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在的一生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31到1949年，這十八年是在中國大陸，那是一個很動亂時期。在寧波出生，一歲到南京，直至五歲離開都沒上學；到廣州住了半年，又因飛機轟炸而搬遷香港，因此小學在香港念。小學畢業後去重慶，在南開中學受教育訓練，對我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南開中學的校訓是「日新月異，允公允能」，幾十年後，我花了幾天時間為我的公司寫了十條基本理念，自以為是幾十年經驗的結晶；可是過幾個月後，收到一份幾十年來第一次收到的南開中學的校刊，校刊中赫然有當年的校訓「日新月異，允公允能」，其實我寫的那十條不出這八個字。
抗日戰爭勝利後，從重慶到上海，在上海就讀南洋模範中學直到畢業。假如把我的一生分成四個十八年，頭一個十八年所學對我的影響，比以後任何一個十八年都大。這第一個十八年建立了我的價值觀，這是第一重要的。是怎樣的價值觀呢？是那時的年輕人幾乎都有的價值觀，很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例如：敬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誠信、念書很重要等等。更重要的，在儒家思想中並不是特別顯出來的「大我」的觀念。這個「大我」大至國家社會，也及於企業。例如：我剛做事時，個人對企業的忠誠遠超過現在的人，我的價值觀在幾十年前就已形成，以後沒有改、也不想改。這種價值觀對我經營企業很有幫助，而且後來我找的人也和我的價值觀接近，對我們企業的貢獻特別大。
第二就是中國的文化，這個文化是廣義的，不只是文學、藝術，而最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傳統習慣。在1985年到台灣後的十六年，假如沒有頭十八年的中國文化的薰陶，我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我五十幾歲第一次在台灣住下來工作，都是靠中華文化指導我。假如我以前不是很喜歡中文，那麼五、六十歲也不能寫自傳，自傳中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的、感情都是我自己的。
十八歲從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去香港，在香港住了半年，準備申請學校去美國。在這以前，曾有一段時間我想做作家，五十幾年前，作家是吃飯都吃不飽的，我的父親是一個滿實際的人，他也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幾句話就把我的作家夢打消掉了，他說，「你做作家會餓肚子啊！」我父親是銀行董事，在我高三時，父親叫我還是從商吧，後來我念過兩個月的大學，就是念商。
預備去美國念書時，我想，念商恐怕沒什麼前途，最有前途恐怕還是要念理工。因此請我叔叔幫我申請理工科系的學校。到美國後發現我叔叔替我申請的，不是美國理工最好的MIT，而是注重通識教育的哈佛。我問叔叔為何幫我申請哈佛？我叔叔說，「你以前說要當作家、又說要從商，現在又忽然要念理工了，我勸你暫時在哈佛念一年再說，也許到時候你對自己的興趣比較清楚了，再轉去MIT，」他非常智慧地替我做了這個決定，直到現在我都還非常感謝他。
哈佛這一年，對我來說，是多麼興奮的一年。第一年在異國、第一年在大學、又是那麼好的大學。在這一年中，我真是像海綿一樣，把所有可吸收的知識都盡量吸收，那時的吸收力比現在要強多了。我從一個完全不太瞭解外國的中國學生到一年級結束以後，我的思想已完全是英語了，至於古典的英文著作，很多也都能看得懂了，對美國文化幾乎完全吸收了。對一個要學習好的一面的美國文化的新學生來說，波士頓又是一個很好的都市——音樂、藝術、博物館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機會。禮貌、習慣，這都是在哈佛的第一年學的。
第二年轉到MIT，念MIT的人，興趣比較集中，不如哈佛的學生才華橫溢；他們的表達能力也比較差，社交技能也沒有哈佛的學生強，這種種就使哈佛成為一個有味道的學府，而MIT是枯燥無味的。兩年前，MIT聘我當董事，我把我過去的觀察告訴MIT的校長，他聽了我的話之後說，「Morris，你是兩個好的都占去了，你在哈佛有興奮的一年，然後到MIT來真正的學東西，」他此話其實也滿對的，那時雖然覺得念MIT枯燥無味，但是後來謀生的本領、就業需要的技能，其實是在MIT學的。
在哈佛這一年對我人生的轉變，直到經營的時候才開始有很大影響。一開始就業時，雇主要的是工程方面的技能，這個技能我是在MIT學的；後來經營事業時，需要視野要廣、想得遠，需要和人接觸多，知識也需要得廣，這些是受哈佛的影響。
其實一個人在學校能學到的東西太少了。大學一定要鼓勵創新，一定要養成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定要養成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這些是一個大學最重要的任務。而大學所能灌輸的知識，我倒覺得在其次，這也是我個人的經驗。MIT給我謀生的技能，但是它給的是工程和物理的基本原理。這些原理要應用在真正的案子上，才能更深地懂得這個原理；至於像產業經濟、宏觀的經濟、中央銀行的金融政策和公司的企業策略等，這些在大學中根本沒有學的，都是後來學的，這就是終身學習的重要。
我講的終身學習和一般認為的，有相當大的不同，我講的終身學習是有計畫、有系統、有目標的終身學習。這絕不是通常說的「活到老、學到老」，那是沒有目標、沒有系統、沒有計畫的終身學習，那是沒用的。
大學所要教的，我覺得就是創新、獨立思考及終身學習。在社交場合常聽有人說，「我是在MIT念書的」，或「我是在哈佛念書的」，尤其是碰到母校的同學，他們更是樂於講這種話；其實我覺得這種話講一句也就差不多了，一直喜歡講這種話的人，會給人家一個印象：他人生的「武功」就只在他那個學校了。尤其在台灣，台大是最出名的學校，常聽人說，「我是台大畢業的。」二、三十年以後還講這個話，我就覺得他台大畢業後就一直在走下坡了。這是我對學校教育的觀察。
我的終身教育是什麼地方來的呢？我一到新公司——半導體公司，第一天只知道「半導體」這個名詞，由於我學過物理的基本原理，經過半年開夜車，我就把半導體的觀念學會了。對於「半導體」這個東西，我知道的比一般同事都多，這就是我在學校以後的學習開始。經營者就需要更多的終身學習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將來要做企業的經營者，或者將來要去創業？對財務的瞭解應該比你對技術的瞭解更深，財務不是那麼難，但也並不容易，可是如果不瞭解財務比不瞭解技術更糟糕。對財務的瞭解，其實是我二十七、八歲以後訂的計畫和目標，要在幾年之中瞭解公司的財務。如果你真是很用功的話，半年或一年也就可以了。
我記得那時我父親給了我一百股的IBM股票，IBM是1960年代美國最紅的公司，我當然要常看看IBM的股票行情。在美國，不論你是多小的股東，每年都會寄年報給股東。在台灣小股東是收不到年報的，你一定要去開股東會才拿得到一份年報。從年報可以看出很多東西，尤其美國的制度相當完整，要揭露的東西，雖然有時公司把它藏起來，可是多多少少還是要寫上去。看年報最重要還是要看註腳（footnotes），公司最不願意告訴人的事，大都放在footnotes中，例如它的主管、總裁賺多少錢，總裁拿了多少股票、它不願意告訴你的。通常除非你是念財務的、念會計的，否則你不會懂這些，可是念會計的人要學技術才能做科技經營者，學技術要比學財務難得多，我寧願在學校學科技為基礎，將來出了學校後，再學財務。
在北大的問與答
Q：張先生會不會到大陸來投資辦廠？或到清華、北大來教書？
A：第一個問題，如果把時間放長，有可能發生。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台灣政府限制晶圓廠到大陸投資；另一個困難是進口大陸的生產設備，還無法是最先進的，現在最先進的已經是點一三微米了，可是據我所知，目前能進口的設備只能到點二五微米，其實這是差了兩代技術了。假如我們到大陸來設廠，只能做點二五的技術，對我們來說是不滿意的。我認為，假以時日，這兩個障礙都會解決。未來的三、五年中，恐怕時機還不到。
第二個問題，我和同事講事情，總忍不住講了一半要用會議室的黑板，因此同事開玩笑說我前生大概是一位教師。我在台灣的交通大學教過半年MBA課，我覺得很開心；做過問卷調查，學生似乎也滿歡迎的。
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在台灣是一位最受歡迎、最有影響力的事業家。老實說你到處去演講，都是沒用的，你的聲望一半是建立在台積的業績，另一半是你的自傳。」看來也許有時間的話，我應該把我的自傳寫完。這是玩笑話。我想你講的是退休後，我會有較多時間，我有可能教書。
Q：一、請問你認為你的性格是怎樣的？你認為你的個性和性格特點，與你的成功有何關係？二、你已步入七十歲，是否可將你的人生精華送給在座未來的經營者幾句話？
A：我個人的性格對台積大概也有些影響，我個人喜歡求精，個性比較孤獨，我可以整個周末不跟人接觸，不會覺得不舒服。白天每時每刻都在會議、商務折衝中與不同的人接觸，晚上可以一個人孤獨。
中國的華人企業，常常有一個瓶頸——是家族的、集團型的、靠關係的（政商關係或商商關係），只講人治而不重法治，這是否會成為未來的瓶頸？因為到現在為止，華人企業做不到一百強。台積是一個財物透明、不講關係的企業。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一百強，去年的營業額是五十幾億美元，我們的市場價值比許多著名的世界公司Motorola、Lucent高。我們財務透明、公司治理良好等等形象，使得我們在美國的股票市場價值，高於在台灣的股票價值。
第二個問題，要做你有興趣、喜歡做的事。我這一生都在做我喜歡做的事。我專業的興趣，除了公司的財務以外，我也看別的企業、別的產業，例如我覺得投資銀行是一個服務業的典範。我對新的企業模式（Business Model）有很大的興趣，使我有美麗感覺的，例如Starbucks把一杯5毛美元的咖啡變成3塊錢的咖啡，而光顧的客人都覺得很值得，這是多大的成就啊！還有世界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商學院教授，他們的談話也常使我著迷。只要做你有興趣的事，你就會花很多時間，就會做得很精，而且會比你的競爭者做得更好；出奇制勝常常就是靠比你的競爭者好一點點。（張忠謀口述，編輯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