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當局樂見與否，「三通」議題，勢必成為島內論戰主流。
自政府開放廠商赴大陸投資後，兩岸經貿就在持續增溫。根據行政院陸委會統計，截至去年五月底止，台商對大陸投資總核准件數為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三件，總核准金額為七十二億六千四百萬美元。而台灣地區對大陸地區貿易依存度為一○．五四％，其中出口依存度為一七．六三％。這些，早都超過有關單位最初的「預警」線。
不僅如此，過去一年中，先是「經營之神」王永慶，後有長榮集團張榮發，相繼公開提出「投資」「三通」的建言，形同對李登輝總統「戒急用忍」政策的公開挑戰。
政府與產業間的摩擦，源自彼此目標不同。企業界在商言商，看短、中程利益；政府考慮人民前途，貿易乃是戰略手段的一環。問題是，如果企業事事配合政府也能勝任愉快，就不會有「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理論。
因此，張榮發會冒出趕快三通的話，其實要回溯到去年年中、兩岸航運業者在香港討論「境外航運中心」的問題。根據航運界表示，當時港方與中方堅持互惠立場，如果台灣航商可到大陸攬貨，港商或大陸航商也應能在台灣攬貨，但是依「境外航運中心設置作業辦法」的規定，攬貨是不被允許的。對方依此力爭「平等」地位。
一位航運界人士也指出，目前兩岸企業在互動時，其實就是「利益」居首，先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部分，能夠談就再繼續下去；政治、國家則擺在第二位。這種政商分離的趨勢，雖然立即影響政府的大陸政策，可是長遠來看，未必是件壞事。
其實，古往今來，以「戒急用忍」方式處理有敵意政體間經貿關係的例子顯示，其結果往往得不償失。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八五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發表《經貿禁運再思考》（Economic Sanction Reconsidered）一書時，列舉了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八四年間，一百○六個國際經濟制裁的案例，沒有一件是成功的。
（李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