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踏入黨、政界十多年，可否分析一下自己的長處和弱點？
答：我以前跟青年朋友談話時，常提到「待人忠誠、處事忠勤」。如果說我有什麼長處，就是做事情規規矩矩，腳踏實地、不搞花樣。
我的弱點是，性子比較急一點。我在辦公室裡掛這幅字－－「世事多因忙裡錯」，就是希望提醒自己，做什麼事，要快、也要穩。
曾想遠離政治
問：你從政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答：實在講，這是一個太難回答的問題。我回國之後一直追隨經國先生，只曉得把他老人家交付的任務好好完成；是「人家要我做什麼事情」，從來沒有想到，「我想做什麼事情」。
經國先生過去以後，我曾經想去教書。不是教大學，而是到鄉下去教中學或小學，跟政治離得越遠越好。
問：這好像不太可能嘛？
答：誰知道，其實你想什麼，除非是參加競選，可以按你想的去做。但是在現實中、在政治上，好像並不太可能盡如自己所願。
問：在新聞局長任內你曾經提到，台灣應該有「小而大」的精神。請問台灣如何才能小而大？尤其是跟大陸比較時，怎樣來體現這種精神？
答：在量上面，我們比不上大陸，只有靠質。拿日本來講，它如何能跟美國比？日本一開始就比生產力，絕不比數量。這就是小而大的基本精神，用quality勝quaantity，以質取勝。
聖經上也講到，大衛王怎麼去跟大巨人打仗－－靠他的信心、毅力，靠他本身的條件。跟大陸爭，旁的東西很難比，唯一能靠的，就是我們的「質」。歸根究柢，我又強調教育。我們要靠社會、學校以及各方面的教育，來提升整個國家的水準，增強我們的條件。
教育真正是立國的根本。我講小而大的精神，就是每一行每一業都不斷加強自己的專業。跟人比較，量不一定多，但質好。當然，質高到了某一程度，量也會增加。日本的人口不比其他國家多，但生產總量卻超過其他許多國家，這就證明，質的提升可以帶動量的突破。
問：台灣身處海島、地方又小，除了以質取勝外，在氣勢和氣度上，是否也需要「小而大」？
領導人要有氣度
答：中國傳統的讀書人最講究氣度和境界。舉人跟窮秀才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氣度。有一個關於明太祖、成祖和惠帝之間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
明太祖出了個上聯－－風吹馬尾千條線，要成祖和惠帝對下聯，惠帝對的是－－雨打羊毛一片尖；成祖對的則是－－日照龍鱗萬點金，成祖的下聯，就顯示了所謂的氣勢。
台灣似乎因為地方小，什麼都要求大，而不追求好。例如，有人會說我是全台灣最大的什麼，卻很少有人說，我是台灣最好的、遠東最好的，甚至全世界最好的什麼。
人的心胸要開潤，尤其是領導人才，一定要有氣度。如果沒有，以台灣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資源又有限，如何光復大陸？我們的地方小，但志氣要大、要高，不過也不可以夜郎自大。
過去中國傳統很講求訓練一個人的氣度，現在的教育已不太講究培養氣質、氣度了。譬如人窮但志不窮，照樣讓人看得起；一個人雖然很有錢但充滿銅臭味，不見得能讓人有好感。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說外匯存底有多少億，這不是中國人的氣度，中國人從來是很謙虛、不炫耀的。可能這方面的心態是要調整調整了。
問：提到大陸問題，你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套什麼樣的大陸政策？
合乎實際的大陸政策
答：我們要有一套合乎實際的大陸政策；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我們必須要瞭解一些事實。
舉一個例子來講，大家都清楚國家安全的重要，卻忘掉經濟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記得十多年前我剛回來時，發生能源危機，在美國必須排隊加油。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美國有的是油，阿拉斯加、德州都有油，為什麼不多開發一點，來滿足市場需要，而一定要靠從中東買來的油呢？
原來美國有一個有關「戰略儲存」的法案，根據這個法案明定若干戰略物資，美國要儘量向外採購，避免完全開發美國國內資源。也就是說，當全世界都沒有油的時候，美國還有；當別人的飛機不能起飛時，美國的飛機照樣有油可以起飛，這就是戰略儲存。 換言之，經濟也與國家安全有關。像北約、日本都想跟共產國家做生意，但對於一些戰略物資，再怎麼做生意，也不隨便賣給共產國家，而有一套管制的辦法。
請再看看我們現在，有人為了有利可圖就跑去大陸養鰻，殊不知，長此以後，國內的養鰻業，豈不將受嚴重的損害？除非我們的經濟已經真的升級到了某一程度，可以放棄這一行業了。
問：基於這樣的認識，你能否提出一些大陸政策的具體理念和原則？
答：我有一套簡稱為「一．二．三．四．五」的大陸政策。
「一」就是一個目標－－一個統一的中國。「二」就是二個區分，區分什麼是中共，什麼是中國；什麼是政府，什麼是民間。今天我們反對的是共產主義，不是中國。電視上不能播萬里長城，但萬里長城又不是毛澤東造的，錦繡的河山是中國的遺產，中國和中共要畫分清楚，幾年前我就說過，讓中國的歸中國，中共的歸中共。
開放仍有限度
有些事情民間可以做，政府不能做，政府之所以不做，是因為政府代表整個政治上的原則、立場。就是因為政府堅持某些不變的立場，才逼使中共不斷改變其表態，也就是說，使得中共須以「萬變」應我們的不變，其間主動與被動的姿態，應該非常明顯。
「三」就是三個原則，第一，安全原則，先求自身的安全。第二，反共原則，不管怎麼樣開放，我們也不會開放到漠視共產黨的威脅。第三是人道原則，開放探親、通信等，都是人道的原則。
「四」是四個做法。第一是民間的。第二是單向的，我們去大陸，為什麼不讓他們來，顧慮的是安全問題。到那一天對安全的考慮比較有把握時，可以慢慢放寬，但還是得考慮安全。第三是間接，因為台灣小，必須要穩，所以要漸進。第四是階段性，對每一個階段均須慎加檢討、考慮和調整，以爭取彈性和主動。
「五」是五個理想，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所號召的自由、民主、均富、和平、統一。一、二、三、四、五歸納起來便是我的看法，但隨時還是應該檢討，保持時空的彈性。
問：能否根據你的信念解釋一下，怎麼樣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應該有那些具體的步驟和做法？
答：這是個好問題。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基本原則，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是很有步驟的在做。因為早期在大陸時的教訓，使政府到台灣第一件做的就是民生主義，實施土地改革、從事經濟建設。把民生主義做好了以後，最近這幾年來，又 致力於民權主義，實施解嚴及開放政黨等等，已讓人刮目相看；不過一些軟體如政治的基本建設，還有待加強。這些做好了以後，就會朝民族主義邁進統一中國。
可見由民生到民權到民主，國民黨是按部就班，有步驟的在做。因此才使得大陸從早期的經濟學台灣，到後來的政治學台北。接下來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了。這是階段性的工作，我們一步步在推動。
問：近一兩年來，政府行政系統常公開批評，黨的組織太鬆散，黨員的力量沒有凝聚起來。你覺得這種說法是否公平？問題出在那裡？
舊組織跟不上新社會
答：問題還是出在黨的組織結構功能。過去四十年代的組織結構，已不能因應現在七十、甚至八十年代的社會和政治上的需要，這是事實。
早期，人家說國民黨是「以黨領政」，我認為講得不是很切實際，那時期應該是「以黨輔政」。也就是過去政府和黨的機構是平行的，像政府有新聞局，黨內就有文工會；政府有廣電處，文工會內部也有一個管廣電的機構，黨政之間很多是重複的機關。
未來，黨最重要的工作，一個是決策，一個是選舉。在決策方面，是中常會在做最後的決定，但政策的擬訂和設計的過程當中，卻往往缺乏專責幕僚業務的機構。
談到政策，大家都會想到中央政策會，事實上，中央政策會所管的，在近些年來，絕大多數是法案的協調，這是屬於國會運作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參與政策制訂的工作方面即嫌不足。像行政院組織法這麼大的事情，在黨內沒有討論過，關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研究擬訂的過程，事先黨沒有接觸過，都是到最後決策時才參與。
過去因為黨政結為一體，所以還可行，今後黨政要分工，有很多事情需要調整，否則無以因應未來的狀況。就政策方面來講，今後應是黨決定政策，政府執行。同時決策過程要民主，讓更多的人來參與決策過程。雖然我也是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但過去七年來，我沒有一次是以中央委員的身分參與決策過程的。
換言之，過去中央委員不具有名實相符的影響力，不是一個實際決策的角色。是不是今後能讓中央委員、黨務顧問，讓從政同志及更多的學者專家能夠對黨的決策貢獻力量，使得我們在政策上黨意跟民意相結合，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檢討的地方。
由支配者變成競爭者
其次是贏得選舉。過去我們是一個占優勢的黨，多多少少是扮演所謂支配者的角色。現在要變成一個競爭者，既然要跟別人競爭，就要有競爭的條件，競爭的準備、裝備，沒有這些，無以與人競爭。
但過去黨的組織結構的設計，不是以競爭為主，所以在最近幾次的選舉中，發現黨的組織結構發生了一些問題，假如不加以調整，未來的問題可能還要更嚴重。
這就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假如我們的結構不能做相對的因應，就很難辦事了。例如在鄉下的羊腸小徑，還可以行駛拼裝車，但現在要走高速公路，就必須改用現代化的汽車。
對未來，有人說我們是不是學日本、學美國，但我想有三個基本方向必須要黨裡面來做。第一，必須要走向民主。黨的政策制訂過程必須要讓更多人參與，黨的內部要民主，使得黨員之間的向心力增強，黨跟民眾之間的情感也要交融，使得民眾知道黨的政策是為人民服務的。
第二是負責。黨的政策要向選民、黨員負責；黨的從政同志要向黨的組織負責。
第三要有效率。組織是否能真正肆應未來的需要，要精簡、要充實，要統合，讓力量更壯大，也就是要做到有效率。不但是硬體(組織結構)上須重新調配，運作方式上也要調整。
我常常跟黨工幹部談，為什麼我們的小組老開不了會，但很多工商團體每個星期都能開會，而且樂此不疲，即使不開會會罰錢他都要加入那個團體。因為會員覺得不去開會對自己是損失。
黨德必須加強
為什麼我們的小組開不了會呢？因為社會文化變了，新的參與性的社會文化，，必須要有一個參與性群眾組織的團體來對應。不能對應，組織跟他就會脫節，一脫節就無法產生功能，所以必須重新在這地方做調整。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軟體－－黨德也必須加強。參與黨，是為了什麼？是為個人私利？還是為了理想與抱負？在今後的黨務革新中，這些都會加以調整。
問：目前究竟有沒有黨政不協調的問題存在？
答：事實上，行政－－特別是有些政務官，忘了今天是因為黨在執政，他才能做政務官，如果換了別的黨執政，他就不是政務官了。所以不單是黨要跟政務官配合，政務官也必須跟黨配合。
但現在行政首長卻常常講政府要中立，一談到黨部，就認為只指涉中央黨部。錯了！上自行政院長到部長、政務次長這些政務官，都是黨的幹部。如果換了一個黨，這些人就要另外找事了。
不要認為執政「黨」，只是中央黨部，事實上還包括從政的政務官。中央黨部制訂政策、原則，真正執行的，主要還是執政黨派去擔任政務官的同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人說，為什麼立委黨員天天在立法院搗我們的蛋，不幫我們的忙？請問行政首長在制訂政策之前，有沒有跟執政黨的立委同志商量過？如果沒有，因為不能在黨的內部討論這些問題，他們就可能到立法院會場上表達與政策相反的意見了。
全世界的先進國家，執政黨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扣緊預算的荷包。但我們的行政同志在制訂預算的過程中，也往往忘記跟執政黨立委黨員聯繫，這些從政的立法委員，平常沒有表達的機會，只有到立法院裡爭論了。
我們過去的運作體制並不符合政黨政治的方式。馬樹禮先生在日本很久，他常跟我提這個故事：每年一月份時，谷正綱先生要舉行自由日大會，總要請日本、美國的參議員參加，每一個日本議員都說：「我會來，不過一月份是自民黨內部審查預算的時候，假如我那時不參與，就沒有機會了。」所以日本議員常常缺席，他們不是故意不來，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為選民爭取預算。
沒有參與，怎麼支持？
請問，我們制訂審查預算的過程，黨籍的立法委員有參與的機會嗎？沒有。總是到最後，由行政院送到中央政策會，希望照案通過。他們沒有參與，怎麼支持？又如何向選民交代？今後我們必須改以負責的做法，如果從政同志提出來的預算不能向議員負責，那議員同志又怎麼向選民負責呢？一個不能負責的體系，黨政運作如何會有效呢？
政策若不能貫徹，時間一久，就變成了黨紀的問題。是先有政策上的不能參與，產生黨員對黨的離心力，以至於做法上不能一致。如果能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化運作方式，就不會產生剛剛說的問題，即使有，也比較少(這或者又牽涉到另一層面，有關黨德的問題了)。
所以我講，未來的黨務革新所要革的、要改變調整的，不全然只是中央黨部內部的組織，應該涉及到好幾個層面的關係，其中包括要重新全盤調整黨與政之間的關係，黨與群眾、黨與黨之間的關係也都要重新調整。
再進一步來講，世界各國的政務次長都是擔任政府跟國會之間的聯繫工作，但我國由於這些年來國民黨長期執政，政務次長變成了文官的一部分，成為升任部長的階梯，每天捲到例行的文官事務裡去，而較少跟國會聯繫，因此行政院的部會首長就不免在立法院挨罵了。
現在這整個觀念的架構要加以調適，不調適的話，我們的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很難落實，這是一個全盤的大工程。
問：有人說，短期而言，國民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打贏明年底的選戰。黨部到底準備怎麼樣應戰？可否談談國民黨的策略？
國民黨最大的本錢
答：依我的感覺來講，在可預見的將來，國民黨仍然是中華民國的主導力量。國民黨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也有好的主義、好的領袖，更重要的一點，國民黨最大的本錢，是還有一群治國的精英。
為了因應未來的選舉，國民黨一定會做很大的改變，組織結構要做一些調整，但關鍵仍在於要贏得選舉，贏得人心；要贏得人心還是得靠國民黨的政策和作為。
在中華民國的選民當中，最重要的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有兩個大的特性，即要求安定，又要求進步。所以能不能滿足中產階級民眾的需要，是黨必須真正深切體會的事。黨的重要幹部假如不能有這樣的認識，國民黨真是會遭遇很大的困難。
有位新聞界負責人告訴我說，如果國民黨失去優勢，或許會引致台灣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周邊還會有很多其他的狀況發生，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此黨未來的革新和行政上的調整，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
國民黨畢竟是有很多默默耕耘，有理想、有抱負、有見解、有做法的人。我覺得國民黨的前途還是看好的。
問：目前黨、政、中央民意機構，甚至連工商企業界，都充斥要第一代儘快把棒子交出來的呼聲。身為政界第二代，你對接棒問題有何看法？
答：我舉外交界為例。十幾、二十年前，外交界的泰斗都是一時之選，但現在，外交機構有些年輕人，外文、中文的能力似乎都有待加強。
做好接棒的準備
我絕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一代都是庸碌之輩，不過我們自己要常想想，談到接棒，我們是不是也有像當年前輩們一樣的條件，是不是已經做好接棒的準備。
這可能又與時代和環境的變遷有關。以前的留學生在美國唸書，暑假時，要嘛去打工，要嘛接受其他訓練，現在不少工商界的孩子，都用父母的錢，放假就回到台北來。我倒不是說他們不該回家渡假，但是他們如果拿同樣的錢在美國多看看多學學，可能有更大的收穫。到美國除了從圖書館、教室學習之外，還可以從美國的社會上學更多的知識與經驗。
我常認為，不要怪別人沒有給我們機會，而要問自己，當機會來的時候，是不是能做得比人家更好。
問：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往前看，你覺得未來的國家領導人才，應該具備那些條件？
答：未來國家需要一群識見宏遠、具國際常識，智慮忠純、頭腦清楚、分析判斷能力強，有強烈的信念、方向感，有氣度、心胸開闊的領導人才。
基本上，他應該要學有專長、有組織能力、知人善用。就像手錶，當中的那個主輪雖走得很慢，卻帶動旁邊幾個走得很快的輪子。領導的人物要能操危慮患、高瞻遠矚。
最後，最重要的還要有良好的操守，領導人要以身作則，讓人家信服。未來這樣的人才培養得越多，國家就越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