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今年的四月天，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就在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全會的前夕，法國憲法委員會主席巴丹黛(Robert Badinter)及憲法學者巴黎第一大學教授杜阿梅(Olivier Duhamel)翩然來台，面對台灣的政治學者和新聞記者，侃侃介紹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以及特殊的「左右共治」現象。
作為國家政策中心請來的客人，他們的「法國經驗」被某媒體指稱是國民黨修憲的「重要參考版本」，且「較易與我國制度銜接」。
國家政策中心主任田弘茂確切地對媒體說：「以總統為主的雙重行政首長制，將是我國未來的中央政府體制。」他認為，這次修憲要走向內閣制或總統制都有困難，修憲後台灣成為以總統為主的雙首長制是必然的結果。
但田弘茂也坦承，在第三階段修憲中，國民黨迴避了「左右共治」這個不穩定因素，將來若是總統與立法院支持的行政院長發生衝突時，是沒有制度可以規範的。針對這種可能情況，李總統持樂觀態度，他曾對民進黨國代說：「法國運作得很好！」
在巴丹黛的詮釋中，法國憲法的混合制是同時具備內閣制和總統制的特色：以總理為首的政府向國會責，屬於內閣制精神，另一方面總統具有實權，可解散國會，但不必向國會負責，又可不經國會同意直接任免內閣總理，顯示其中也包含總統制原則。巴丹黛甚且直言：「法國總統可說是世界憲政制度中最有權力的元首。」
在這場研討會中，也有人詢問巴丹黛，這樣一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總統，萬一居心不良，解散國會，發布緊急命令，實行獨裁統治，那時候怎麼辦？巴丹黛帶著詭異的笑容回答說；「那種情況應該叫「政變」(Coup d’Etat)，法國憲政體制能運作正常，避免政變，是依靠習慣和文化。」
國際笑話
杜阿梅則認為「共治」(Cohabitation)廣義來說是許多國家都有的現象，例如美國，如果總統和國會多數黨分屬不同政黨，也是一種「共治」，而且美國的共治是常態。瑞士則是在制度上就設計成永久性的共治。
法國自一九五八年制定第五共和憲法以來，出現過兩次「左右共治」現象。左派聯盟中社會黨領袖密特朗一九八一年第一次當選總統，到了一九八六年國會大選，結果是有派聯盟主導國會；密特朗不得不提名右派的席哈克擔任總理，使總統與總理分屬左右陣營，而國會與總理則站在同一邊，這就是法國第一次「左右共治」。
一九九三年的國會選舉，社會黨失去多數席次，密特朗又只得任命右派陣營的巴拉杜任總理，直到現在。這是第二次共治。
法國雙首長共治在國際上曾鬧出笑話，第一次左右共治時期，總統密特朗和總理席哈克共同出席東京七國高事會議、海牙歐市高峰會議和魁北克法語國家高峰會議。一個國家竟有兩個首長代表，互相爭權，不但開了國際政治先例，更凸顯法國權力分配上的問題。在內政上，分屬左右陣營的總理和總統也不免意見衝突。
縱使法國的共治經驗算是有驚無險，第五共和憲法實行到今天也沒有出現獨裁強人，或重大憲政危機，但許多學者都指出，壓低出現政爭的可能性及規模，在法國是依靠他們優良的政治文化，絕非制度。
對於修憲問題，台大教授胡佛和周陽山強調，憲法的制定或修改，如果不依循「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和原則，就不能算是民主憲法。而「權責一致」、「責任政治」的理念和要求，是憲政主義中很重要的原則。
混合制各有千秋
國際上除了法國第五共和之外，還有很多國家的憲法體制為憲法學者歸入「混合制」。混合制又因各國情況差異很大，而另有「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和「行政雙軌制」種種不同名稱。 許多學者指出，法國的總統權特大，是混合制國家中的特例，與其他許多國家的混合制都各不相同。
台灣大學教授周陽山以芬蘭於一九一九年獨立後創立，實行至今的一套憲政體制為例說明，在形式上，芬蘭總統與國會共享立法權，可向國會提法律案，又與國務委員會(內閣)共享行政權，並有解散國會權；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總統權限卻很小，只享有外交權而已。
例如總統任命內閣總理須由國會行使同意權，總統沒有自己的機構，所有國防、軍隊指揮、行政等權都必須透過內閣行使，總統命令必須在內閣會議中通過，並由相關部長副署，總統向國會提出的法案也須經副署。
從一九四六年到現在，芬蘭只有巴錫基威(十一年)、柯克農(二十五年)和現在的柯宜維斯托(十二年)三人當過總統，任期都很長。相對的總理則因為多黨政治影響，幾乎年年替換，平均任期只有十三個月。
名同實異
周陽山分析，箇中原因是總統代表國家象徵，當選後必須退出政黨，不介入政府運作(內閣權)和政黨活動，成為超黨派的全民總統。同時，總理和總統內外分工，總統專注外交事務，不插手內政，不但符合元首為「國家象徵」的身分，也已成為慣例；這又與法國總統直接插手政黨事務，成為黨爭之源的現象大異其趣。
銓敘部次長師大教授謝瑞智熟悉奧地利的混合制，他指出奧國的體制傾向內閣權限較大。總統雖由人民直選，且不必經聯邦大會(國會)之國民院(國會的下議院)同意任命總理，但實際上必須任命國民院多數黨領袖組閣，否則內閣一定無法順利組成。總統須對聯邦大會負責，聯邦大會可向憲法法院提出彈刻總統案，總統也有解散國民院之權，但須總理副署及內閣建議。
在行政權上，奧國憲法六十七條規定：「聯邦總統之一切公務行為，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均應基於聯邦政府或聯邦政府所授權之部長之建議為之。」同條又規定總統一切公務行為必須有總理或相關部長副署才能生效。軍隊指揮權也大致相同，總統只是名義上的軍隊統帥。而以內閣為首的聯邦政府因信任和責任制度，受制於國民院，並非受制於總統，相反的，總統受制於內閣副署權。
相較於外國的例子，有學者認為，未修改前的我國憲法本文近似混合制，或修正式內閣制。我國總統也沒有專屬機構可以行使行政權，像是國防、外交、內政等權都屬行政院職權，行政院長對法律命令有副署權，行政院院會由行政院長主持，而非總統(國安會、國安局、人事行政局三組織法繞過憲法賦予總統的權限尚有爭議)。憲法明文規定行政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行政院長雖由總統任命，但須經立法院通過，行政院長亦對立法院負責，所有預算、法律、宣戰、條約、戒嚴等法案，都由行政院會議(合議制)議決，向立法院提出，不經總統。此外總統沒有解散國民大會或立法院的權力。
因此，大多學者認為我國原有憲法的體制，是傾向以內閣為核心的混合制或修正式內閣制。
總統直選不等於總統制
我國憲政史上，總統由公民直選的概念，早在民國三十五年政治協商會議時就已談到過，且在各黨派協商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初，就曾有「未來由人民直選總統」的擬議，並不是現在才出現的新議論。
總統的選舉方式是否就決定了國家的政治體制？事實也未必。例如，美國是總統制國家的典範，美國的總統選舉卻是典型的間接選舉；愛爾蘭共和國採用總統直選，實行的卻是議會內閣制；奧地利也是公民直選，體制則是以內閣為權力核心的混合制。
在台灣，總統直選之所以成為爭議焦點，是因為把兩個原本不相干的問題牽扯在一起，一是憲政改革，一是國家認同。國民黨想透過總統直選在修憲工程中擴大總統職權；民進黨則想經由總統直選更迅速地走向執政之路，實踐其黨綱中的獨立主張，也就是「先政治，後制度」策略。
中共是終極問題
在尋求執政以及國家認同、台灣獨立的目標上，民進黨的策略是透過總統直選來推動。但台大教授周陽山指出，在國際經驗上，獨立並不以總統直選或公民投票為先決條件。獨立是政治問題，很難用法律手段(憲法)圓滿解決。
周陽山舉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的例子說明，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過程中，捷克的改革步伐較快，而斯洛伐克政府則抗拒民主改革，以民族主義為藉口，倡議與捷克分裂，最後兩國政府是以協商議定分裂，沒有通過公民投票，也沒有經過法律程序。
因此台灣如果想要獨立建國，自己關起門來用法律手段是解決不了來自海峽對岸的終極問題，最後仍必須以政治手段，與中共共同解決獨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