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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陪都到壩主

文 / 馬萱人    
199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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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陪都到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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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全球第一大城市,號「渝」。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凌晨吉時,生於四川省東部。身高八二萬平方公里的草山高,體重三千萬人口重。

它是一瓶今夏重釀的新酒,仍保有一九八一年份的色澤。

繞城緣江邊遊走,隨處抬頭可尋、離河床數人高的紅色三角印記,是八一年--改革開放後三年的那場大水,沿岸刻下的洪汛痕跡。無以詳計的市民,從此回長江老家做波臣;抗戰時就靠河而建的灰黑吊腳樓,水退後卻依然懸立。「都是這幾年開路蓋樓,才硬把它拆光的」,世居嘉陵江畔的老先生向空中比劃解釋。

重慶,一瓶後勁強在下個世紀的酒,已開始儲備二00九年份的水質。

順三峽下水而行,會在今年底前攔截長江的初期大壩,在薄霧餘暉中隱隱欲起。當水位漸次逼上城裡那褪淡的紅色印記,傳說中的萬噸巨輪,終能湧進山中;時年恰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一甲子。大壩亦將淹城發電。「現在的三峽有現在的風景,將來的三峽有將來的風景,」船長、領隊、全陪、地陪,向遊客齊聲覆誦。

就是現在,三峽庫區要移民了、長江龍尾想翻身了、中西部得跟上來了;所以,重慶也該升一級了--大陸年初召開的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人人都聽得國務院這麼說。就這樣一聲令下,「超級巨嬰」新重慶,六月十八凌晨吉時,「剖腹」生於黃土地。它堂堂冠上直轄名號,帶領西部各路好漢,要迎頭趕上東部兄弟。

要迎頭趕上!這座各類經濟指標皆列於全國中下水平的內陸老工業基地,便硬是比較富有的沿海城市,譬如大連、廣州甚至深圳捷足先登,選上大陸第四個直轄市,成為全球最新第一大市;以及可能更貼切形容的--「中國最大縣城」。

常言,「天下已治蜀未治」。

深居西部、原為蜀治的重慶人,一比上這十幾年先富起來的東部沿海人,不少人心頭就冒上一股怨氣。在漸次依山而傍的高聳新廈和早晚堵塞的繁雜交通之外,重慶市郊拖著沈重步伐喘氣的老舊工廠仍舉目可及。樓蓋了、燈卻亮得不夠久的閃爍夜景,抗戰至今首度拓寬的蜿蜒馬路……說的是一個現實:

據統計,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遠度為九.八%;其中,東、西部增長速度之比為十二.八:八.七,前者遠高於後者四.一個百分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這個差距僅為0.四。

再拿小老百姓最關心的收入做比較,本性火爆的重慶人,聽了可更不高興。在超越一般消費的高檔餐廳和配備司機的豪華轎車之外,重慶大街仍常會遇上到工廠簽了名就沒事幹的下崗工人。在百貨公司門外等著一絲冷氣的閒涼市民,沿途向人要錢、水、麵包甚至電話卡的一家窮人……說的又是另一個現實:

今年三月(人大會通過重慶直轄決議時)的「中國統計月報」顯示,上海市人平均月薪是六六八元人民幣;廣州市有七五五元;深圳特區達一四二二元--老重慶市則為三九二元,農民的每月收入更只比一百元多一點。「愈比愈氣,日子愈過不下去,唉,」重慶一位家有祖孫三代的中年男性工薪族(上班族)嘆氣。

不僅是重慶人不滿東西分配不均,北京某次研討會中,針對來自各地高層官員進行的問卷調查亦曾警示;八四%的受訪者認為,地區差距過大可能帶來的最壞後果,是導致社會不穩定;其餘一六%的人更認為,這「可能導致國家分裂」。

「中國大陸發展的市場經濟,沿海已經跟上,但內地沒跟上,」一位常在重慶和上海兩頭跑的外商高階經理人,依據他在兩地接觸的民怨比例判斷。趁著三峽大壩上馬,在中西部交點挑座重心城市帶動發展,現在已是關鍵時刻。

否則,「天下末亂蜀先亂」。

要迎頭趕上!先趕上東部、再趕上亞洲、有朝一日趕上全球!在重慶市中心人民大禮堂廣場上,一片石碑在近攝氏四十度的太陽下閃閃發亮,明白刻著重慶先以二0一0年為準的戰略目標;「把重慶市建設成為中國長江上游的金融貿易中心,科技信息中心,交通和通信樞紐,現代化工業基地,形成以三峽庫區為核心的長江上游產業群……。」有點冗長,圍觀民眾拗口唸著,但是個清楚面向國內的城市定位。

為了這個夢,在全世界觀光客蜂擁而至長江三峽,爭睹壩起之前的靜態自然風景背後,正有一幅動態人文圖像;近百萬世代夾江而居的前四川省民--現重慶市民,開始攜家帶眷牽牛拉馬,垂直遷徙至更高更陡的坡頭立足。像是為了歡迎,更像是為了讓路給沿海來的、將出海的巨輪,限期搬遷的「軍令狀」已經下達,沒有一個住民可以說「不」。

而位於長江和嘉陵江匯流處的重慶,雙手齊伸,擁抱了這百萬移民;也接納了原四川東南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和其他縣市更多更窮的農戶(見重慶小檔案)。

城市中的村莊?村莊中的城市?

不要用紐約巴黎東京倫敦的尺,來衡量這座全球第一大城市。從來沒有一座城市像重慶一般,一夜之間人口倍增 --其中八0%是農民。

「城市中的村莊」,是當地人自己形容的老重慶市。它從來也不見連成一片的城景和筆直平坦的大道,而有的是被山丘和隧道切成一塊一塊的獨立小市區。

「村莊中的城市」,則是一位外來者對大重慶印象的新封號。只是,從主城到村莊或從村莊到村莊,往往要花一天一夜以上的舟車勞頓。

也從來沒有一座城市,在擴展腹地之前,便預知數座衛星市鎮的死亡紀事。不過,新重慶創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往三峽河谷的更高點,重頭建構新生的市鎮,換取山下淹沒的老城。「這是重慶的責任,也是重慶的三大機遇之一,」市政府移民局政策法規處郎誠認為,沒有三峽移民,就不會有重慶這座直轄市。

現在的重慶,在國家決策已定、宣傳機器啟動後,不只是媒體,也包括官員,人人談起大陸這最新最大直轄市的末來利基,幾乎都會一致提及「三大歷史機遇」。

公認的機遇之一,就是重慶這座長江上游唯一的特大工業城市,將隨著三峽水利工程建設和庫區經濟開發,創造龐大利益。重慶市的鄉鎮企業隆鑫集團總裁助理裴瑞國分析:庫區的建材、化工、醫藥及食品等基礎行業,和物業(地產)的兼併、收購、吸收與合作,賺錢機會非常多;「這地方因為不足,而有得發展。」

除了某些企業發現三峽有商機,部分居民也相信未來有生機。在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擔任隨船導遊的陳小姐,回頭望向將完全沒入水中的故鄉巫山縣城,只覺得「有一點點可惜」。她認為,這會是真的「開發性移民」。拋棄已經無法徹底改造的老城,新重慶會有新面貌,巫山會有規畫的街道,她,會有更好的家。

有些窮怕了的三峽人,面對總額近四百億人民幣的拆遷補助款,更坦白表明希望提早脫貧,藉此谷底翻身。一位重慶萬縣市民,就說了一句當地順口溜;「要先富,下水庫。」

此外,重慶位於即將開發的西部至東部之樞紐,以及身處和長江龍頭呼應的龍尾地帶,也是新重慶政府不忘內外宣揚的另兩項優勢機遇。重慶政府並一再強調,三資企業若以大重慶為投資中心,將擁有西南地區「未來」龐大的內需市場,獲利可期。

只有乖乖等賞的份兒

然而,早在兩三年前,一位曾至當地採訪的台灣記者,就聽過不少老重慶官員類似的論調。他理解重慶先天受限於山高路陡,但也質疑;重慶人等到今天升了直轄,才願意認真地動起來,「為什麼當初不抓住一模一樣的機遇,及早發展?」

無可奈何。重慶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星觀察,重慶末在成為直轄市前開始發展,實在是因為「沒有政策,就沒有機會,」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也不密切。

這在政治掛帥的社會、在從前向東傾斜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對重慶的成長確是關鍵的負面因素。一位在地的社會觀察者也分析,重慶自抗戰以來,就一直是重點發展的國營重工業基地。計畫經濟的老路走久了,等待政策指示一切行動的習慣過深,幾年前的重慶一時還不能適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所以也只有乖乖等賞的份兒。」

不過,現在大陸當局打算刻意實施針對西部傾斜的經濟策略;地方和中央之間又廢了省級,新重慶就再也沒有抱怨上面厚此薄彼的藉口,不靠自己不行了。

雖然新重慶先將自己定位為國內型都市,但在國際經濟自由化、並逐漸以城市為競合單位的大勢之下,它似乎已學習體認;如果其想成為長江上游的服務中心,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就必須設法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才能打敗大陸其他城市,成為吸引國內外資金的重鎮。沒有資金,再多的計畫也是「嘴巴上的」。

因此,重慶升格直轄以來,首先,中央欽定的優惠政策不斷出爐,各處放出利多消息。打開港台報章也能看到;一下子是大陸將優先批准外資銀行和企業在重慶設立、降低外資企業所得稅;一下子又是當局將給予重慶較高比例的貸款、及優先關照當地企業在境外發行股票;儼然「上海浦東有,重慶也有」之架勢。

「投資者必須考慮..重慶到上海需要十六天航期。如果沒有優惠,來內地是有點麻煩,」重慶葛蘭素威康(Glaxo Wellcome)製藥公司新加坡籍的總經理許定業說,他還記得該市領導說過「全國有的優惠政策,重慶都會有」之類的話。甚至,英國總公司人員來重慶視察業務,許定業更能接機接到停機坪去。拉攏外商,可見一斑。

其實,早在重慶尚未直轄的八0年代末期,葛蘭素威康就來此地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分公司,算是內陸的外商先鋒。許定業解釋,該公司除了受當時比沿海還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還看準全大陸(而不只是西南地區)未完全發展的醫藥內需市場,以及成本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市場。許定業研判,由於當地早期薪資基數過低,重慶以便宜勞動力吸引外商的投資優勢,應該還能維持五至十年左右。

這仍是九0年代的重慶向外招商的招牌誘因--就像已經往技術密集方向發展的七0年代台灣,以及八0年代的大陸沿海地區。不過,重慶向來相當自豪擁有無數國管重(兵)工廠的老工業基地身分。為了強調近五十萬技術工人的厲害,以和其他地方的勞動人力區隔,參觀重慶工廠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從子彈到潛水艇都能造」。

市民市長都不好當

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在這無仗可打的年代,誰還需要全副武裝的軍火配備?重慶失了傳統戰場,眾多兵工廠現在只能製造空有一身絕活、卻在工作崗位上打打麻將、消磨日子的待退工人。

重慶正想加速經濟發展,成為西部城市中心;卻養著這麼多閒置人口,委實拉低不少競爭力,不能說不著急。走進配合直轄而辦的「城市規畫建設成就展」,多如繁星的基礎建設藍圖與模型,連連看就是重慶大未來。除了宣示該市現代化的雄心,以及充實西部市場網路的壯志,其實還隱有期望創造就業機會的企圖。

實際主持重慶都市計畫的規畫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彭遠翔,指著花花綠綠的超大地圖,自信而不紊地為詢問者描繪下一世紀的重慶願景;主城將「以三代二」,留下第三(服務)產業,遷走高污染的第二(工)產業。市中心將開闢更多的公共空間與公園綠地。分散的都市生活圈,則以地鐵串起。十五年內,兩江將蓋起十座以上的橋梁;擴散主城功能、聯絡衛星市鎮及省分的幹道網絡,終將完成……。

試想這一願景的建構工程,如果錢能到位,將創造多少GNP和就業機會!

然而,大遠景中「機遇」的另一面,正是重慶人自己也會主動提及的「難題」。

三峽庫區移民工程,就是赤裸裸的第一道難題。這塊超級利益大餅,將考驗大重慶的資源分配公平性。「做不好,很有可能會拖垮重慶,」一位專家說。

而新納入重慶市的,還有上千萬的農民,等待「大城市帶大農村」,讓他們脫貧致富。解這道難題之前,老重慶本身就有一條曲折的城市現代化之路要走。

不只得解決新市民的溫飽,舊城老工廠和下崗人,也得想辦法照顧。失業員工橫臥街頭抗議的事件時有所聞;國營企業如何死裡回生,自顧不暇。

第四道難題,則是對付這些輕重工廠累積的污染環境紀錄,和新加入的三峽大壩對生熊的劇烈衝擊。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考驗重慶對後代的良心。

至於,在國家宣傳機器中的「三大機遇」和「四大難題」之外,到底,重慶想以何種特色內涵示人?

「重慶要有硬體建設,但也該有精神建設,」重慶劇作家張魯認為。

這一點,在多達三千萬市民、人口結構複雜的大重慶,似乎沒太多人討論,也並不容易討論。「那裡的市民和市長,都不好當,」沿海的一位學者直言。

這位學者觀察,雖然重慶表明要先當長江上游的中心,而尚未以國際都市為標的,但是不吸引外國人,也要吸引本國人;想吸引資金,更得吸引人心。縱向比較,重慶的確比三五年前進步太多;橫向比較,重慶落後於沿海城市則是事實。甚至就在左手邊的四川,還有一座公認更具人文特色的城市--成都。

曾是清末第一個內陸對外開埠城市、自認具發展潛力的重慶終得思考;「如何讓願意移民重慶的人,日子過得舒服?」

在重慶市第一個僅供行人使用的公共空間--人民廣場前,有一絲線索。那塊石碑的後半段刻著;「……(把重慶建設)成為經濟發達、社會文明、生活富裕、環境優美的生態區,和具有沿江開發特色的現代化城市。」「特色」兩字是模模糊糊地點到了。至於讓內涵清楚實踐的過程,就得由這一代延續至廣場前奔跑的下一代了。

走出廣場,沿著一路「慶直轄.迎回歸」這套最流行的民族口號,向市區最熱鬧的解放碑前進」背景音是工地的敲擊聲和民工的吆喝聲。滿月沒多久的「中國.重慶」市民,向「中國.香港」同胞學習經濟手腕的速度極快,正大街小巷販賣九七年份的味道;這個牛年量產的銀幣郵票電話卡,等著過客一手交錢一手交換紀念。

下個牛年,三峽之水天上來,紅色印記和灰黑吊腳樓都將完全消失。傳說中的萬噸巨輪,終能湧進山中。重慶,正使勁證實這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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