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日戰爭後，中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第二次中日戰爭後，日本交還台灣。
四十三年過去了，但是在許多參與其事的人心中，戰爭仍然持續著。
抗日故事失去聽眾一位國軍將領的遺孀，提起「小日本鬼子」便咬牙切齒。她堅持不用日本貨，也勸告每一位親戚朋友不要用。她經常出國旅行，但絕對不去日本；有幾次飛機必須在東京過境或轉機，她便枯坐在過境室裡，那兒也不去，連一張明信片也不買。「日本是我們的敵人，我決不丟一毛錢在日本。」她說。
許多老榮民談起日本軍在中國的暴行，以及當年打日本人的故事，可以口沫橫飛地講上好幾個鐘頭。只是他們發現聽眾愈來愈少；當年併肩作戰的夥伴一一凋零，後輩子孫沒有興趣，也不能體會。而他們自己，也不見得都能像那位將軍遺孀那樣抗拒時代潮流；大多數家裡不是擺著日本電鍋，便是裝著日本冷氣，更不要說小兒女用的日本文具、電視裡播的日本卡通了。
「日本人發了！」一位退伍上校喃喃自語。他的眼神空洞中有一份蒼涼、一份無奈。抗日的故事再也說不出口。可是要他承認日本人「了不起」，那也是門兒都沒有。
與他們年齡相若的更大一群人，沒有抗日經驗，卻有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他們大多數不討厭日本人，反而相當懷念甚至眷戀日本。他們也喜歡講關於日本人的故事，講的是日本人在的時候，治安如何良好、政治如何清明、政府如何有效率、社會如何安定。
他們尤其喜歡拿過去的「好」來對照今日的「壞」。日據時代當過「高雄州巡查(警官)的一位老先生便說：「日本人管得好。他們統治是為國家做事，不像中國人為自己，國民黨大官不負責任……。」
「五十年的殖民，說統治那是政治名詞，其實就是五十年的相處，五十年的共同生活。」日本文摘總編輯洪美華分析，升斗小民不管政治，只關心自己的生活。
從最初的反抗、反感，到後來的做順民、良民，日本人的皇民教育成功，台灣人的國家意識日形淡薄。日據晚期，秩序建立，而台灣人也與日本人有了相當程度的默契，「對他們來說，日本政權親切又熟悉，反而是中國大陸的政權很陌生。」
國民政府渡海來台，很多作法與台灣人想像中不同，也與他們習慣了的日本人大不相同，他們很自然地拿來與日本人比，覺得很多地方都看不慣，這更轉化、加添了他們對日本人的懷念。這心情，隨著時間的消逝和空間的距離而益發浪漫起來。曾經留學日本的年輕作家吳繼文看到受日本教育的父母一代，普遍對日本有著憧憬和幻想，感覺原因之一是日據時期正是他們無憂的少年時代，而那個時代又比較單純，回憶起來尤其甜美。
生活方式摻雜日本風
五十歲以上的本省人，仍有不少會在酒後合唱日本歌。平日在家，他們也習價住日式房子，看日本錄影帶、聽日語歌、交談中夾雜著日語。生活方式中摻雜的日本風，他們無意也很難改變。
有些人在國籍認同上有著錯亂。在日本立教大學任教的王孝廉看到台灣老人整批整批地去日本，「像老兵還鄉，他們去懷古。」這些人心中隱隱有一種遺憾：「要是當初一直殖民統治下去，如今他們也是強大的日本帝國子民。」不少人點出他們的心事。
高雄中學的一位英文教師，早年原本已經改了日本名字、入了日本籍，並且在日本唸書。但是戰爭末期，他不願當砲灰，選擇做台灣人，回到台灣。不久日本戰敗，退出台灣，他一方面慶幸自己沒有當砲灰，一方面心理一直不平衡，好像失去了祖國。前年他提早退休，找出當年的一些證明文件，經過各種繁瑣手續，終於恢復了日本籍，如願定居日本，「那種快樂，實在難以形容。」他的朋友描述。
不幸像他這樣的人，到了日本往往發現自己不見得能融入那個社會。聯合晚報記者羅錦裕便看到在日本有許多台灣去的人，講台灣話、跟台灣人住在一起，做台灣生意。他不禁問：「那你們來日本做什麼？」
五十歲以下的人，大多數對日本既無深仇，也無大愛，卻可能掙扎在兩種感情之間。洪美華小時候常聽父母談起日本人如何好，可是到了學校，從書本上得到的日本印象劫是「侵略者、壞人」，她覺得充滿矛盾。
剛光復時，王孝廉在台中鄉下唸小學，老師們也才開始學國語，「他們彼此交談用日語，罵我們也用日語。」他是那個環境裡唯一的外省人，那種日本文化與閩南文化揉合的鄉村色彩，他也很容易地視為理所當然了。與洪美華一樣，對日本的反感，是書本給他的。
文化上的特殊角色
由於沒有切膚之痛，吳繼文少年時代讀日本侵華史，並沒有太深的感觸。兒時父母教他的日本童謠記憶猶新，眼前又看到日本由一個戰敗國躍升為世界經濟強國。似乎家國之痛全是書本上的、歷史上的，現實生活裡接觸的日本全是它好的一面。
可是從書本上、歷史上，這一代也傳承了另一重苦悶，而日本，在這裡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上一代部分台灣人有國家認同的錯亂，這一代戰後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也有民族認同的困難。從民國三十八年到七十六年，漫長歲月裡，台灣的人得不到中原母體文化的滋潤。老一輩擁有回憶，年輕一代只能從圖片、文字中去想像。
中國似近實遠。書本給了他們故國之思，卻不能滿足他們的故國情懷。台灣急速現代化了，幾番流離與周折，傳統脫略許多，退居生活中的點綴。嚮往古典中國的年輕一輩，發現反倒是文化同出一源的東瀛日本，保留了許多中國東西：「像是京都、奈良的寺廟，日語中的古漢文語彙等，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吳繼文便是這樣，把日本當成了中國文化的替代品，懷著另一份憧憬，負岌東去。
從比較現實的層面觀察日本，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動。日本人認真、重效率，有埋頭苦幹的傻勁，這些是現世中國所欠缺的。中國人不太會去和西方比，因為覺得兩者差異太大，可是日本？沒有戀日情結的中國人從潛意識裡就瞧不起這個「文化上的表弟」，如今看到它事事超前，內心的感受也很複雜。
研究日本，反省中國
企業顧問顧卓雄便形容日本是「小老婆的兒子」，可是又不得不讚嘆「其靈魂是中國文化的精確靈魂」。洪美華唸法律研究所時，因為讀日文書而察覺日本人的「可怕」，憬悟到學習日本、瞭解日本之必要。
中醫師李家雄為了鑽研中醫聖典「內經」，三次赴日拜訪日本老漢醫，查詢資料，他驚嘆於日本資料蒐集之完備，從此投注心力，研究日本這個民族。「研究日本，便是反省中國，」顧卓雄說出他們的心情。
在學習、瞭解和研究的過程中，他們常不免厭惡日本，甚至有些痛苦。主要原因是日本對於它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缺少一份尊重。王孝廉指出，日本人對中國，文化上是自卑的、物質上是驕傲的，但他們自卑的對象是中國大陸；對台灣，他們只有驕傲。「他們不能尊重我的國家和同胞，」洪美華激動地說：「這樣的國家，我也不想去誇大它，一廂情願地去喜歡它。」
中日兩國恩怨既深，本已易於感情用事，近兩年日本開始否認侵華事實，修改歷史教科書，前後兩任首相先後參拜「靖國神社」，向掀起戰爭的日本軍閥致敬，種種小動作更刺痛了中國人的心。
自認是「理性主義的一代」的中、青年，仍然力圖「把感情與理智分開」。他們很理智地表示，日本人不願告訴子孫自己過去的惡行劣跡，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們真的能把愛恨留給上一代，瀟瀟灑灑地面對扶桑三島這「兄弟之邦」嗎？
一般說來，中年以下的他們，既不像老一輩的外省人，企圖把日本蓋起來，假裝它不存在；也不像老一輩的本省人，迷信日本。他們確實比較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平心靜氣地去觀察日本，欣賞或批評那塊土地與其上的人民。
心情微妙
但是，許多時候，他們的心情是微妙的。在微笑著學說日語的同時，他們的內心可能有針刺的感覺；看到日本井然而乾淨的社會，他們會痛心地想：「什麼時候，我們也能有這樣的水準？」看到歐美人把日本當成東方文化的代表，他們心有未甘；西方人眼中神秘無比的日本茶道、劍道、花道等，在他們看來「有什麼了不起？」
他們不承認自己有日本情結：「那是上一代的事，」他們說。但是，日本情結似乎正以另一種面貌，體現在他們身上。只不過，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教育普及，他們建立了自信，情結雖在，心理卻健康多了。
日本風吹襲著全世界。在台灣，日本的影子新舊交迭，渲染得特別濃烈。十幾歲的少年，摩托車上貼著「神風」、「必殺」，T恤上印著「原宿族」，招搖過市。更小的孩子，則熱衷於「任天堂」，沈迷於「無敵鐵金剛」，吵嚷著暑假去東京逛「迪斯奈樂園」。日式商店愈開愈多，日本商品如影隨形，「日本」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人擔心下一代成為「被日本商業征服的一代」，他們提起「文化侵略」、「經濟侵略」等名詞。但是中年和青年人大都不怎麼擔心。他們認為文化的滲透與交溶不見得是壞事，至於少年人的崇拜日本，只是一種流行風潮：「日本東西不過是在裝飾他們的青春。」成人何必太認真？
自信心愈強的人愈懂得寬容，知識愈淵博的人愈不願遽下判斷。台灣社會的中堅分子不急著批判或認定什麼，他們只是呼籲：「戰爭已經結束四十多年了，就讓它結束吧。」以「平常心」來看待，日本既不是妖魔，也不是神明，日本只是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