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們整個時代辜負了他，」專精於台灣近代建築史研究的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王增榮，有些感歎地說：「王大閎先生是沒有被時代正確認知其價值性的建築先驅。不只是建築界不清楚他的重要性，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權力者，也完全忽視他所具有能帶領台灣建築方向的潛能。是我們自己放棄了一個機會，也辜負了一個有想法的人，這是未來台灣建築發展的一個警惕。」
王大閎1918年生於北京。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曾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部長，以及行政院長、司法院長等職務。身為獨子的王大閎，自幼受到少見嚴謹也優秀的訓練，包括十三歲離開中國，赴瑞士進入他稱為「畢生難忘」的栗子林中學，以及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在後者，他與貝聿銘以及方過世的美國教父級大師強生（Philip Johnson），同時受教於包浩斯學派領航者葛羅匹斯（W. Gropius）。
頑石般據守台灣五十年
王大閎、貝聿銘與長年旅居德國並於近年離世的李承寬，大概可被稱為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首批華人建築師之列。王與貝是同窗，彼此仍偶有書信往返，但兩人一個蝴蝶般翩然於國際政商與建築舞台間，一個卻頑石般選擇據守台灣五十年如一日（王大閎自遷居台灣後，近五十年未跨離國門一步），人生方向與建築態度南轅北轍。
貝聿銘早期以去文化性格的國際式樣（International Style）著稱於世，近年因其建築市場轉移至華人世界，才有大逆轉般如蘇州博物館、強烈想與在地文化結合的意圖出現。而王大閎雖然長年在西方教育體制下成長，卻自始就顯露出想把傳統中國建築與西方現代主義做出連結的使命與責任感，這部分也是他與貝聿銘及李承寬間最大的差異。
王大閎的作品極多，但是商業性的案子卻不多，主要創作高峰期大約始自1960年代初期，例如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淡水高爾夫俱樂部、林語堂宅、台北濟南路的虹廬自宅、寶慶路的亞洲水泥大樓、登月紀念碑計畫案、外交部，乃至於1972年，堪稱他代表作的國父紀念館。
他自己曾說：「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而登月紀念碑則是我自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
登月紀念碑當年曾經熱烈的引發台灣社會的迴響，並由當時外交部長魏道明為首的社會名流，積極合力推動捐贈這個高度逾二十層樓、優美白色雕塑物，做為美國獨立兩百年的禮物，但是後來卻因政治環境的改變，讓這計畫案終於胎死腹中。
登月紀念碑──無疾而終的單戀
曾在1980年代初期於台北工專受業於王大閎的葉錦榮建築師，最近正準備將這個雕塑案，以約一層樓半高度的迷你版本，在他所設計於台中住宅案的廣場中複製重現。葉建築師表示這樣做，是為了表達他對王大閎的敬意。談起當學生時的記憶，他說：「那時學生都很敬重王大閎老師。王老師教學很能引導學生想法，教學態度謙遜也實際，是完全不嚴厲的老師。」
但對這個登月紀念碑的意義與價值，建築專業界也有不同的聲音，以「921地震邵族家屋重建案」受矚目的謝英俊建築師，曾在文章裡這樣寫道：「在我看來，他的作品裡，天母住家是登堂入室的契機，但沒有再繼續下去，而浸入登月紀念碑的單戀中，是致命傷，這讓一代天才隱沒。……對登月紀念碑的浸淫，或對一個（理想）夢境的浸淫，是危險的，尤其是如此明確具象的東西。『夢』必須模糊，在推進過程中，它的豐富性、有機性、模糊性與精確感才能依階形成。」
這件設計案曾發表在美國的建築雜誌，也引發一些迴響，作家米勒（Henry Miller）就寫說：「王大閎以一對象徵手臂直聳上空的石碑，表達了太空人登月時向神應有的感恩。」
無論如何，登月紀念碑還是讓我們見到王大閎對人類未來，積極也善意的樂觀態度。
作品、生活一致的極簡風
他的國父紀念館，則很可能是二十世紀裡，在嘗試將中國建築現代化最成功的經典作品之一。王大閎自己曾說：「真正的中國建築，是簡樸淳厚，非常自然的，尊重現有的大環境。明朝以前的中國建築都比較單純，我在裡面住過，有印象、有感覺。」
王大閎的兒子、也是開業建築師的王守正，也同樣以單純來形容他的父親：「他的生活非常規律也單純，一切事物都有著自己的位置與秩序，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還說到父親常被外界傳言說是很難與業主配合的建築師，但是王守正並不以為然，因為他記得父親如何總是苦口婆心的試圖以耐心去說服業主，與如何費盡心力期待對方能接受他理念的誠懇態度。
王大閎當年在聽到王守正想追隨他的腳步學建築時，表達了不贊成的態度，原因是：「做建築太辛苦，而且你的個性不適合。」這裡的個性指的是應對外在商業環境的性格能力，但是王守正依舊堅持自己的決定：「父親後來也不再反對。他對我做建築，一直保持著客觀的不干擾性，讓我按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銘傳大學建築系任教的徐明松，對王大閎這樣的「簡單」特質，似乎也有同感：「王大閎的建築有一種類同密斯（Mies）的簡約極致性，整個風格是那樣的簡潔，讓我甚至會想到禁慾般的修道院呢！」
王大閎一直維持讓工作與生活互不干擾，也相信人的全面向可能，他除了早年以翻譯並改寫的王爾德小說《杜連魁》（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為人所知外，私下也繪畫、作曲及寫作，甚至目前還正以英文撰寫一部科幻小說。他十分推崇古希臘全人的教育觀，在談論到他上過的兩所世界一流大學時，他這樣寫道：「在哈佛追求學術與技能，成為生存的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方式，劍橋大學的生活卻充滿了優閒與優雅，除了追求學識外，更為了尋求更廣闊的生活，也就是古代希臘所宣揚的全人教育。」
他甚至接續以略帶批判的語氣寫著：「哈佛大學可以產生一個甘迺迪總統，但不可能產生一個王爾德。非要牛津大學或劍橋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個王爾德。」
王大閎的生命與建築，都讓我們見到一種自制的簡單性格。1968年葛羅匹斯曾函寄王大閎一封手抄希臘詩人賽弗里斯（George Seferis）的詩，這首受到王大閎珍愛的手稿詩裡，也提到了簡單的重要性：「……已到了只說非說不可話語的時候了，因為明日我們的靈魂將遠航。」
在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我有幸與王大閎先生數度晤面，也匆匆通過幾次電話。王先生話語簡約，非不得已絕不發表意見，也堅決不以己見干預別人的想法，對各人的獨立思考有極大的尊重。
不完美，但不後悔
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裡，有學生聽王大閎謙稱自己的建築作為不算成功時，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從事建築嗎？他迅即回答說：當然不後悔，因為建築是迷人的藝術形式。
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那你後悔嗎？我楞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地說出話語來。
台科大教授王增榮還感慨地說：「如果我們的時代與社會，曾給予王大閎像貝聿銘一樣的機會，他一定也可以在國際建築界開花結果，我們台灣如今的現代建築，也因此可以走得更好更豐富。」
這或是正確的評斷。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建築界，因為有了王大閎這樣四十餘年無私的付出，的確也不用再自覺乾燥與心虛了。對於王大閎究竟有無得到正確價值定位的思考，或也不用著急，歷史自會清明還原每一個創作者的真實位置的。（作者為建築師、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