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的大和世界觀
李登輝生於台北縣三芝鄉的小地主階級，父親曾當日本警察。雖然在農村長大，但李的家境不錯，小時候得以學小提琴，喜歡集郵，每逢過年過節，佃農會送雞鴨來問候。
李是一位聰明優秀的學生，他的父親希望他受純粹的日本教育，這是當時地主階級常見的現象。由於農村地主與城市中產階層與日本統治者較為接近，子女受的教育日化程度也最深。儘管其中不少人年少時期對日本歧視台灣人的政策不滿，但因文化領域中未受過漢學訓練，所以思維的基礎是日本式的，如果再加上家庭背景是基督教而非與中國文化關係深遠的道教和佛教，那麼其「非漢化」的程度愈深。
這些對日本政策不滿的台灣子弟，實際上的第一說寫語文已是日語，讀的是日文書，日本式的情感無形中進入腦中，並用著日本人的眼光看世界。他們雖然也對中國抱著幢僚，但那是非常抽象的層次，與現實的中國是脫節的。
即使到了九０年代，李登輝這種日化台人的語言、心理和思考特徵仍然存在。譬如，他在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那篇敞開內心的談話中就充分體現了，司馬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華」一詞更為混淆不清，不易分辨。」李立刻跟著說：「「中國」這個名詞也是含糊不明的。」李還有另外一些話，如「現在大陸高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新疆、西藏和蒙古都被列入中國民族。我想，如果北京企圖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殖民地時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事物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歷史。」
錯用精神武器
以上李登輝說的話所反映的史觀不能說是對或錯，重點在於它是非常典型日本式的，在日本無論戰前戰後，一直流行著這種論調。戰前，日本就從中國歷史上演繹，認為真正漢人的王朝是明代，那是中國真正的版圖，因此根據這種理論，扶植少數民族獨立也就成了侵略中國的合理步驟，先從滿州國，再往內蒙、華北一步步進逼。
戰後，日本侵略意圖瓦解，但上述理論並未死亡，由侵略中國轉而成為抵擋壯大、具威脅性的中國的精神武器。日本右翼政治人物、學者、作家經常以中國歷史的演化以及當前中國地域分歧的現實，認定中國將分裂為幾個國家，幾個共和國。這種理論代表日本人恐懼強大中國下的某種下意識的期望，成為對抗中國的精神武器。因此，才會產生「中華」或「中國」是含混不清名詞的說法，因為如此，日本才得以永遠避免生存在這個勢力圈的陰影之下。
雖說理論的真偽終將受到事實的檢驗，且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有如此觀點並不足為奇，因為它代表著日本的安全與利益，與中國的安全與利益存在某些內在的矛盾。現在的問題是，成長過程深受日化教育、漢學根基幾無的李登輝自然而然地以日本人的世界觀、一種與中華民族存在潛在敵對意識的精神武器，作為對抗中共威脅的辯證，就不免帶來很大的麻煩。北京方面立刻有強烈的反應，他們對李與司馬談話背後的意識情感有著歷史性的敏感，憤怒地指責李成了「國際野心家分裂中國的工具」，並質問李「還有中國人的感情嗎」。不僅如此，台灣島內也激起強烈震撼，尤其在深受中國思想影響的國軍將領中帶來無比的迷惑，省籍意識加倍深化，這就有了高度的危險。
從李登輝的文化背景來看，他的這種思維毋寧是必然的，主觀上很難說是否錯，只能說這種思維在他那一輩、那一個階層是稀鬆平常的，但如果作為台灣的總統，就會與北京陷入高度的緊張與不信任，也會在台灣社會內部激起中國思維者強烈的反應。這是為什麼蔣介石父子批評中共時，中國人的反應較淡，毛澤東甚至稱許蔣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反之，李登輝說中共是「上匪」、「控固力」，中國人中不滿者甚多，包括平時反共的人也感到不滿，原因是李登輝常讓人感覺到他似乎是站在日本人的利益上講話的。
成長的經驗決定一個人的情感與意識。李登輝在中學時期，雖然不滿日本的歧視政策，但他畢竟獲得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好處，課堂上聽到的還是日本皇軍偉大、支那軍貪生怕死、天皇陸下光耀寰宇的思想灌輸。這與佃農的小孩沒錢繼續升學，或依賴家中漢學延續教育，加人反日的秘密結社有著根本不同。
老一輩國民黨或共產黨親眼看見日本士兵燒奸淫的情況而留下難解的仇恨，更非李切身的感受。就連大致同一時期，遠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差點喪生於日軍槍下的經歷也不是李的體驗。這些現實的遭遇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情感，所以即使經常訪問日本的李光耀，也從未與任何一目本人士結為好友，反而是與蔣經國私交甚篤。蔣經國常帶著李光耀遊山玩水，談得來的朋友自然對於基本的議題有著情感的契合；同樣地，李光耀與李登輝的關係卻顯得相當官式，李登輝真正談得來的朋友是那些不斷來台北拜訪他的日本學者和作家，他們相互欣賞，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和俚語交談，與司馬遼太郎的每一句談話，幾乎都帶著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口氣。
生存手段靈活
儘管李登輝的日化程度頗深，但是他畢竟不是日本人，而是一個台灣人，帶著典型現實主義的台灣人，否則他將難於外在環境巨變中成功地存活，終至獲得較多數人的支持。
學生時期，李眼看佃農小孩貧窮，發出不平之鳴，但客觀上畢竟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並沒有去參與反日的活動。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不久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李的感受與大部分的台灣城市知識分子和農村地主階層是一樣的。苦悶來自兩部分，一是身為台灣人受壓抑的感受，二是由日本文化轉回中國文化中重新學習的不適應。
就如同對日本人不滿一樣，李登輝對新君臨的國民黨政府也感到不滿，有一種說法是他曾一度參加了共產黨，但更重要的事實是，李沒有參加反日的激進活動，且到了晚年更大膽呈現了對日本的深切情感，李登輝也沒有真正投入反抗國民黨的活動，反而是隨後接受了國民黨的栽培，幾度向當局交心，後由蔣彥士的擔保推荐開始進入官場。
受到蔣經國提拔、官運亨通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元老面前表現得極為恭敬謙卑，頗為長官所喜，加上他是一位派系色彩不濃厚的技術官僚，更為對搞小圈圈特別敏感警惕的蔣經國所信任，最後脫穎而出。這裡看得出李登輝的生存法則，在不同的環境下他呈現了不同的顏色，妥協性很強，現實感很高，終能存活。
至於他當上總統後被人批評為專斷獨裁，不會用人等缺點，其實那些只是在更小範圍下的性格表現而已，而不是面對大環境壓力時的生存準則。總的來說生存手段是很靈活的，發現行不通時隨時可以調整作法，以前生活在日本統治之下如此，面對國民黨也如此，在中共強大的威脅下會有根本的區別嗎？
反過來設想，一個積極抗日的李登輝可能早就死在日本牢房中，或參加了共產黨而被國民黨特務處決了，或在戰後反抗國民黨而流亡海外幾十年，在美利堅的海邊無奈地徘徊，若果其然，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李登輝。一個對大環境變化的壓力感受敏銳、準確的李登輝，並適時調整自己作出適應之舉的李登輝，才有可能達到今天的李登輝。也可以說，這樣的李登輝是台灣生存法則的縮影，他居於高位，受到較大多數人的支持，在體現台灣人的集體性格上自然有重大意義。
思維根源和盤托出
至於李登輝有多少中國人的成分？這裡似乎存在兩個層面。從血緣上，李顯然一直自認為是中國人，學生時代對中國就有一種抽象層次的嚮往，甚至說學習農業也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然而在文化上，李的中國化遠遠低於日本化的程度，這可以從他引據經文以佐證本身信念時充分顯現。儘管李在別人爭先為他準備好的講稿中也經常念出諸如國父孫中山遺訓、中國道德傳統、三綱五常之類的話，但絕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道統八股，幾乎成了官場上的標準儀式，由他人代筆準備好幾乎千篇一律的劇本，他僅僅照本宣科而已。
李真正無拘無束的講話(尤其是在他掌握權力、自信增強之際)，顯示他的文化營養主要還是來自聖經以及日本人寫的書籍，他幾乎無法獨立完整地引述某一中國聖賢的思想體系或名言來解釋他的政治哲理，反而他所交往的一些日本作家和學者做得到這一點。李最常見的作法是引述聖經裡的話，或是在夢中聽得了主耶穌的啟迪。心中的至聖至哲是如摩西這般的先知角色，對他領導下的國家和人民也常投射到聖經舊約章節的某些感人意境，其虔誠程度就連一般天主教國家的政治領袖也不一定比得上。
在知識領域方面，毫無疑問地，他是一位出色的農業經濟學家，對農村抱著深厚的感情，對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如數家珍，一談到這個話題就滔滔不絕，並深信比他內行的人很有限。至此，幾乎可以大略為李登輝的人生思維和情感畫出一個輪廓：一個極為虔誠的基督徒、一位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一個對中國抱著抽象情感中國觀受日本視野影響的台灣人、一個具受害情結以及對大環境務實妥協的普通台灣人。
李登輝從政以後的諸多表現以及所引起的普遍反應，事實上都可以看見以上不同特質交互呈現的影子。這位本省子弟家境良好，受了相當完整的日本教育，國民黨政府來台以後，他在文化上努力調適自己，回歸租先的語文和傳統。無論日本時代或國民黨時代，他都有不滿之處，有著本省人的挫折與悲情，但都深藏在心裡，或許有過激進反抗的念頭，私下言談仍不掩苦悶，生活和人際關係有著孤傲固執的一面，但大環境中仍成為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
中國意識的反撲
就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台以來，台灣與大陸的衝突即無日不有，但一九九四年台灣務實外交行動所引起的正面衝突，卻出現了不同的意涵。導火線就是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一席談話，一位對中國精神文化認識有限的李登輝，不知如何使用中國式的精神語言對抗中共的威脅，理所當然地使用了他所熟悉的日本式的精神語言。在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引導式的談話下，李登輝的精神底牌幾乎全盤托出，本質上是一種日化台人的情感和思維模式，高談外來統治的悲哀之外，又與外來統治的日本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密感，親密到甚至近似一種乞求同情理解的姿態。
儘管如此，這篇訪問稿曾由李登輝三次過目，並非一時情急之作，應是有傳達訊息的明確意圖。他究竟在什麼背景下大膽地說出內心的話？以及希望達成什麼目的？
一九九四年初的李登輝已非六年前受政敵近距離左右圍攻的李登輝，國民黨非主流派老一輩的勢力已差不多被掃清，新一輩退到黨外，在縣市長選舉中軟弱無力，而揚言要拿下十一個以上縣市長席次的民進黨也鎩羽而歸，導致黨主席許信良辭職下台。安內攘外皆大有斬獲，李登輝的權位獲得前所未有的鞏固，講話的分量遠重於前，自信心增強，加上務實外交行動和千島湖事件強硬的立場使他的聲望更如日中天。
權力無形中帶來傲慢，也帶來輕忽大意，在此李登輝肆無忌憚地說出內心的話。一則是藉司馬遼太郎的筆說給日本讀者聽，以為他訪問日本的計畫爭取日本民間的理解和支持。既然是拉攏日本人的，李登輝自然說出來是日本知識界喜歡聽的，這位從小對日本歧視台灣人政策不滿的台灣總統，此刻看來像是對天皇陸下虔誠崇拜的「出征學徒」，或是完全皇民化的台灣人，用著不滿的眼光看著落後野蠻的支那。對於現實主義的李登輝而言，擺出這種姿態並不困難，就如同他曾厭惡國民黨外來統治，卻又比大多數人恭恭敬敬、笑著臉站在國民黨長官跟前。
二則李登輝藉著司馬的文章吸納了民進黨的支持力量。在某一種意義上，民進黨代表一種極為單純的受害者的情感，幾句同情的語言往往就可滿足其期望，因此李登輝有關外來政權的說法立刻激起民進黨以及其支持者深深的共鳴，也顧不及作為台灣人總統以如此哀憐的姿態尋求前外來統治者國民的理解同情，是否符合台灣人的尊嚴等問題。
就實際謀略來看，李登輝並不需要這麼做，因為作為台灣人總統的事實已使他過去所向披靡，並不需要刻意再加油添醋。外來統治的看法是他那一代日化台人所共享的，是他內心真正的有法，只是現在他有能力清楚地說出來而已。從基本情感層面而言，李登輝跟民進黨、跟台獨相去不遠，然而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他絕非後兩者，否則絕不可能一路升大官，當上總統，獲得大多數台灣人的支持，至今權位無人能挑戰；而台獨卻曾被關、被壓，到了今天雖能自由發展卻又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局。
低估中國意識的力量
然而，就在李登輝達到權力的高峰的一刻，他的局限性明顯暴露出來了，就如同所有再聰明、再獲人心的領導者一樣。對中國精神文化認知有限的李登輝省卻了某種包袱，但在面對統治十二億中國人的中共的時候，也有一種過於無知的危險。部分曾為中華民族尊嚴而犧牲眾多親人、同志、同胞的國民黨員，看著其黨主席在司馬遼太郎的文章中，顯露的是一個為日本人幫腔以遂分裂中國野心的民族叛徒，腦中燃起的不僅是憤怒，而是歷史的恨意。在此，國民黨學術智囊苦心為台灣主權定位所規畫的一個中國分治分裂的法理根據成了多此一舉，因為李登輝的話已擺明了一切作法的根本動機。
此外，外來統治的說法也在台灣島內造成大分裂。就歷史邏輯而言，只有設立大陸和台灣一開始根本上就是兩個獨立體，外來統治的說法自然成立；但如果設定台灣和大陸本質上是一體的，外來統治就站不住腳了。當台灣總統說出連國民黨都是外來統治的時候，自然大大地鼓舞了台獨的聲勢，並在精神意涵上將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推到近似異族的對立面，根本上否定了他們的價值觀，這就勢必要激起仇恨，加深省籍的對抗。
一向小心務實的李登輝不可能刻意說出一些話，使得一夕之間跑出這麼多的仇人，只能說他的文化背景本身就潛蘊著內在矛盾和衝突，而作為最高元首，這些矛盾和衝突反射成大面積的群眾仇視。因此在一九九四年中，李登輝志得意滿的頂點，情勢出現另一面的發展。中共對台灣擺出前所未有的敵對姿態，在台灣海峽對岸連續進行十餘次的軍事演習，目標明顯是對準台灣。台灣內部不僅沒有過去那樣精誠團結，反而運用中共武力犯台恫嚇打擊李登輝聲望的大有人在。
一本直接抨擊李的政策並頒訂台灣瞬間為中共占領的書籍「一九九五閏八月」掀起社會的恐慌，導致移民熱潮，外省人幾乎悉數站到反李的新黨這一邊。過去曾與共產黨殊死鬥爭並連累在大陸家族的老兵中，不少人開始期望中共領導一個強大的中國，渡海懲罰民族叛徒。一些過去激烈反共的右派變成狂熱的親共者，其心情就如同當年對日本的仇恨使得激進國民黨跟激進共產黨在同為中國人的名日下結為同盟一般。甚至國防部的領導也發出危機的訊息，說軍隊已出現思想的混淆，不知為推而戰，為何而戰，對李與司馬對話中的台獨傾向感到不解。。
李登輝反共、愛台灣、認同台灣的作法有錯嗎？事實上並沒有錯，問題是，他使用的精神語言必然使得台灣島內外堅信自己是中國人者，被撩起一股歷史恨意，團結一致地攻擊李登輝以及他所代表的群眾。這股力量一旦認真起來，足以摧毀亞洲任何一個國家，更何況是地小民寡又可以裡應外合的台灣。
李登輝原本沒料到他的話反射的文化和精神意涵會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彈，巨大到足以覆亡台灣的地步，這正是他對中國文化意識極不了解的明證。儘管他是本省人總統，只要台灣內部持續不安，即使是本省人也不可能對一位沒有能力整合和安定內部的領袖，給予無限的耐心。
新口號邏輯仍混亂
這一部分是一生以現實主義掛帥的李登輝立刻感到警惕的，他知道自己的一些話引起混淆分裂並與中共形成空前的緊張，於是又不斷宣示反台獨的主張，又開始帶頭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這是妥協、務實的作法，但稍嫌晚了，因為原來的話留下太深的印象，代表特定的歷史邏輯，事後補救的作法如果徹底改變基調，反而予人自相矛盾的不信任感。
無論如何，務實的李登輝又開始引述另外一種新的論調，為台灣意識在大的歷史環境中定位。他說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新中原」，由於台灣是東西文化、大陸和海洋文化的交會融合點，為中華文化提供異質多元的激素，成為引導中國歷史走向的新中原，於是「經營大台灣、建設新中原」成了李登輝領導台灣最新的精神旗幟。
這個定位在台灣的內外自然爭議較少，因為它是站在肯定同為中國人的基點上，與中共的關係成為「逐鹿中原」。這種論調本省人沒有特別異議，反正總統繼續由本省人當家是最重要的，外省人則更符合其一貫的情感模式，至於一般大陸人民也不會有反感，李登輝轉用中國式的精神語言，發覺到可以維持各方的心理平衡，也可能是他碰壁後尋求其他行得通的說法所得到的結果。
然而這最終極可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新中原」的體質自然代表文化和政治的擴張性，那是一個相互交疊滲透終至以小代大的勇敢過程。那不是台灣根深柢固的悲情自憐意識所能辦到，不是台灣人過去的表現，也不是現在本土化國民黨的保守大陸政策所能達致的。
此外，「新中原」的定位也與李登輝說國民黨是外來統治的說法，在基本歷史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新中原意味著台灣不僅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中國的中心，由任何一個中國人的政黨統治都不可能稱之為外來政權，就如同浙江人的蔣介石統治著廣東並不構成外來，為什麼他統治中國新的中原台灣就變成外來的呢？如果說作為中國新的中心的台灣的最高領袖只能由閩南人來擔任，那麼對中國其他省分的人有何號召力呢？
如此基本邏輯的混亂十分常見，終至見怪不怪。事實上，李登輝對農業問題有著技術官僚的專精，對人、事、物、環境懷著樸素的情感，但他的歷史哲學思考沒有本身的創見，明顯是四處借來的，經常自相矛盾，反映的是他本身精神文化認同的混亂，也是台灣百年來大時代更替的錯亂的集中。
李登輝真正最清楚的是他的現實主義精神，一種小國文明的產物，也就是他所強調的「生存才能發展」，也就是為了根本的生存，不同的時期必須靈活調整不同的面貌，原則過於奢侈，或者說這是真正的原則。
李登輝的生存法則代表著台灣人的主流性格，他個人成功地適應不同的時代，當上總統後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正足以證明他的個人風格和方法在台灣社會中的代表性。
《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摘錄》
司馬：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中華」此詞還要含糊不清的。
李：「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
司馬：「中國人」這三個字也是含糊不清的。據說新加坡領導者李光耀先生去澳洲時曾說過：「就像現在的澳洲人不認為他們是英國人般，我們也不是中國人，而是新加坡人。」
德國人與瑞典人同是日耳曼民族。但是德國人不會跟瑞典人說：「你跟我同是日耳曼人嘛！」不會在瑞典兜售此觀念。西班牙人去到法國，也不會對法國人說「有拉丁人之誼」之類的話語吧。即使同是漢民族，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呢！
李：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這是基本的想法。
十九世紀以來，主權問題就不斷被討論著，主權這二字是危險的單字。大陸主張主權為其所有，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緩承了中華民國，所要主權屬於他們的。
《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摘錄》
李：「這之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罷了，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以往像我們這種七十來歲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地睡上一覺；我不想讓子孫們受同樣的這遇。
司馬：李登輝先生您是在二十二歲時由日本人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聽說那時的知識青年無法安穩地睡．中華民國的憲兵之類的人會來襲，聽到敲門聲，以為有什麼事而探頭看，結果發現糟了，必須馬上逃命，經歷過那種苦難，現在好不容易終於獲得了今日如此高水準的自由和法治制度。可喜可賀的是在漢民族的歷史上這是破天荒！
李：外省人也都是漢民族。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說只是早來或晚來台灣之別而已。大家一起來努力就行。台灣人也沒有必要拒絕。但是這相當困難。比如說，為何非換掉前行政院長不行這件事，也是跟這問題有關。
《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摘錄》
司馬：要是有空您想閱讀的書是什麼呢？
李：最近向日本岩波書店購得「社會科學叢書」，我總是在思考：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理論？有無歷史意義？嗯，我想單習的是生物學，甚至也想去台灣大學聽課。還有也想再讀些哲學和歷史。退休後無需國家來照題，我會住自己的家，因為我有自己節省下的錢和內人的陪嫁。
司馬：還有剩下的嗎？(笑)
李：因為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要我可以安心工作。
編輯部：是否日本教育管用？
李：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歷史。這是我的想法。
《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摘錄》
司馬：對我而言，蔣經國先生其人我不甚了解，不過，最後打算讓李登輝先生您當副總統是正確的。
李：三年又九個月之間、他當總統，我當副總統。一星期見他一、兩次，他生病之後，也曾經一個月才見一次面。當時我向他說過的話都記錄在一本筆記簿裡，現在當然還不是能發表的時侯。但是，蔣經國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讓我做為他的繼任者並不清楚。
司馬：哦，這樣子啊！
李：他雖然患了那種程度的病，卻不認為自己的生命就要終結，因此沒有交代任何像臨終時的父親留給孩子的種種囑咐。
司馬：哦，不明確啊！
李：是的，是不明確的。在那這政治情況之下，假如蔣經國先生稍稍露出一點聲色的話，說不定我就已經被摧毀了吧！即使是我也不會說出要讓誰當下任總統之類的話。我也不會說是否要出來競選總統，我想蔣經國先生也曾有過那種顧慮吧！
司馬：可是身為一介學者的李登輝先生，您真能掌握政治的秘訣，是政治家，同時這「黏糊糊的」政治謀略也運用自如。
李：因為我從小就很敏銳的呀！我總是在思考該如何內斂。對了！日本有一句話不是說「食客添第三碗飯時是悄悄地要人盛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