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全球第一大城市，號「渝」。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凌晨吉時，生於四川省東部。身高八二萬平方公里的草山高，體重三千萬人口重。
它是一瓶今夏重釀的新酒，仍保有一九八一年份的色澤。
繞城緣江邊遊走，隨處抬頭可尋、離河床數人高的紅色三角印記，是八一年－－改革開放後三年的那場大水，沿岸刻下的洪汛痕跡。無以詳計的市民，從此回長江老家做波臣；抗戰時就靠河而建的灰黑吊腳樓，水退後卻依然懸立。「都是這幾年開路蓋樓，才硬把它拆光的」，世居嘉陵江畔的老先生向空中比劃解釋。
重慶，一瓶後勁強在下個世紀的酒，已開始儲備二００九年份的水質。
順三峽下水而行，會在今年底前攔截長江的初期大壩，在薄霧餘暉中隱隱欲起。當水位漸次逼上城裡那褪淡的紅色印記，傳說中的萬噸巨輪，終能湧進山中；時年恰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一甲子。大壩亦將淹城發電。「現在的三峽有現在的風景，將來的三峽有將來的風景，」船長、領隊、全陪、地陪，向遊客齊聲覆誦。
就是現在，三峽庫區要移民了、長江龍尾想翻身了、中西部得跟上來了；所以，重慶也該升一級了－－大陸年初召開的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人人都聽得國務院這麼說。就這樣一聲令下，「超級巨嬰」新重慶，六月十八凌晨吉時，「剖腹」生於黃土地。它堂堂冠上直轄名號，帶領西部各路好漢，要迎頭趕上東部兄弟。
要迎頭趕上！這座各類經濟指標皆列於全國中下水平的內陸老工業基地，便硬是比較富有的沿海城市，譬如大連、廣州甚至深圳捷足先登，選上大陸第四個直轄市，成為全球最新第一大市；以及可能更貼切形容的－－「中國最大縣城」。
常言，「天下已治蜀未治」。
深居西部、原為蜀治的重慶人，一比上這十幾年先富起來的東部沿海人，不少人心頭就冒上一股怨氣。在漸次依山而傍的高聳新廈和早晚堵塞的繁雜交通之外，重慶市郊拖著沈重步伐喘氣的老舊工廠仍舉目可及。樓蓋了、燈卻亮得不夠久的閃爍夜景，抗戰至今首度拓寬的蜿蜒馬路……說的是一個現實：
據統計，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遠度為九．八%；其中，東、西部增長速度之比為十二．八：八．七，前者遠高於後者四．一個百分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這個差距僅為０．四。
再拿小老百姓最關心的收入做比較，本性火爆的重慶人，聽了可更不高興。在超越一般消費的高檔餐廳和配備司機的豪華轎車之外，重慶大街仍常會遇上到工廠簽了名就沒事幹的下崗工人。在百貨公司門外等著一絲冷氣的閒涼市民，沿途向人要錢、水、麵包甚至電話卡的一家窮人……說的又是另一個現實：
今年三月(人大會通過重慶直轄決議時)的「中國統計月報」顯示，上海市人平均月薪是六六八元人民幣；廣州市有七五五元；深圳特區達一四二二元－－老重慶市則為三九二元，農民的每月收入更只比一百元多一點。「愈比愈氣，日子愈過不下去，唉，」重慶一位家有祖孫三代的中年男性工薪族(上班族)嘆氣。
不僅是重慶人不滿東西分配不均，北京某次研討會中，針對來自各地高層官員進行的問卷調查亦曾警示；八四%的受訪者認為，地區差距過大可能帶來的最壞後果，是導致社會不穩定；其餘一六%的人更認為，這「可能導致國家分裂」。
「中國大陸發展的市場經濟，沿海已經跟上，但內地沒跟上，」一位常在重慶和上海兩頭跑的外商高階經理人，依據他在兩地接觸的民怨比例判斷。趁著三峽大壩上馬，在中西部交點挑座重心城市帶動發展，現在已是關鍵時刻。
否則，「天下末亂蜀先亂」。
要迎頭趕上！先趕上東部、再趕上亞洲、有朝一日趕上全球！在重慶市中心人民大禮堂廣場上，一片石碑在近攝氏四十度的太陽下閃閃發亮，明白刻著重慶先以二０一０年為準的戰略目標；「把重慶市建設成為中國長江上游的金融貿易中心，科技信息中心，交通和通信樞紐，現代化工業基地，形成以三峽庫區為核心的長江上游產業群……。」有點冗長，圍觀民眾拗口唸著，但是個清楚面向國內的城市定位。
為了這個夢，在全世界觀光客蜂擁而至長江三峽，爭睹壩起之前的靜態自然風景背後，正有一幅動態人文圖像；近百萬世代夾江而居的前四川省民－－現重慶市民，開始攜家帶眷牽牛拉馬，垂直遷徙至更高更陡的坡頭立足。像是為了歡迎，更像是為了讓路給沿海來的、將出海的巨輪，限期搬遷的「軍令狀」已經下達，沒有一個住民可以說「不」。
而位於長江和嘉陵江匯流處的重慶，雙手齊伸，擁抱了這百萬移民；也接納了原四川東南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和其他縣市更多更窮的農戶(見重慶小檔案)。
城市中的村莊？村莊中的城市？
不要用紐約巴黎東京倫敦的尺，來衡量這座全球第一大城市。從來沒有一座城市像重慶一般，一夜之間人口倍增 －－其中八０%是農民。
「城市中的村莊」，是當地人自己形容的老重慶市。它從來也不見連成一片的城景和筆直平坦的大道，而有的是被山丘和隧道切成一塊一塊的獨立小市區。
「村莊中的城市」，則是一位外來者對大重慶印象的新封號。只是，從主城到村莊或從村莊到村莊，往往要花一天一夜以上的舟車勞頓。
也從來沒有一座城市，在擴展腹地之前，便預知數座衛星市鎮的死亡紀事。不過，新重慶創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往三峽河谷的更高點，重頭建構新生的市鎮，換取山下淹沒的老城。「這是重慶的責任，也是重慶的三大機遇之一，」市政府移民局政策法規處郎誠認為，沒有三峽移民，就不會有重慶這座直轄市。
現在的重慶，在國家決策已定、宣傳機器啟動後，不只是媒體，也包括官員，人人談起大陸這最新最大直轄市的末來利基，幾乎都會一致提及「三大歷史機遇」。
公認的機遇之一，就是重慶這座長江上游唯一的特大工業城市，將隨著三峽水利工程建設和庫區經濟開發，創造龐大利益。重慶市的鄉鎮企業隆鑫集團總裁助理裴瑞國分析：庫區的建材、化工、醫藥及食品等基礎行業，和物業(地產)的兼併、收購、吸收與合作，賺錢機會非常多；「這地方因為不足，而有得發展。」
除了某些企業發現三峽有商機，部分居民也相信未來有生機。在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擔任隨船導遊的陳小姐，回頭望向將完全沒入水中的故鄉巫山縣城，只覺得「有一點點可惜」。她認為，這會是真的「開發性移民」。拋棄已經無法徹底改造的老城，新重慶會有新面貌，巫山會有規畫的街道，她，會有更好的家。
有些窮怕了的三峽人，面對總額近四百億人民幣的拆遷補助款，更坦白表明希望提早脫貧，藉此谷底翻身。一位重慶萬縣市民，就說了一句當地順口溜；「要先富，下水庫。」
此外，重慶位於即將開發的西部至東部之樞紐，以及身處和長江龍頭呼應的龍尾地帶，也是新重慶政府不忘內外宣揚的另兩項優勢機遇。重慶政府並一再強調，三資企業若以大重慶為投資中心，將擁有西南地區「未來」龐大的內需市場，獲利可期。
只有乖乖等賞的份兒
然而，早在兩三年前，一位曾至當地採訪的台灣記者，就聽過不少老重慶官員類似的論調。他理解重慶先天受限於山高路陡，但也質疑；重慶人等到今天升了直轄，才願意認真地動起來，「為什麼當初不抓住一模一樣的機遇，及早發展？」
無可奈何。重慶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星觀察，重慶末在成為直轄市前開始發展，實在是因為「沒有政策，就沒有機會，」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也不密切。
這在政治掛帥的社會、在從前向東傾斜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對重慶的成長確是關鍵的負面因素。一位在地的社會觀察者也分析，重慶自抗戰以來，就一直是重點發展的國營重工業基地。計畫經濟的老路走久了，等待政策指示一切行動的習慣過深，幾年前的重慶一時還不能適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所以也只有乖乖等賞的份兒。」
不過，現在大陸當局打算刻意實施針對西部傾斜的經濟策略；地方和中央之間又廢了省級，新重慶就再也沒有抱怨上面厚此薄彼的藉口，不靠自己不行了。
雖然新重慶先將自己定位為國內型都市，但在國際經濟自由化、並逐漸以城市為競合單位的大勢之下，它似乎已學習體認；如果其想成為長江上游的服務中心，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就必須設法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才能打敗大陸其他城市，成為吸引國內外資金的重鎮。沒有資金，再多的計畫也是「嘴巴上的」。
因此，重慶升格直轄以來，首先，中央欽定的優惠政策不斷出爐，各處放出利多消息。打開港台報章也能看到；一下子是大陸將優先批准外資銀行和企業在重慶設立、降低外資企業所得稅；一下子又是當局將給予重慶較高比例的貸款、及優先關照當地企業在境外發行股票；儼然「上海浦東有，重慶也有」之架勢。
「投資者必須考慮．．重慶到上海需要十六天航期。如果沒有優惠，來內地是有點麻煩，」重慶葛蘭素威康(Glaxo Wellcome)製藥公司新加坡籍的總經理許定業說，他還記得該市領導說過「全國有的優惠政策，重慶都會有」之類的話。甚至，英國總公司人員來重慶視察業務，許定業更能接機接到停機坪去。拉攏外商，可見一斑。
其實，早在重慶尚未直轄的八０年代末期，葛蘭素威康就來此地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分公司，算是內陸的外商先鋒。許定業解釋，該公司除了受當時比沿海還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還看準全大陸(而不只是西南地區)未完全發展的醫藥內需市場，以及成本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市場。許定業研判，由於當地早期薪資基數過低，重慶以便宜勞動力吸引外商的投資優勢，應該還能維持五至十年左右。
這仍是九０年代的重慶向外招商的招牌誘因－－就像已經往技術密集方向發展的七０年代台灣，以及八０年代的大陸沿海地區。不過，重慶向來相當自豪擁有無數國管重(兵)工廠的老工業基地身分。為了強調近五十萬技術工人的厲害，以和其他地方的勞動人力區隔，參觀重慶工廠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從子彈到潛水艇都能造」。
市民市長都不好當
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在這無仗可打的年代，誰還需要全副武裝的軍火配備？重慶失了傳統戰場，眾多兵工廠現在只能製造空有一身絕活、卻在工作崗位上打打麻將、消磨日子的待退工人。
重慶正想加速經濟發展，成為西部城市中心；卻養著這麼多閒置人口，委實拉低不少競爭力，不能說不著急。走進配合直轄而辦的「城市規畫建設成就展」，多如繁星的基礎建設藍圖與模型，連連看就是重慶大未來。除了宣示該市現代化的雄心，以及充實西部市場網路的壯志，其實還隱有期望創造就業機會的企圖。
實際主持重慶都市計畫的規畫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彭遠翔，指著花花綠綠的超大地圖，自信而不紊地為詢問者描繪下一世紀的重慶願景；主城將「以三代二」，留下第三(服務)產業，遷走高污染的第二(工)產業。市中心將開闢更多的公共空間與公園綠地。分散的都市生活圈，則以地鐵串起。十五年內，兩江將蓋起十座以上的橋梁；擴散主城功能、聯絡衛星市鎮及省分的幹道網絡，終將完成……。
試想這一願景的建構工程，如果錢能到位，將創造多少GNP和就業機會！
然而，大遠景中「機遇」的另一面，正是重慶人自己也會主動提及的「難題」。
三峽庫區移民工程，就是赤裸裸的第一道難題。這塊超級利益大餅，將考驗大重慶的資源分配公平性。「做不好，很有可能會拖垮重慶，」一位專家說。
而新納入重慶市的，還有上千萬的農民，等待「大城市帶大農村」，讓他們脫貧致富。解這道難題之前，老重慶本身就有一條曲折的城市現代化之路要走。
不只得解決新市民的溫飽，舊城老工廠和下崗人，也得想辦法照顧。失業員工橫臥街頭抗議的事件時有所聞；國營企業如何死裡回生，自顧不暇。
第四道難題，則是對付這些輕重工廠累積的污染環境紀錄，和新加入的三峽大壩對生熊的劇烈衝擊。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考驗重慶對後代的良心。
至於，在國家宣傳機器中的「三大機遇」和「四大難題」之外，到底，重慶想以何種特色內涵示人？
「重慶要有硬體建設，但也該有精神建設，」重慶劇作家張魯認為。
這一點，在多達三千萬市民、人口結構複雜的大重慶，似乎沒太多人討論，也並不容易討論。「那裡的市民和市長，都不好當，」沿海的一位學者直言。
這位學者觀察，雖然重慶表明要先當長江上游的中心，而尚未以國際都市為標的，但是不吸引外國人，也要吸引本國人；想吸引資金，更得吸引人心。縱向比較，重慶的確比三五年前進步太多；橫向比較，重慶落後於沿海城市則是事實。甚至就在左手邊的四川，還有一座公認更具人文特色的城市－－成都。
曾是清末第一個內陸對外開埠城市、自認具發展潛力的重慶終得思考；「如何讓願意移民重慶的人，日子過得舒服？」
在重慶市第一個僅供行人使用的公共空間－－人民廣場前，有一絲線索。那塊石碑的後半段刻著；「……(把重慶建設)成為經濟發達、社會文明、生活富裕、環境優美的生態區，和具有沿江開發特色的現代化城市。」「特色」兩字是模模糊糊地點到了。至於讓內涵清楚實踐的過程，就得由這一代延續至廣場前奔跑的下一代了。
走出廣場，沿著一路「慶直轄．迎回歸」這套最流行的民族口號，向市區最熱鬧的解放碑前進」背景音是工地的敲擊聲和民工的吆喝聲。滿月沒多久的「中國．重慶」市民，向「中國．香港」同胞學習經濟手腕的速度極快，正大街小巷販賣九七年份的味道；這個牛年量產的銀幣郵票電話卡，等著過客一手交錢一手交換紀念。
下個牛年，三峽之水天上來，紅色印記和灰黑吊腳樓都將完全消失。傳說中的萬噸巨輪，終能湧進山中。重慶，正使勁證實這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