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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向科技創業新經濟 1

文 / 臧聲遠    
200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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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向科技創業新經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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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圍城憂鬱的香港

「東方之珠」香港,為保住競爭優勢,掙脫經濟困局,一九九九年底成立「創業板」股票市場。

但在四面八方的經濟壓力下,香港要保住競爭優勢,顯得愈來愈力不從心。

憂鬱的香港。四面八方的城市和國家,變成她的競爭對手。香港要保住既往優勢,愈來愈力不從心。創業板(Growth Enterprise Market)的曲折歷程,正是香港處境的縮影。

一九九九年二月,香港聯交所(相當於台灣的證券交易所)宣布,將於年底成立「創業板」股票市場,採取上市從寬的原則,不設任何盈利門檻。即使還在虧損的企業,只要有兩年活躍的營業紀錄,市值達四千六百萬港元,有高成長潛力的,就具備上市資格。

香港聯交所瞄準的,是大中華地區的新興高科技公司。創業板上市委員會主席羅嘉瑞粗估,光是中國大陸內地,目前就有兩萬家左右的高科技企業。但以當紅的網路類股來說,不論成立年限、獲利紀錄或資本額,按照兩岸三地股市現行法規,沒有幾家能越過上市門檻。因此,羅嘉瑞用「金礦」來形容創業板的潛力。

創業板是香港為掙脫經濟困局所奮力擊出的強拳,它的「戰略」目標有二:首先是想做「亞洲的那斯達克(NASDAQ)股市」,鞏固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其次是成為「大中華創業家的市場」,為香港和大陸初萌芽的高科技產業,提供起飛的資金引擎,使香港從服務型經濟轉型為科技型經濟。

亞洲金融風暴的教訓,使香港學到「有工業支撐的股市,在風暴來臨的時候,反應不會那麼劇烈,」群益證券(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方維昌說。金融地產股掛帥的香港主板,搭配主打科技股的創業板,可增強香港抗禦風暴的能力。

香港始料未及的是,創業板在亞洲地區,立刻引發強烈的連鎖反應,使香港面臨「八國聯軍」的窘境。

亞洲列強夾擊,香港創業板未上市先逢敵手

一九九九年三月,「正港」的美國那斯達克股市與日本軟體銀行總裁孫正義合作,宣布將在兩千年底前成立「日本那斯達克股市」。大阪證交所將提供基礎設施,而福岡證交所也考慮加盟。

由於在東京證交所上市難如登天——日本企業從誕生起,平均要花三十四年光陰才能躍過這座「龍門」——因此日本那斯達克未演先轟動。孫正義透露,已有三千一百多家日本高科技企業表達上市的興趣。投資亞洲的高科技基金,必定有可觀的比例流向日本,造成香港創業板資金失血。

在強敵壓境下,東京證交所先下手為強,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火速推出名為「高成長新興企業市場」(Market for the High-growth and Emerging Stock)的新股市,英文縮寫簡稱「母親」(Mothers)。為招徠高科技公司,「母親」的上市標準,號稱全世界最寬鬆,完全沒有成立年限、盈利和資本額的要求,上市審查的時間和費用也大為降低,在日本那斯達克成軍前搶先布陣。

創業板的勁敵,不只來自日本。與香港互為假想敵的新加坡,去年九月也大幅放寬主板的上市條件,並於十七天內批准第一家網路公司MediaRin 在主板上市。

其實早在十二年前,新加坡就模仿美國那斯達克,成立名為SESDAQ的第二板股市,但格局始終打不開。新加坡證交所改弦易轍,決定從主板下手,在傳統上市規定之外,增加兩個變通的選擇,使所謂「獲利紀錄短而強勁,或尚未獲利的高科技公司」也能上市。

「大多數基金經理人,對於小型新興股市(例如香港創業板)興趣缺缺,寧可青睞上市條件逐漸放寬的傳統股市,好比新加坡股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冷眼旁觀。

就連深圳這個小老弟,也跟香港唱起對台戲。深圳市長李子彬一九九九年九月宣稱,深圳股市將在兩年內,完成二板市場的開闢工作。要不是中共總理朱鎔基裁示,「香港創業板在前,內地二板市場在後。要向香港財神爺取經,香港搞得好,內地才跟得上來,」深圳絕不會善罷干休。

台灣也回敬香港一記回馬槍。在創業板頻向台灣高科技公司招手,羅嘉瑞甚至親自抵台舉辦說明會的刺激下,台灣店頭市場第二類股票制度,從冷凍庫裡敗部復活。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櫃檯買賣中心公布草案,放寬上櫃條件為公司只需成立滿一年,資本額達三千萬元,而無累計虧損者,使網路公司上櫃乍現生機。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香港創業板開張的第三天,為防範網路公司集體出走,行政院更快馬加鞭,將資訊業的中央主管機關,由交通部改為經濟部工業局。

網路公司取得工業局的證明函後,只要虧損金額不超過淨值的三分之二,就可申請以高科技第三類股的名義上市,徹底掃除網路股上市的障礙。

香港創業板還沒登場,八方風雨已經襲來。

第二部深淵亞洲金融風暴漸杳,香港猶在黑暗深淵

正當亞洲國家陸續從金融風暴中復甦之際,香港卻因為根本的結構問題,

經濟情況仍在谷底徘徊,遲遲未見起色。何時香港能自深淵復起,再創風雲?

「過去三十年,我每年都到香港。我總是被香港人民的樂觀、有信心去克服困難的精神所吸引。無論情勢多麼艱難,香港人民都沒有感到絕望或沮喪。因此,當我今年(一九九九年)六月初到香港逗留時,對香港迥然不同的氣氛感到驚訝。我所見到的人,似乎因自己正處於一個沒有明顯解決方案的困境而感到沮喪,」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演講,一九九九年在香港激起廣泛迴響。

就在李光耀演講前不久,世界五百大企業的行政總裁雲集上海,參加「財富全球論壇」,烘托上海的國際地位。深圳則舉辦歷來最高規格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產品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肯定深圳的科技實力。香港媒體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傳神地捕捉香港的落寞。

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脆弱,使香港欲振乏力 

金融風暴受創的亞洲國家,從九八年下半年起,經濟陸續強勁復甦。唯獨香港直到去年第二季,始勉強擠出○‧五%的正成長;但超過六%的失業率仍持續下探,不知伊於胡底。特首董建華在電台接聽電話叩應時,小市民發出怒吼:「我們都沒飯吃了,你的施政報告還盡談環保!」

剛開始,聯繫匯率是眾矢之的。港人怪罪港幣被綁死,無法借助貶值刺激出口。隨著景氣遲不好轉,香港市民才如夢初醒,發現是香港經濟結構出了根本的問題。

「阻礙香港經濟復甦的深層原因,在於經濟結構單一,服務業占生產總值的八五‧二%。這種結構是比較脆弱的,一旦外界條件發生變化,就會遭受較大的打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仁良指出。

香港服務業的支柱,從金融、貿易、運輸,到地產、旅遊、娛樂,全盤皆告「板塊陷落」 。而這場香港前所未見的「經濟大地震」,主要是外部板塊的多方擠壓所導致。

香港經濟成長的動力,最主要來自轉口貿易。長期以來,香港是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直到今天,「中國大陸仍有五○%左右的對外貿易,是透過香港進行,」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馮國經指出。

中國門戶大開,香港樞紐地位不再

一九八七到九二年,香港的對外貿易臻於顛峰,年平均成長率高達十四‧五%。但九三到九七年,成長率卻巨幅滑落到二‧五%,原因是「中國大陸開放愈來愈多的港口,天津口岸、大連口岸、深圳口岸、寧波口岸的業務,已經愈來愈繁忙,香港的轉口業務面臨貨源枯竭的危險,」張仁良解釋。

在這當中,深圳對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威脅最大。從和記黃埔集團的鹽田港,到九龍倉集團的蛇口港和赤灣港,深圳在香港財團投資開發下,港口設施近年突飛猛進,而且貨櫃碼頭的收費,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九七年深圳的貨櫃吞吐量,相當於香港的七%,去年三級跳升到二一%。香港在環保抗爭下,碼頭增建遙遙無期,被深圳超越是早晚的事。港府雖有意模仿新加坡,把赤F角機場發展成區域物流中心,彌補港口業務的流失,但成效甚微。

香港不但製造業移往大陸,服務業也開始北移,港口運輸只是其中之一。「現在會計業、廣告服務業內移很快,香港的危機是一連串的,」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饒餘慶說。

由歐美跨國企業聯合出資,在上海設校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 學術委員會主席P.Nueno 指出,過去香港的優勢在於,握有大陸內地的商業人脈和市場情報,使得外界跟中國做生意,非得經由香港這個「中間人」不可。但隨著中國開放經貿門戶,和電子商務普及化,香港這種特殊地位註定會消失。

中國的半開放狀態,造就香港的中介角色。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全面洞開外貿的大門後,外商將不再那麼需要港商的特殊渠道和關係網絡。

而大陸內地企業透過電腦網路,現在也可自行跟國外市場搭線。金融炒手索羅斯的量子集團,不久前便與中國貿易促進會合作,利用旗下網站,協助大陸廠商接觸國際客戶。「香港的中介作用將逐漸式微,」香港民主黨經濟事務發言人單仲楷指出。

「為了要更接近市場,一些公司已經把他們設在香港的區域總部,遷移到上海和北京。雀巢公司已經把香港的區域總部遷移到北京,飛利浦也把區域總部遷移到上海,」李光耀說。

在企管教育界享有盛名的P. Nueno 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香港吸引跨國企業總部的魅力不再。一是CEIBS 的歐美贊助企業中,已經有半數把中國總部從香港遷到京滬。而哈佛管理學院、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歐洲管理學院INSEAD,在決定海外分校地點時,也都選擇新加坡而非香港。原因是新加坡吸引跨國企業總部的潛力較大,需要培養更多國際管理專才。

上海、新加坡內外夾擊,香港處境堪慮

對香港來說,新加坡是個麻煩的對手。港府官員最「感冒」的是,新加坡在爭取外資時經常強調,亞洲最接近中國市場、西化程度又最深的城市不再是香港,而是新加坡,因為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環。

九八年港府為保衛股匯市,和國際炒手展開「官鱷大戰」時,新加坡「碰巧」成立港股指數期貨,給炒家放空港股指數的機會。在港府的打擊措施下,不少期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業者轉移陣地到新加坡。

香港聯交所傳出要跟那斯達克結盟後,新加坡忙不迭地跟紐約證交所(那斯達克的頭號對手)結盟,分庭抗禮。從前外國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只能發行美元股份,交易量很難打開;去年開放發行坡幣股份後,在新加坡上市的吸引力大增,不讓香港專美於前。甚至有些香港公司,越洋到新加坡掛牌上市,「我們去年就承做兩件香港跟新加坡同步掛牌的案子,」台資券商京華山一公司董事總經理李燈場說。而新加坡政府把國民公積金(退休基金)這塊大餅,釋給民間機構管理,也把不少投資銀行從香港吸引過去。

甚至香港的娛樂產業,也成為新加坡力挖的對象。

「香港一直是亞洲最蓬勃的中文影視製作中心,更是世界少數能以本土電影擊敗好萊塢電影的地方。歐美電視台發展亞洲衛星廣播,也都喜歡以香港為亞洲總部。可惜現在很多電視台都被新加坡的優惠條件吸引過去,包括MTV 音樂台、探索台(Discovery Channel) 和衛視多個頻道。李光耀最近表示,影視娛樂是新加坡現在主力發展的工業。他們大量吸納香港製作人員,開發本身製作能力,」香港影評人孔兆秋指出。

一九九七年,香港發行上市的新股,金額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九八年劇減八二%,萎縮到三十億美元。同樣是金融風暴肆虐的新加坡,卻只衰退七%,只減少了三十二億美元。香港股市的集資能力,被新加坡追上。

九七年港股飆到最高點時,地產股占恆生指數七○%的市值,中國概念股更是炙手可熱。金融風暴過後,房地產泡沫破滅,中資企業神話被拆穿,頓使香港股市的引擎被拔除。

大陸紅籌股和國企股(H股) 成群結隊南下,是香港股市規模能壯大、晉身世界級集資中心的功臣。但中資企業財務的黑幕重重,向來受到詬病。一九九八年廣東省的廣信集團宣告破產,引爆包括粵海集團在內的連環財務危機,也掀開了中資企業千瘡百孔的內幕。

粵海集團不但是廣東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也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被納為恆生指數成分股。粵海的垮台,重創投資者對中資企業的信心。不少在香港發行H股的大陸國有企業,在香港集資出現困難,被迫吃回頭草,退到大陸內地發行A股。一九九九年十月,大型績優國企「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到香港招股,也狼狽地鎩羽而歸。大陸國企無法再為香港股市提供動能,反倒成為包袱。

美國股市對香港金融地位的威脅,也與日俱增。路透社調查發現,多數香港公司都有前往美國上市的打算。特別是一九九九年五月起,香港掀起科技股熱潮,企業爭相跟科技沾邊,「第一志願」都是到那斯達克上市,當不成「過江龍」的,才留在香港。「香港上市公司到美國第二次掛牌,是將來很大的趨勢,」李燈場說。

當然別忘了,香港背後還有雙眼睛在虎視眈眈——上海。儘管大陸股市和匯市,仍對外資採取鎖國政策,限制這隻老虎的威力,但在浦東的陸家嘴金融區,各項金融開放措施,已經如火如荼開始試行。

中共總理朱鎔基去年訪問加拿大時,被問到他對上海和香港的看法。「上海會成為中國的紐約,」朱鎔基說。那麼香港呢?「多倫多吧。」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未來的香港只是上海的邊陲附庸。

在上海老大哥的挑戰下,香港表現得有些心虛。例如興建迪士尼主題樂園的談判拉鋸戰,一九九九年底在港府簽下「不平等條約」後拍板定案。而港府超乎常情的讓步,就是因為殺出上海這個程咬金,港府無論如何輸不起。

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指出,一旦人民幣在資本帳開放自由兌換,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可能被上海取代。就這點來說,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並非全無功勞;中共記取東南亞的教訓,不敢輕言開放資金進出,使得上海在短期內,只能在內地金融市場做老大。

服務業盛,製造業衰,香港罩門大開

香港的服務業被「圍剿」時,缺少堅強的製造業可倚靠,這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罩門」所在。

「製造業活動在香港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比率,在一九九七年下跌到少於七%。在一九八四年,這個比率是二四%。新加坡和香港的不同點是,新加坡決定保留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四分之一的核心製造業基礎,以取得一個較安全的平衡,」李光耀分析。

這兩個明裡暗地角力的城市,究竟孰為亞洲金融中心,孰為亞洲營運中心,一時難分軒輊,但若把製造業這塊加進來,香港就必敗無疑了。比起新加坡的資訊電子和石化產業,香港根本找不到能擺上檯面的製造業。

早期香港並非如此。韓戰爆發後,西方長期對中國經濟禁運,迫使轉口業務為主的香港發展本地的製造業。從六○年代的塑膠製品,到七○年代的紡織成衣、玩具和鐘表業,相繼扮演香港經濟火車頭的角色。

但是到了八○年代,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吸引下,香港製造業幾乎全都北移,形成所謂「前店後廠」模式,「香港把勞力和土地密集的工廠遷往內地,而把增值較高的業務環節,包括設計、市場推廣和貿易服務等留在香港,使香港從製造業基地,轉型為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馮國經解釋。

不單是香港,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也從八○年代後期奮勇登「陸」,利用香港做轉運中心。加以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奉送」數百萬計的遊客,和內地港商把投資盈利花在香港消費,使香港服務業一片大好。香港不但沒有因為製造業外移引發產業空洞化危機,反而邁向空前的高成長時期。

在此同時,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談判,引發香港的移民潮。為穩定香港房地產市場,一九八四年中英雙方協議,港府每年拍賣的土地以五十公頃為限。

「港府一直以來都掌握影響物業(房地產)價格的決定因素 ——土地。做為土地的唯一供應者,港府只要控制供應量多寡,便不難控制樓價,」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周應峰說。

人為拉抬下,香港房地產價格飆到全球最貴,大型財團全部投進地產開發,平均每年獲利超過二○○%。地產股的市值,一度占去恆生股價指數的四成。

一家塑膠射出成型廠的老闆抱怨,在香港人的認知中,製造型經濟是「落伍」的,香港已超越這個階段,進步到「高級」的服務型經濟。就連學校都灌輸學童,長大到工廠或是進製造實物的公司上班是不好的。

「香港考大學成績最好的,都是去念金融,」香港出生的日盛證券(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王志浩說。每年香港六所大學數百名理工科畢業生,踏出校門後也大多改行,投身金融或行銷領域。

八○年代末期的台灣,也有跟香港相似的經歷,製造業集體外移,股市房地產投機橫行。但台灣把這兩股負面力量,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也就是說,台灣利用傳統產業外移釋放的資源,以及股市籌措的廉價資金,建立全球前三名的電子產業。香港製造業卻墮落在大陸廉價勞力的「溫柔鄉」,步上被淘汰的命運。

服務型經濟掛帥,錯失科技發展先機

「香港生意人的觀念是『高科技高風險,低科技好賺錢』,」台灣出身的香港科學園行政總裁鄭承文說。

去年九月,中國第一條數位高畫質電視(HDTV)的生產線,在深圳的康佳集團啟動。這家港商創辦的公司,是大陸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公司。然而,港商只想做簡單的裝配,賺取低廉的加工費,公司發展苦受限制。中方股東忍無可忍,最後花錢請港商走路。如今,康佳躍居中國電子工業百強的第四位。

其實早在八○年代初,台灣新竹和新加坡科學園區剛起步時,香港工商界也曾建請港英政府,在白石角興建科學園區。港英政府拖延了十年姍姍拍板定案,直到去年底才啟用,平白葬送香港發展科技的先機。

董建華從英國接下的,是一個盛極而衰的香港,一個亟待科技啟動「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香港。這個擔子,顯然不輕。

本文出自 2000 / 03 月號

第16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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