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圍城憂鬱的香港
「東方之珠」香港，為保住競爭優勢，掙脫經濟困局，一九九九年底成立「創業板」股票市場。
但在四面八方的經濟壓力下，香港要保住競爭優勢，顯得愈來愈力不從心。
憂鬱的香港。四面八方的城市和國家，變成她的競爭對手。香港要保住既往優勢，愈來愈力不從心。創業板（Growth Enterprise Market）的曲折歷程，正是香港處境的縮影。
一九九九年二月，香港聯交所（相當於台灣的證券交易所）宣布，將於年底成立「創業板」股票市場，採取上市從寬的原則，不設任何盈利門檻。即使還在虧損的企業，只要有兩年活躍的營業紀錄，市值達四千六百萬港元，有高成長潛力的，就具備上市資格。
香港聯交所瞄準的，是大中華地區的新興高科技公司。創業板上市委員會主席羅嘉瑞粗估，光是中國大陸內地，目前就有兩萬家左右的高科技企業。但以當紅的網路類股來說，不論成立年限、獲利紀錄或資本額，按照兩岸三地股市現行法規，沒有幾家能越過上市門檻。因此，羅嘉瑞用「金礦」來形容創業板的潛力。
創業板是香港為掙脫經濟困局所奮力擊出的強拳，它的「戰略」目標有二：首先是想做「亞洲的那斯達克（NASDAQ）股市」，鞏固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其次是成為「大中華創業家的市場」，為香港和大陸初萌芽的高科技產業，提供起飛的資金引擎，使香港從服務型經濟轉型為科技型經濟。
亞洲金融風暴的教訓，使香港學到「有工業支撐的股市，在風暴來臨的時候，反應不會那麼劇烈，」群益證券（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方維昌說。金融地產股掛帥的香港主板，搭配主打科技股的創業板，可增強香港抗禦風暴的能力。
香港始料未及的是，創業板在亞洲地區，立刻引發強烈的連鎖反應，使香港面臨「八國聯軍」的窘境。
亞洲列強夾擊，香港創業板未上市先逢敵手
一九九九年三月，「正港」的美國那斯達克股市與日本軟體銀行總裁孫正義合作，宣布將在兩千年底前成立「日本那斯達克股市」。大阪證交所將提供基礎設施，而福岡證交所也考慮加盟。
由於在東京證交所上市難如登天——日本企業從誕生起，平均要花三十四年光陰才能躍過這座「龍門」——因此日本那斯達克未演先轟動。孫正義透露，已有三千一百多家日本高科技企業表達上市的興趣。投資亞洲的高科技基金，必定有可觀的比例流向日本，造成香港創業板資金失血。
在強敵壓境下，東京證交所先下手為強，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火速推出名為「高成長新興企業市場」（Market for the High-growth and Emerging Stock）的新股市，英文縮寫簡稱「母親」（Mothers）。為招徠高科技公司，「母親」的上市標準，號稱全世界最寬鬆，完全沒有成立年限、盈利和資本額的要求，上市審查的時間和費用也大為降低，在日本那斯達克成軍前搶先布陣。
創業板的勁敵，不只來自日本。與香港互為假想敵的新加坡，去年九月也大幅放寬主板的上市條件，並於十七天內批准第一家網路公司MediaRin 在主板上市。
其實早在十二年前，新加坡就模仿美國那斯達克，成立名為SESDAQ的第二板股市，但格局始終打不開。新加坡證交所改弦易轍，決定從主板下手，在傳統上市規定之外，增加兩個變通的選擇，使所謂「獲利紀錄短而強勁，或尚未獲利的高科技公司」也能上市。
「大多數基金經理人，對於小型新興股市（例如香港創業板）興趣缺缺，寧可青睞上市條件逐漸放寬的傳統股市，好比新加坡股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冷眼旁觀。
就連深圳這個小老弟，也跟香港唱起對台戲。深圳市長李子彬一九九九年九月宣稱，深圳股市將在兩年內，完成二板市場的開闢工作。要不是中共總理朱鎔基裁示，「香港創業板在前，內地二板市場在後。要向香港財神爺取經，香港搞得好，內地才跟得上來，」深圳絕不會善罷干休。
台灣也回敬香港一記回馬槍。在創業板頻向台灣高科技公司招手，羅嘉瑞甚至親自抵台舉辦說明會的刺激下，台灣店頭市場第二類股票制度，從冷凍庫裡敗部復活。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櫃檯買賣中心公布草案，放寬上櫃條件為公司只需成立滿一年，資本額達三千萬元，而無累計虧損者，使網路公司上櫃乍現生機。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香港創業板開張的第三天，為防範網路公司集體出走，行政院更快馬加鞭，將資訊業的中央主管機關，由交通部改為經濟部工業局。
網路公司取得工業局的證明函後，只要虧損金額不超過淨值的三分之二，就可申請以高科技第三類股的名義上市，徹底掃除網路股上市的障礙。
香港創業板還沒登場，八方風雨已經襲來。
第二部深淵亞洲金融風暴漸杳，香港猶在黑暗深淵
正當亞洲國家陸續從金融風暴中復甦之際，香港卻因為根本的結構問題，
經濟情況仍在谷底徘徊，遲遲未見起色。何時香港能自深淵復起，再創風雲？
「過去三十年，我每年都到香港。我總是被香港人民的樂觀、有信心去克服困難的精神所吸引。無論情勢多麼艱難，香港人民都沒有感到絕望或沮喪。因此，當我今年（一九九九年）六月初到香港逗留時，對香港迥然不同的氣氛感到驚訝。我所見到的人，似乎因自己正處於一個沒有明顯解決方案的困境而感到沮喪，」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演講，一九九九年在香港激起廣泛迴響。
就在李光耀演講前不久，世界五百大企業的行政總裁雲集上海，參加「財富全球論壇」，烘托上海的國際地位。深圳則舉辦歷來最高規格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產品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肯定深圳的科技實力。香港媒體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傳神地捕捉香港的落寞。
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脆弱，使香港欲振乏力
金融風暴受創的亞洲國家，從九八年下半年起，經濟陸續強勁復甦。唯獨香港直到去年第二季，始勉強擠出○‧五％的正成長；但超過六％的失業率仍持續下探，不知伊於胡底。特首董建華在電台接聽電話叩應時，小市民發出怒吼：「我們都沒飯吃了，你的施政報告還盡談環保！」
剛開始，聯繫匯率是眾矢之的。港人怪罪港幣被綁死，無法借助貶值刺激出口。隨著景氣遲不好轉，香港市民才如夢初醒，發現是香港經濟結構出了根本的問題。
「阻礙香港經濟復甦的深層原因，在於經濟結構單一，服務業占生產總值的八五‧二％。這種結構是比較脆弱的，一旦外界條件發生變化，就會遭受較大的打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仁良指出。
香港服務業的支柱，從金融、貿易、運輸，到地產、旅遊、娛樂，全盤皆告「板塊陷落」 。而這場香港前所未見的「經濟大地震」，主要是外部板塊的多方擠壓所導致。
香港經濟成長的動力，最主要來自轉口貿易。長期以來，香港是中國對外的唯一窗口。直到今天，「中國大陸仍有五○％左右的對外貿易，是透過香港進行，」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馮國經指出。
中國門戶大開，香港樞紐地位不再
一九八七到九二年，香港的對外貿易臻於顛峰，年平均成長率高達十四‧五％。但九三到九七年，成長率卻巨幅滑落到二‧五％，原因是「中國大陸開放愈來愈多的港口，天津口岸、大連口岸、深圳口岸、寧波口岸的業務，已經愈來愈繁忙，香港的轉口業務面臨貨源枯竭的危險，」張仁良解釋。
在這當中，深圳對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威脅最大。從和記黃埔集團的鹽田港，到九龍倉集團的蛇口港和赤灣港，深圳在香港財團投資開發下，港口設施近年突飛猛進，而且貨櫃碼頭的收費，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九七年深圳的貨櫃吞吐量，相當於香港的七％，去年三級跳升到二一％。香港在環保抗爭下，碼頭增建遙遙無期，被深圳超越是早晚的事。港府雖有意模仿新加坡，把赤F角機場發展成區域物流中心，彌補港口業務的流失，但成效甚微。
香港不但製造業移往大陸，服務業也開始北移，港口運輸只是其中之一。「現在會計業、廣告服務業內移很快，香港的危機是一連串的，」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饒餘慶說。
由歐美跨國企業聯合出資，在上海設校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 學術委員會主席P.Nueno 指出，過去香港的優勢在於，握有大陸內地的商業人脈和市場情報，使得外界跟中國做生意，非得經由香港這個「中間人」不可。但隨著中國開放經貿門戶，和電子商務普及化，香港這種特殊地位註定會消失。
中國的半開放狀態，造就香港的中介角色。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全面洞開外貿的大門後，外商將不再那麼需要港商的特殊渠道和關係網絡。
而大陸內地企業透過電腦網路，現在也可自行跟國外市場搭線。金融炒手索羅斯的量子集團，不久前便與中國貿易促進會合作，利用旗下網站，協助大陸廠商接觸國際客戶。「香港的中介作用將逐漸式微，」香港民主黨經濟事務發言人單仲楷指出。
「為了要更接近市場，一些公司已經把他們設在香港的區域總部，遷移到上海和北京。雀巢公司已經把香港的區域總部遷移到北京，飛利浦也把區域總部遷移到上海，」李光耀說。
在企管教育界享有盛名的P. Nueno 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香港吸引跨國企業總部的魅力不再。一是CEIBS 的歐美贊助企業中，已經有半數把中國總部從香港遷到京滬。而哈佛管理學院、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歐洲管理學院INSEAD，在決定海外分校地點時，也都選擇新加坡而非香港。原因是新加坡吸引跨國企業總部的潛力較大，需要培養更多國際管理專才。
上海、新加坡內外夾擊，香港處境堪慮
對香港來說，新加坡是個麻煩的對手。港府官員最「感冒」的是，新加坡在爭取外資時經常強調，亞洲最接近中國市場、西化程度又最深的城市不再是香港，而是新加坡，因為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環。
九八年港府為保衛股匯市，和國際炒手展開「官鱷大戰」時，新加坡「碰巧」成立港股指數期貨，給炒家放空港股指數的機會。在港府的打擊措施下，不少期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業者轉移陣地到新加坡。
香港聯交所傳出要跟那斯達克結盟後，新加坡忙不迭地跟紐約證交所（那斯達克的頭號對手）結盟，分庭抗禮。從前外國公司在新加坡上市，只能發行美元股份，交易量很難打開；去年開放發行坡幣股份後，在新加坡上市的吸引力大增，不讓香港專美於前。甚至有些香港公司，越洋到新加坡掛牌上市，「我們去年就承做兩件香港跟新加坡同步掛牌的案子，」台資券商京華山一公司董事總經理李燈場說。而新加坡政府把國民公積金（退休基金）這塊大餅，釋給民間機構管理，也把不少投資銀行從香港吸引過去。
甚至香港的娛樂產業，也成為新加坡力挖的對象。
「香港一直是亞洲最蓬勃的中文影視製作中心，更是世界少數能以本土電影擊敗好萊塢電影的地方。歐美電視台發展亞洲衛星廣播，也都喜歡以香港為亞洲總部。可惜現在很多電視台都被新加坡的優惠條件吸引過去，包括MTV 音樂台、探索台（Discovery Channel） 和衛視多個頻道。李光耀最近表示，影視娛樂是新加坡現在主力發展的工業。他們大量吸納香港製作人員，開發本身製作能力，」香港影評人孔兆秋指出。
一九九七年，香港發行上市的新股，金額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九八年劇減八二％，萎縮到三十億美元。同樣是金融風暴肆虐的新加坡，卻只衰退七％，只減少了三十二億美元。香港股市的集資能力，被新加坡追上。
九七年港股飆到最高點時，地產股占恆生指數七○％的市值，中國概念股更是炙手可熱。金融風暴過後，房地產泡沫破滅，中資企業神話被拆穿，頓使香港股市的引擎被拔除。
大陸紅籌股和國企股（H股） 成群結隊南下，是香港股市規模能壯大、晉身世界級集資中心的功臣。但中資企業財務的黑幕重重，向來受到詬病。一九九八年廣東省的廣信集團宣告破產，引爆包括粵海集團在內的連環財務危機，也掀開了中資企業千瘡百孔的內幕。
粵海集團不但是廣東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也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被納為恆生指數成分股。粵海的垮台，重創投資者對中資企業的信心。不少在香港發行H股的大陸國有企業，在香港集資出現困難，被迫吃回頭草，退到大陸內地發行A股。一九九九年十月，大型績優國企「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到香港招股，也狼狽地鎩羽而歸。大陸國企無法再為香港股市提供動能，反倒成為包袱。
美國股市對香港金融地位的威脅，也與日俱增。路透社調查發現，多數香港公司都有前往美國上市的打算。特別是一九九九年五月起，香港掀起科技股熱潮，企業爭相跟科技沾邊，「第一志願」都是到那斯達克上市，當不成「過江龍」的，才留在香港。「香港上市公司到美國第二次掛牌，是將來很大的趨勢，」李燈場說。
當然別忘了，香港背後還有雙眼睛在虎視眈眈——上海。儘管大陸股市和匯市，仍對外資採取鎖國政策，限制這隻老虎的威力，但在浦東的陸家嘴金融區，各項金融開放措施，已經如火如荼開始試行。
中共總理朱鎔基去年訪問加拿大時，被問到他對上海和香港的看法。「上海會成為中國的紐約，」朱鎔基說。那麼香港呢？「多倫多吧。」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未來的香港只是上海的邊陲附庸。
在上海老大哥的挑戰下，香港表現得有些心虛。例如興建迪士尼主題樂園的談判拉鋸戰，一九九九年底在港府簽下「不平等條約」後拍板定案。而港府超乎常情的讓步，就是因為殺出上海這個程咬金，港府無論如何輸不起。
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指出，一旦人民幣在資本帳開放自由兌換，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可能被上海取代。就這點來說，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並非全無功勞；中共記取東南亞的教訓，不敢輕言開放資金進出，使得上海在短期內，只能在內地金融市場做老大。
服務業盛，製造業衰，香港罩門大開
香港的服務業被「圍剿」時，缺少堅強的製造業可倚靠，這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罩門」所在。
「製造業活動在香港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比率，在一九九七年下跌到少於七％。在一九八四年，這個比率是二四％。新加坡和香港的不同點是，新加坡決定保留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四分之一的核心製造業基礎，以取得一個較安全的平衡，」李光耀分析。
這兩個明裡暗地角力的城市，究竟孰為亞洲金融中心，孰為亞洲營運中心，一時難分軒輊，但若把製造業這塊加進來，香港就必敗無疑了。比起新加坡的資訊電子和石化產業，香港根本找不到能擺上檯面的製造業。
早期香港並非如此。韓戰爆發後，西方長期對中國經濟禁運，迫使轉口業務為主的香港發展本地的製造業。從六○年代的塑膠製品，到七○年代的紡織成衣、玩具和鐘表業，相繼扮演香港經濟火車頭的角色。
但是到了八○年代，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吸引下，香港製造業幾乎全都北移，形成所謂「前店後廠」模式，「香港把勞力和土地密集的工廠遷往內地，而把增值較高的業務環節，包括設計、市場推廣和貿易服務等留在香港，使香港從製造業基地，轉型為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馮國經解釋。
不單是香港，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也從八○年代後期奮勇登「陸」，利用香港做轉運中心。加以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奉送」數百萬計的遊客，和內地港商把投資盈利花在香港消費，使香港服務業一片大好。香港不但沒有因為製造業外移引發產業空洞化危機，反而邁向空前的高成長時期。
在此同時，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談判，引發香港的移民潮。為穩定香港房地產市場，一九八四年中英雙方協議，港府每年拍賣的土地以五十公頃為限。
「港府一直以來都掌握影響物業（房地產）價格的決定因素 ——土地。做為土地的唯一供應者，港府只要控制供應量多寡，便不難控制樓價，」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周應峰說。
人為拉抬下，香港房地產價格飆到全球最貴，大型財團全部投進地產開發，平均每年獲利超過二○○％。地產股的市值，一度占去恆生股價指數的四成。
一家塑膠射出成型廠的老闆抱怨，在香港人的認知中，製造型經濟是「落伍」的，香港已超越這個階段，進步到「高級」的服務型經濟。就連學校都灌輸學童，長大到工廠或是進製造實物的公司上班是不好的。
「香港考大學成績最好的，都是去念金融，」香港出生的日盛證券（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王志浩說。每年香港六所大學數百名理工科畢業生，踏出校門後也大多改行，投身金融或行銷領域。
八○年代末期的台灣，也有跟香港相似的經歷，製造業集體外移，股市房地產投機橫行。但台灣把這兩股負面力量，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也就是說，台灣利用傳統產業外移釋放的資源，以及股市籌措的廉價資金，建立全球前三名的電子產業。香港製造業卻墮落在大陸廉價勞力的「溫柔鄉」，步上被淘汰的命運。
服務型經濟掛帥，錯失科技發展先機
「香港生意人的觀念是『高科技高風險，低科技好賺錢』，」台灣出身的香港科學園行政總裁鄭承文說。
去年九月，中國第一條數位高畫質電視（HDTV）的生產線，在深圳的康佳集團啟動。這家港商創辦的公司，是大陸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公司。然而，港商只想做簡單的裝配，賺取低廉的加工費，公司發展苦受限制。中方股東忍無可忍，最後花錢請港商走路。如今，康佳躍居中國電子工業百強的第四位。
其實早在八○年代初，台灣新竹和新加坡科學園區剛起步時，香港工商界也曾建請港英政府，在白石角興建科學園區。港英政府拖延了十年姍姍拍板定案，直到去年底才啟用，平白葬送香港發展科技的先機。
董建華從英國接下的，是一個盛極而衰的香港，一個亟待科技啟動「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香港。這個擔子，顯然不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