧靜（台北國際書展）。
‧全球化趨勢下，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遠見人物論壇）。
‧科技虛擬時代，需要文藝復興（清大）。
‧江南到世界——從城市美學看文明傳奇（中興大學）。
‧從戲劇與文學，看生命力量（成大）。
所有這些題目，都是「天下文化」的年輕同仁腦力激盪出來的。這位優雅而博學的客人，照單全收。走上每一個講壇，不帶一頁講稿，就啟動了那迷人的演講。當聽眾仍沈醉於人文境界與邏輯思惟中時，時間已到，不得不嘎然而止；接著是現場的生動對話。
闊別五年，余先生的文字魅力、演講風采、深刻內涵，再度在台灣捲起千層浪花；台灣讀者對這位演講者所表達的真誠與熱情，是我前所未見。面對每一場場內與場外擠滿的聽眾，面對每一位讀者盼望的簽名與留影，余先生都耐心而細心地回應。那些最忙碌的領袖：從馬英九、胡志強、林全、陳長文到張忠謀、曹興誠、林蒼生、白文正、李焜耀…都成了聽眾。
自己最大的收穫，除了演講本身的啟示，還有從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城市出現的人潮中，看到了人性中所蘊藏的那股追求善良、理性、人文的力量！
這股力量就是台灣的希望；也正是這股力量，使秋雨夫婦喜愛台灣。
雖然筆者自己學的是經濟，但近年來我最關心的，不是「改變經濟」現狀，而是「改善台灣」現狀。因此，去年8月出版了《八個觀念 改善台灣》一書，其中五個觀念是：
‧推展「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走向開放社會，厚植國家競爭力。
‧提升人的品質與生活。
‧培養人文情懷。
‧構建「學習型台灣」。
這五個觀念與文化及人文息息相關。余先生於2月7日抵台，在當天《聯合報》副刊發表的「闊別五年」一文中，他指出在考察了九十六座歐洲城市與中華文明做了對比之後，就發現中華文明有諸多弱點：尤其表現在人文關懷、個性自由、知識份子責任、理性精神、法制意識等方面。這位人文學者看法，與一個讀經濟學者所提出的改善，正是不謀而合。
在秋雨眾多的文化評述中，出現在《借我一生》第四卷第三章中關於中華文明的幾段話，令我這個長期研究落後地區經濟發展的人讀後為之折服。他寫著：中華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一些綜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現為——在傳導技術上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在傳導狀態上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在生息空間上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在精神空間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在外部關係上因農耕生態而沒有過度熱中於軍事遠征；
在內部關係上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性無序狀態；
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借助於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我近年來參照西方的管理學說，也闡述一個社會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才能發揮生命力、競爭力、執行力等等觀念。
從柔性的人文省思到硬體的經濟發展，我們都無法擺脫無所不在的文化與制度的力量；我們更無法避免千年以來文明興衰的衝擊。
「天下文化」與《遠見》雜誌能邀請到余先生在台灣停留三週，是我們對台灣社會能做的一些貢獻。從春節初一在佛光山與星雲大師對談「人生領悟與文學人生」開始，余先生做了近十次演講，接受了十七次媒體的訪問。
他做到了他說的：「文化人不能故做清高躲在一邊。」
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我們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大空間、大時間、大文明下的忠實讀者與聽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