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的消息，對於海內外的中國人(包括大陸同胞，甚至共幹)，都是晴天霹靂。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其情緒有下列的劇烈變化：先是驚愕，對此消息難以置信；繼而哀痛，顯示無限悼念；終而沉思，思索未來局勢將會如何發展？如何因應？
未來局勢可分對內與對外兩方面來探討，先說內部局勢。
經國先生在世之時，人們經常討論的，乃是接班人或權力移轉問題，而總統於生前曾以堅決口吻回答外國記者，一切依照憲法規定，蔣家親屬絕不參與。現在證實此言不虛。經國先生生於一月十三日下午逝世，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即於晚間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由於李總統一向謙沖為懷，而且黨齡較淺，在執政黨內，可能不致採取剛性領導，而將有集體領導之趨勢。所謂「集體領導」，只是權宜性名詞，其意義是核心份子各別發言力量將比以前增加。其中，軍方發言權可能較以往加強，但決不至於演變成軍事統治或軍人干政的局面，因為今天的國軍高級將領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在蔣故總統薰陶下，均有接受民主的雅量，衛護憲政的決心。軍方發言權加強的方向，可能是在鞏固國防、維護社會秩序方面，若國內發生重大的動亂，軍方亦有強化統治的可能性。
執政黨力謀團結
由於執政黨內部可能出現集體領導的傾向，也許有人疑慮會不會演變成群雄並立、黨同伐異，彼此爭權奪利使國民黨四分五裂，使國家危如累卵？但稍加思索，就會知道這一情況絕對不可能出現。因為現在黨內大員一向是接受一元化領導，不像日本自民黨那樣來自派系集團的混合－－自民黨平時還能相互鞭策，和衷共濟，維持戰後一直執政不墜，何況這些大員均存有憂患意識，定能共體時艱。現在，島外面對共產黨強敵窺伺，島內面臨民進黨一再挑戰，執政黨內大員力謀團結尚且不暇，豈有鬧分裂，搞鬥爭之可能！
依正常情況發展，黨內各領袖將會和衷共濟，亦會相互鞭策、相互勉勵－－說得露骨一點，就是相互監督，任何一方派出或保薦一個幹部出任黨內或政府要職，將不僅要求他對領袖個人的忠誠，更需要具有適當的學識，才華歷練，因為從此以後，出任要職的幹部(尤其是政府官員)，可說是「十目所視」，各方領袖以至社會大眾，都將睜大眼睛，觀察其言行與績效，一有差錯，就會變成「十手所指」。
是以，最好的想法是，集體領導的結果，將是用人唯才，執政黨內各領袖多方網羅人才、培植人才，而有些像抗戰前南京政府的氣象(甚或抗戰初期、汪精衛出走前的形勢)。當時，執政黨內蔣、汪、胡、孫等領袖，均禮賢下士，爭取、任用人才，以擴大其各別的政治基礎，也為中國國民黨贏取了廣大民心。
負起憲法賦予的責任
當然，亦有情況不好的可能，那就是這些領袖彼此協議，採取分贓政治，將黨內與政府內要職作為配額，按力量大小分配給各領袖，這將使我國政治進入黑暗時期。不過，這種不好情況不太可能出現。
姑不論這些領袖是否有憂患意識與謀國熱忱，即使從其自私自利的行為分析，這種分贓政治縱然出現，亦不會持久，因為根據經濟學「共謀性寡佔模式」，寡佔者暗中勾結，@同提高價格以增加利潤，但因各懷鬼胎，希望他人遵守此一協定價格，自己則暗中降價，以致統一價格或共同漲價之計畫經常流為畫餅。
分贓政治之配額亦將如此，彼此表面上似乎相安無事，暗中卻可能各懷鬼胎，若干領袖可能暗中串連，打擊另一批領袖，以改變均勢。假若這種縱橫鬥爭之勢愈演愈烈，則將黨裂國危，這幾位大員將為黨員共棄，亦將為國人共棄。
任何偉大領袖，多為強人，蔣經國總統亦是如此，基於天塌下來有「強」人頂的模糊概念，我國政府高級官員，即使是政務官，在以往多習慣於接受命令，而不願或無法負起應有的制訂政策之責任，反正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做對了，與有榮焉；做錯了，則振振有詞地說是「奉命行事」。
今後，李總統可能不採剛性領導方式，則政務官將須負起憲法與法律所賦予的責任，立定腳根做人，挺起腰桿做事，就其本位工作掌握機先，而不可亦不致再存依賴、被動與推諉之心。
在社會方面，截至現在為止，大家亦習慣於大家長制度，反正國家大事有總統在操心，在擔當，與我小市民無甚關係，於情緒不好之時，還可以像小兒女撒嬌一般，和家長鬧瞥扭，甚至作對。現在，大家長撒手西歸，很多人頓失重心，惶惶不可終日，但亦給予社會大眾一個機會教育，學習到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個人主義。
本土化落實泰半
個人主義不是放任或放縱，而是人格主義與責任主義，每個人在各方面學習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並理解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可人云亦云地瞎起鬨。是以，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文化面將有一番激盪。若是每個人不能自我反省，則將人心惶惶、社會不安，直至找到或塑造出另一位權威、強有力的大家長為止，但仍然耽於依賴，疏於負責。
若是每人能深切省思，培養獨立的人格，履行應盡的責任，奮發向上，則民主政治將會從此扎根，人本主義的文化得以形成。
關於民進黨，其基本訴求是「本土化」，現在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且可能為執政黨的主席，則「本土化」可說已達成泰半，是以，其街頭運動將可緩和。另外，集會遊行法已經通過，對於街頭運動有一定之規範，而且執政黨內若是集體領導，則其決策必然是遵循憲法與法律，任何一位領袖，都不敢也不會屈服於不合法的暴力。
大陸政策將更具彈性
再回頭說到「本土化」，這亦是權宜使用的名詞，實則李總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是「台灣國」的總統，為維持法統於不墜，對於國會充實問題，將會遵從蔣經國總統的遺志，而且對於行政部門，不致於過份強調「吹台青」政策，甚或起用若干外省籍才俊之士，以免政府淪為地方政府。
至於對外局勢，首先令人想到的當然是大陸政策，這將有兩種可能：一為除繼續開放大陸探親外，可能益趨保守，甚或更為僵化。因為黨內若出現集體領導，也許互以強硬態度相標榜，深恐作彈性提議時被指責為違反「三不」政策。一為認定開放大陸探親之舉，已有改變政策之傾向，所以，為實現經國先生的遺志，將於一段時間後，採取更具彈性的大陸政策，以擴大開放探親的政治影響力。
就個人看，後一可能性較大。就民主國家慣例言，政權的更替，易於政策的更改，何況蔣總統生前已有更改政策的傾向。大陸政策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中共對台灣的統戰，雖有視我政府為地方政府的妄想，但因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蔣總統為全國性人物，而不敢過於露骨，現在經國先生大去，若我政府不能加強合法性與全國性，則於將來互動之時落於下風。
其次是外交關係，由於李總統曾在美國獲得高級學位，又曾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肆業，所以，今後對美、日兩國的實質關係，不僅可以繼續維持，抑且可能有所增進。尤其是李總統本身為經濟專家，具有廣博的國際知識，更將積極努力重返國際經濟社會，同時，亦將普遍化加強各有關國家的外交關係無論是正式的還是形式的。
前途取決於個人
總結說來，未來的局勢，到底如何變化，主要是操之在我，決定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如果每個人共體時艱，和衷共濟，團結奮鬥，為自己行為負責，則我們的前途是樂觀的，民主憲政得以繼續貫徹，中華民國法統得以維持，進而使三民主義順利統一中國。否則，相互鬥爭，將必導致同歸於盡。狄更生於「雙城記」中所說的，「我們都將步上天國之路，我們也都將墮向地獄之路。」全在我們自己的選擇。
(候家駒為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