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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耀:一國兩制內涵已變

文 / 李慧菊    
199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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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耀:一國兩制內涵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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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從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談一談後過渡期香港的特色是什麼?

答:政治上,香港人沒有辦法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悲哀的。中英兩個政權都說他們代表香港人的意願,但是不是這樣,這是大問題。

現在中英爭執雖激烈,但有一點可以放心的是,怎麼樣也不會超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其實彭定康要做的,也不是民主程度上的事,因為立法局能有多少席的直選議員,已經規定好了。他們爭論的是選舉方法問題,如何才能有一個公平、開放及乾淨的選舉;而雙方對「公平」有不同看法。

如果我們能在後過渡期建立一套公開、公平的選舉制度,使選舉不再是一個小圈子的人來操縱,將來中國政府要改就比較難。

中方的看法是,彭方案擴大選民基礎,等於將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違背了基本法。但事實上,彭方案不過是想確保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使港人治港有一個制度化的保障。

從最近一連串發生的事情看,中國實在不太願意讓香港高度自治,這種態度將來必會引起許多政治紛爭。

問:彭定康曾多次提到,他不相信九七後中國會完全推翻新的選舉方法。為什麼他這麼有自信?會不會太天真?

答:這個信心的大前提是,中國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爛攤子,他們希望香港繼續繁榮。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新的制度運行得好,市民也都接受、歡迎;那麼九七之後要再改,就不容易。

如果沒有這個大前提,那麼你現在怎麼努力,都是白費的;因為九七後他們想怎麼改就怎麼改。

一九八四年中國提的一國兩制,到現在內涵已經改了。當初提兩制,指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但如今大陸都實施資本主義了(不管他用什麼名稱),其實是一國一制。

現在再說兩制,指的應該不是經濟制度,而是行政、司法及政治的獨立性。

此外,也不必擔心因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會影響上海、深圳的發展,所以中國需要壓制香港。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不想讓香港變差,但又不能讓香港太自主。

尤其在九七之前,他們怕殖民地政府會有陰謀,因為歷史上,當英國要從殖民地撤退時,都把政治搞得很亂,像烏干達、印度等。

不過,這種擔憂是不正確的,因為香港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比烏干達等國家成熟太多。

回過來說,如果英方在無協議的情況下,單方面實行新制,那麼不管這套制度運作得好不好,中方一定會完全推翻的。目前就變成一個意氣問題,情緒化了。

問:聽起來你並不贊成彭定康將政改草案提交立法局?

答:身為行政局議員,我們是集體負責制的,我不能公開反對彭定康的決定;儘管關起門來,我們可能吵得很厲害。我的意思是,如果真要求民主,就要往大處看,不要因為一些細節,輕易使談判破裂。

短期經濟榮景無虞

問:現在再請你回頭談談後過渡期香港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特色?

答:經濟上,我想不會有大問題。最壞的打算就是沒有新機場、九號碼頭。這對九七前的經濟,其實影響不大。真正受害的,會是九七後的特區,因為新的運輸設施不興建,香港競爭力必定削弱。

中方在這問題上,立場很尷尬,他們知道機場、碼頭工程拖延,會影響香港經濟;但又不想太快答應,否則談判就少了張牌。

純就經濟看,香港朝服務業發展,形成區域營運中心,這個地位也不是大問題,因為香港在人才、基礎建設、法律方面仍有優勢。

但工業轉型是會受影響,因為沒有人再願意做較長期的投資。將來的工業投資,例如高科技方面,定是取向於回收快的項目上。

另一個左右香港經濟的因素是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談判成功之後,所有配額制度就會取消,而目前留在香港最重要的工業就是成衣,一旦配額制取消,他們一定會跑到大陸或其他地方發展,這將加速香港工業的空洞化。

外資也不需擔心。他們都願意去大陸,但也沒有理由完全撤出香港。九七之後,香港至多變成二級上海,不致太壞。

社會問題不少

但在經濟的好景之下,社會上的確有結構性的問題。貧富兩極化是其中之一。

一個國家的正常發展應該是隨著經濟發達,貧富差距縮小;但香港剛好相反,這跟服務業過度膨脹有關。根據顧問公司的調查,香港CEO(行政總裁)的薪水,平均比美國高二0%,扣稅之後,更高達三0%(註:因香港稅率低),比英國幾乎高出八0、九0%。

但在低階職員的薪水,卻比這些國家平均水準低,而且製造業停滯不前,也使得製造業工人的所得漲幅不大。

另外,人口老化、老人福利、在職訓練、製造業空洞化等問題,都是後過渡期的經濟問題。

香港社會中,低層人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出於奮力搏命的個性,他們做一份工不行,就做兩份工,所以家計收入不致差到哪裡去。

整個來看,香港經濟不會有問題,但因經濟結構轉型,連帶出現一些社會問題。

談起社會制度,我個人是傾向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經濟成長到某一階段,應該多重視中、下階層的幸福,建立一個更愉快的社會。

很遺憾地,我必須說香港的工商界似乎沒有這種心情,有些工商背景的立法局議員甚至說,這像綠燈了,大家開車跑,誰跑得慢是自己的事。但是,有人生活辛苦,不是他們個人的錯。

我只能用最溫和的形容詞說這些工商界人士是「保守」,只要一提加點稅,他們的反應就好像大禍臨頭,天要塌下來一樣。

這個樣子發展下去,香港不會是個令人嚮往的社會,會有問題的。

問:你剛才提到一國兩制的內涵已變,是否再請你解釋一下?

答:政治上的銜接,還不是大問題,最重要的是行政及司法的銜接問題;其實不是銜接,而是如何保持香港在行政、司法上的獨立性。可以這麼說,在兩地制度未完全接軌之時,先將兩個制度分開,不要把中國的貪污、人治、低效率現象滲入香港。我認為這樣才是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4 / 03 月號

第093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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