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冬天，發生在中國大陸十餘座城市，規模空前的大學生遊行運動，無疑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關於這場運動的具體過程，大陸的官方新聞媒介報導很少，且多有扭曲；海外的報導則一般失之籠統。迄今為止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署名「龍秋光」的「「北大，不怕」－－北大學生天安門遊行紀實」(載於「中國之春」一九八七年九月號)是最詳細真切的一篇。至於其他地方、其他學校的情況，還沒有這麼詳盡可靠的報導。
這並不奇怪。大陸目前還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在那裡發生的一切，不要說外部，就是內部的一般人也知道得很有限。「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信息。無怪乎那些對信息實行嚴密管制的政府，總是很少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
除了信息獲得的困難外，瞭解大陸事態的另一個重大的障礙是，人們很難對他們所知道的事實給以恰當的解釋。也許大家都知道，在一個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人們公開說的、做的只是曲折地表現，而不是完全地等同於他們真正所想的。
但是即便你明白了這個一般性的道理，你仍然無法對某一個其體的事實作出準確的判斷。龍秋光文章的另一個價值，在於作者以參與者的身份，對所發生的現象給出了權威的說明。然而，謹慎的學者們仍會困惑，因為如何能斷定龍秋光的立場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概括地說，這次學生遊行有以下四個突出的特點：首先，這場運動是自發的、獨立的；其次，這是一場純粹政治性的運動；第三，這場運動的目標是推進自由民主；最後一點是，這場運動具有某種對抗的性質。
學生運動的背景
關於這場運動的背景。
(一)一般背景。自由民主觀念廣泛流傳，政治氣氛寬鬆活躍。「文化大革命」迫使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進行獨立思考。我們通過自己的親身經驗，重新發現了自由的偉大觀念。「四人幫」的垮台、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開放政策的推行以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醞釀與實施，所有這一切，都使人們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化。
以往的正統意識型態理論，遭受到來自各方面持續有力的衝擊，業已喪失了自己的權威地位。各種思潮，其中主要是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獲得了日益深入的進展。譬如說，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向被認作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學習「資本論」一向是大學中經濟系學生的基本課程，但是現在幾乎無人問津。
(二)具體背景。其一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流產；其二是關於政治改革討論的興起。前者給予人們信心，後者給予人們機會。
(三)特殊背景。根據大陸的選舉法，一九八六年度進行縣、區級「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在六年前的選舉活動中，不少人(主要是大學生)就已經採用了自由競選的方式。其中，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尤其引人注目。
事實上，學生們利用競選活動，大力倡導自由民主，把選舉活動變成了一個自由論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那些具有較多自由化色彩的學生贏得了選舉的勝利。這種自由競選遭到了當局的壓制。但是前年冬天，在普遍瀰漫的政治自由化氣氛之下，選舉便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引發學生運動的導火線。
一般人民也曾介入
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中，學生歷來扮演看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不僅僅是因為學生們較勇敢、較熱情、較富於理想主義、較富於自信心和力量感，並且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也因為學生們特殊的生活條件，使得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易組織大規模的共同行動。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們絕大多數都在學校住宿。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在一起生活、一起學習。在校園裡，各種各樣的消息，包括所謂小道消息，都流傳得非常快；同學的情緒很容易互相感染。他們可以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事件興奮，因而便可能在沒有正式的政治組織存在的條件下，而投入共同的政治行動。
一般民眾對這次學生運動持什麼態度？這一點很難有絕對的答案。有很多因素影響看人們公開表示的態度。他們不僅要考慮這場運動是否正確，更要考慮它是否會招致危險，同時還要考慮這樣做是否有效。
我們可以推測說，大部份民眾是支持學生的口號和目標的。事實上，當他們發現介入並不是那麼危險時，他們是很樂於介入的(上海的學生遊行就有許多市民介入)。唯其如此，我們的領導人才感到必須及時地採取嚴厲措施把學生運動壓制下去。否則，事態很可能會發展到難於控制的程度。當我們的領導人讚揚波蘭總理賈魯塞斯基時，他們顯然是相信，面臨看來自社會方面的壓力，妥協是不行的。
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在所有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類似於這次學生遊行的政治危機，總是在當局試圖採取一種較為寬鬆的政策的情況下爆發的。這並不奇怪。我們這種制度的穩定性不是建立在人們的選擇與同意之上，而是建立在人們的恐懼與無所選擇之上。
在今年第十二期「瞭望」周刊上，有一篇題為「多種形式的對話活動」的文章。文中寫道：「當不少大學生寒假回家時，家長們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參加鬧事了嗎？……」在學生返回學校時，家長們的最後一句話是：「回去後千萬別再鬧事。」」這篇文章告訴我們，所有社會各階層的忠告都是「不要鬧事」。這顯然不是真的。
在中國大陸，非官方的政治性遊行遠遠還沒有成為人們表達自己看法的習慣方式。因而，除非一個人能夠在其周圍感受到一種普遍存在的某種共同的情緒，他是不會貿然上街遊行的。
埋頭讀書少說話
假如說確有一些家長不贊同自己的子女參加遊行，那麼他們是出於何種理由？恰恰是在這最關鍵的一點上，文章的作者避而不談。
無獨有偶，同樣是這家「瞭望」雜誌，七年前也發表過一篇類似的文章「如何看待當代大學生」。作者鍾沛璋原為「中宣部新聞局局長」，也是此次反自由化運動中第一個被解職的高級官員。
這篇文章的背景與上述那篇很相似，都是在遍及全國的大學生自由競選之後。作者談到家長們不贊成學生搞競選。不過他對於家長為什麼不贊成學生搞競選的真實原因，多少給出了一些提示。他引用了一封家信，家長在上面叮囑自己的子女道：「埋頭讀書少說話，千萬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連累全家！」 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是否真的出於對社會安定的考慮？有些人以為這次遊行表明了對社會安定的要求，與對進一步自由的要求之間的衝突。這種觀點是禁不起推敲的。問題在於，學生們所要求的，實在是那些最基本的政治權利。他們要求的並不是進一步的、而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假如當局真的僅是出於對必要的社會安定的考慮，他們完全可以接受學生們的要求；假如當局認為這些要求現在一時還難以立即實行，他們應該做出嚴肅的承諾，也就是說，他們應當從原則上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並且認真研究制定出逐步實現這些要求的計畫。
如果他們這樣做了的話，可以肯定，學生們是會滿意的，他們一定會滿懷熱情地幫助政府推進這些目標。畢竟，在大陸，沒有人認為民主可以一蹴而就，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的是，我們究竟是在穩步前進，抑或還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於是在倒退。
改變意識型態的定義
當局明確宣佈，學生遊行是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這表明他們拒絕的正是那些自由的原則。因此，我們面臨的衝突就並不是什麼必要的社會安定與更進一步的自由之間的衝突，而是最起碼的自由民主與共產黨絕對權威間的衝突。
是的，改變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絕對性是改革的關鍵。毛澤東宣稱「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怎麼行呢？「領導一切」。莫非連人們對它的批評監督也要「領導」嗎？「你們可以批評我，但必須按照我提出的原則來批評；你們可以撤換我，但必須經由我的批准。」這是一種什麼邏輯呢？
現在，我們一些領導人也常常談起民主。可是，既然他們否認分權、否認制衡、否認自由競選、否認人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那麼他們所說的「民主」還能剩下什麼內容呢？
在中國大陸，阻礙民主實現的最大障礙，並不是經濟上的或文化上的落後，而是在於我們官方的意識形態賦予「自由民主」以完全不同的一種定義。如果我們不首先改變這一點，那麼，隨看時間的流逝，我們只會離真正的自由民主越來越遠。
影響中國大陸變化的有兩個因素：一是人心，一是時機。把一九八六～八七年的形勢和一九七八～七九年的形勢作比較，我們發現，人心在向看有利的方向發展，而時機即是在向看不利的方向發展。十年前不可能出現如此規模的遊行運動；但是，倘若這場遊行發生在十年之前，則當局很難將它壓制下去。
今天我們面臨的選擇是：中國大陸究竟是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抑或是變成一種表面上較為溫和，即更為穩固的專制社會？如果我們希望前一種出路，我們應該怎麼辦？
在社會主義社會爭取自由是一件十分艱巨複雜的工作，在這裡，策略問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從這場學生運動中我們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是，我們必須研究和掌握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僅僅是具有追求自由的強烈願望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贏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