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7月4日，我和一群美國朋友到城裡去看國慶煙火，在滿天炫彩的火光下，身旁的女士突然問我：「如果妳可以選擇，妳希望停留在幾歲？」
我毫不考慮地說：「我希望自己永遠留在12歲。」
我問她：「那妳呢？」
她說：「我喜歡30歲。」因為她讀書、結婚、生子、就業，在30歲時都完成了；那是她成熟的、豐富的、有活力、有希望的年歲。
現在回想起這段對話，自己的「幼稚」和對方的「成熟」，恰成對比。
我的30歲在做什麼？是不是如她描述的那般豐富？
我的30歲要從25歲說起。那年我剛從美國回到台北，找到我的第一份媒體工作——《綜合月刊》編輯。
老闆是我在政大新聞系教過採訪寫作的張任飛老師，口試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妳看不看《TIME》雜誌？」
進入《綜合月刊》工作後，常常聽到張先生提《TIME《Newsweek》，要我們以他們為師，學學人家如何找題目、寫文章，和做一流記者的行事作為。
當時我們少不更事，總認為老闆在「自我陶醉」；年事稍長後，才漸漸領悟，原來他是在為我們設立願景和目標。儘管當時台灣的雜誌，作為媒體，條件是那麼不足。
那是個媒體控制嚴格的年代，雜誌是不准設「記者」的，只有「編輯」。我們要採訪時，對方沒聽過《綜合月刊》，我們只好說：「這裡是張任飛先生辦公室。」
受過張任飛老師的教誨，至今在學術界和新聞界的傑出同業還不少，像現任政大校長鄭瑞城、傳播學院院長翁秀琪、《聯合報》總主筆黃年、副總編輯翁台生、易行，還有《商業周刊》社長金惟純等都是出自《綜合月刊》《婦女雜誌》體系。張老師帶引我們進入寬廣的雜誌世界，指出一條專業的路。
30歲那年，我當上《婦女雜誌》的主編。這以後正式踏入管理的工作。
八○年代初期，我外調到香港的《中國時報》辦事處工作。過去的雜誌歷練，讓我能在那塊陌生地上獨立作業，更有機會認識第一批從中國大陸出來的「紅衛兵」。他們其實都是知識青年，文革時期串連過，也真正省悟過，才能在香港掛上十號風球之際，冒著生命危險，在風雨中游向香港，一試再試，鍥而不捨。
那個年代，也是一批批越南難民搭著危船在海上漂流的年代。香港難民營裡的擠、亂、髒，至今依然讓我難忘。
35歲那年，正是這些雜誌編輯的經驗和感受，讓我勇敢地接受另一個挑戰：和高希均教授、殷允芃女士、張作錦先生共同創辦了《天下雜
誌》，之後陸續又有「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遠見雜誌》《30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