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晚期，美國社會學家葛森（K. Gerson）進行一項研究，她想知道當女人紛紛進入職場之後，家務該如何重新分配？結果她發現，即使女人白天有了工作，甚至比男人還忙，但傍晚回家後，家務重擔依舊落在她們頭上。
不過，一九八○年代的男人的確比他們的父親多做一些家事。
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新的社會趨勢興起，女人出外打拚賺錢，男人在家養兒育女的情況日趨普遍。在美國，有八％的配偶符合此種類型。不過別以為在家的奶爸就會乖乖做家事，你仍可以看到職業婦女回家後忙著拖地洗衣，而奶爸則忘我地跟兒女嬉鬧遊戲。
儘管如此，「奶爸現象」確實是一項社會革命，以後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帶來多大的社會騷動，沒有人能預測。即使現在，「奶爸現象」已經挑戰了美國法院的判例、人們視為天經地義的價值觀，以及女性主義信念。以下便是一例。
住在佛羅里達州的亞歷與蘿塔，跟一般富有的白人家庭沒什麼兩樣。亞歷是一家聲譽卓著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蘿塔曾經是室內設計師，不過早已賦閒在家，偶爾心血來潮重新布置家裡，她最大的興趣還是照顧小孩。
亞歷和蘿塔都是難得一見的好父母。亞歷儘管忙碌不堪，仍竭盡所能陪伴子女。他在凌晨五點起床辦公，一分一秒也不浪費，然後空下每一個早晨及傍晚的時間陪伴兩個女兒。女兒參加學校的戲劇表演，他會帶著一籮筐的法律文件到場，一邊幫女兒打氣，一邊處理公事。
蘿塔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標準的家庭主婦，善體人意且懂得照顧人。不論鄰居媽媽還是學校老師，都公認她是最熱心主動的家長。
這對人人稱羨的夫妻卻離了婚。因為亞歷希望蘿塔能找個正當工作，不要老是依靠他；蘿塔卻認為，照顧小孩就是一項「正當工作」，而亞歷卻總是以輕蔑的態度貶低她對家庭的奉獻。
法院該將子女的監護權判給誰？根據美國司法的慣例，毫無疑問，應該判給長期照顧小孩、最瞭解關心小孩的人，這個人理所當然是母親。
可是這個故事在關鍵地方出了一點小差錯。亞歷其實是「雅莉」，蘿塔應該叫「羅伯」，主人翁的性別角色顛倒過來，竟引起人們及司法的兩極反應，全美國都加入了辯論，至今尚無結局。
職業婦女錯了嗎？
一審法官將監護權判決給雅莉。法官認定雅莉的責任感和經濟基礎都是較穩定的，小孩跟著雅莉才符合她們的長期利益。
問題是法官是否在下意識的偏見中，認為一個「沒有正業」的男人（特別是男人！）較有可能在各方面都不穩定、甚至沒有責任感？有一件插曲頗堪玩味。當羅伯當庭陳述時，承審法官史賓塞突然打斷他的話，傾身向前問他：「我沒搞懂一件事，你為何不找個工作來做？」
羅伯敗訴之後，女律師葛琳感到不平之至，決定拔刀相助，非討回公道不可。葛琳本人正是為了家庭而放棄璀璨的事業及傲人的薪水，甘願當一名平凡的小律師。她從羅伯身上看到自己的困境：社會不僅不獎勵犧牲，還藉此懲罰甘願犧牲的人。於是，她在上訴稿中寫道：「法官確實沒搞懂一件事，羅伯有工作，他的工作是這個家庭的主要照顧提供者。」
上訴法庭將監護權判給了羅伯。
爭議並未到此平息，反而引爆一枚更強力的炸彈。當地報紙《邁阿密每日經濟評論》說，雅莉輸了官司的理由只有一個：她太勤奮工作了。隨著故事一路延燒到《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甚至成了國際新聞，重量級婦女團體發出怒吼：「依照這種判決，美國每一個職業婦女都可能失去她們的小孩，」如果只因一個女人走出家庭、實現自我就要遭到這種懲罰，「兩性平等的理想要倒退十年。」
男性運動的團體也紛紛開砲，這些團體早就認為監護權法律嚴重歧視男性，這下可找到了良機。另外，保守主義者也歡天喜地，認為女性主義終於得到報應。
女性主義團體其實也有理直氣壯的地方：過去職業婦女必須分心家務，無法像男人一樣全心投入工作而遭雇主歧視；現在社會又指責職業婦女不能盡心照顧小孩（像雅莉這般盡職的母親猶遭懲罰）。這樣對職業婦女算是公平嗎？
這次輪到雅莉提出上訴，目前該案仍在如火如荼地審理中。這個案例說明了，性別角色的改變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而它牽涉的道德兩難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