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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依舊在

文 / 賓靜蓀    
199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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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依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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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柏林迪賽那街十號。「瑪利安.茨依柏、瑪麗.瓦奧爾聯合小兒診所」牆上招牌這樣寫著。

一進門,就如同置身彩色童話世界,和門外蒼涼老舊的街景截然不同。

一大條木製千足蟲充當候診室坐椅,一隻木製長頸鹿是診療台,「孩子可以邊玩邊接受治療,」戴著紅綠相間細框眼鏡的茨依柏,輕聲介紹一間間小巧、明亮、功用各異的房間。「每個小地方都是我們自己用愛設計或親手做出來的,」她隨手掀下牆角鑲著黃框的紅色開關。

今年四十歲的茨依柏和瓦奧爾,兩年前以一只二十年的賃屋契約,獲得市立創業優惠貸款,實現了「東德時代不可能的夢想」。「完全自己籌備、自己選擇、自己決定」,帶給她們極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自由的代價

「統一之後,要學的事很多,但是我不覺得有那麼難,」瘦瘦的瓦奧爾表示,新的保險制度,新的給付系統,甚至聯邦政府新的醫療制度改革,都有可能影響診所的未來,兩人也不否認還有點擔心。不過,「這大概就是所謂自由的代價吧!」茨依柏和同伴相望而笑。

一九九0年十二月柏林市政統一,原東柏林一元化的醫療保險制度廢除,和茨依怕、瓦奧爾同樣得以自行開業的東柏林各科醫生,就有二千八百人。

東柏林各級學校老師,屬於另一群「德國統一的贏家」。除了過去擔任東德政黨幹部或與秘密警察掛鉤的少數之外,他們都保留了原來的教職。

柏林市教育部學校顧問博卡表示,統一之後,而政府以一億馬克全面更換東柏林各級學校的教材,提供一千八百種「教師專業加強課程」及「教師進修計畫」,使東柏林教師在教學內容及方式上,和西柏林的標準相當,修編造類以防範暴力、特殊教育心理學、加強德文、外語、歷史和社會學為重點的課程,老師就可取得德國公務員的終身資格。

「現在不會再有數學課以戰爭場面為例,讓學生演算的事了!」博卡認為,意識型態滲入教學內容已不是問題,不過要完全由過去齊頭式、重灌輸、訓練的方式,改為西柏林強調的選擇性思考、重個人發展,有些老師還不適應,他表示,儘管到日前為止,在東柏林任教的教師(即便是西德人),仍只領八0%的薪資,部分東柏林學校的學習環境、教室仍有待整建。但是解決這些問題,基本上都需要時間,「不能希望在一夜之間,所有的事都變好,」他說。

統一之後,西柏林的市政府接掌全市二十二區的管理,過去東柏林十一個區的區公所、司法部門、法庭、財政部門等,則或部分更新、或完全重建。原東柏林的市政公務人員,經過專業和政治意識等考核後,平均約有三分之一得以留任。

市政府秘書處的史瓦茲.冠普,曾在一九九一到九二年「外借」到前東德布蘭登堡邦擔任前邦長的發言人,並協助建立新聞室。他回憶道:「剛開始時,普通的公務員完全不瞭解聯邦法,甚至部長對新的制度也完全沒有經驗,對話經常沒有交集。」

目前,該邦政府中,已有半數以上的部長由原東德人擔任。史瓦茲.冠普否定一般對東德人工作不力的偏見,「他們像被扔到冷水裡,要更快學會游泳,」他這樣形容。

東德人的失落感

已經「學會游泳」的勞登芭克和亨格,面對面坐在市政府新聞處辦公室中,編輯每天由市政府各部、心議會及各區公所傳過來的報告。

原本就在東柏林市政府工作、三十八歲的勞登芭克想起三年前的情景,「好像,兔子碰到蛇一樣,對未來一無所知。」即使到現在,工作穩定、勝任愉快、家人也都平安,「仍然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她認真地描述目前的心情。

過去在東柏林擔任記者的亨格,則一面慶幸自己以「五十七高齡」,還能保住這份工作,一面對剛開始時,「上司丟來一本標準德文辭典」而耿耿於懷。她覺得,「這都是東、西柏林對彼此的偏見作祟,」談到統一,她略顯激動,老花眼鏡吊在鼻樑上,「東西德那有統一?是我們「加入」西德!」她說。

亨格的不滿,顯然並非個例。統一近三年,儘管在物質生活上已有改善,但是要替自己過去在東德的存在而辯護的感覺,仍激動了許多東柏林人。

就在昔日圍牆東側工作的德國「公家機關、運輸及交通業工會」柏林分會秘書長康庫爾,經常和東柏林人接觸,觀察到:東德被徹底銷毀,許多人產生一種「既非東德人,也非西德人」的失落感,這是統一後,次於經濟的最大問題。他認為「西方無形的暴力占領,完全沒有尊重當初民眾的和平革命。」

西柏林市議會的第三大黨、前身為「東德統一社會黨(SED)的「德國民主社會黨」(PDS)黨團主席蔡爾特,贊許統一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它代表多方面的自由,但是他指出,目前看來自由也有矛盾。「現在大家有到處旅行的自由,卻沒錢旅行了。」平時喜歡看書、欣賞歌劇的他,現在面臨每買一本書、一張票,都得考慮家計的困境。

壁龕式社會的產物

於是,許多東柏林人覺得「以前也不是全都那麼差」,最常聽到的懷舊是「以前的電視節目比較有文化」、「柏林人日報」(統一之後在東柏林一枝獨秀的報紙)才是我們的家鄉報紙」、「以前人與人之間,比較溫暖、比較會關心彼此的私生活」……。東德在想像和回憶中,變成天堂。

假設語氣也常在對話中出現,「如果當初沒有那麼快統一……」、「如果當初給東德一個機會……」、「如果還有另一種選擇……」。

「但是很清楚的,當初除了統一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曾在東柏林鴻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統一後卻失業的烏瑞布.勞教授冷靜地回顧歷史,「一九八九年東德經濟已經破產,人民也對社會經濟加民主系統的神話完全喪失興趣,統一是必然的。」

他表示,「德人應該慶幸,東德沒有像舊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那樣崩潰。」目前他領的失業金較過去薪資還高,但是四十歲的勞教授仍努力修改已完成的教授資格論文,希望能繼續回復教職。

他並以親身經歷,分析東柏林人懷念的「溫暖的人際關係」,認為這是所謂「壁龕式社會」(niche-society)下的產物。「過去很多工作沒什麼好表現的,因此人們強調私生活,在私生活中表現自己的成就,例如擁有別墅、汽車等,而為達成私人所需,又一定要利用人際關係,所以大家自然好好培養各種關係,」勞教授看得透澈。

東柏林人這種貫性抗議式的懷舊,和西柏林人無意同化、融合的冷漠,又築起一道「心智圍牆」。根據統計,東柏林人九0%的休閒活動,還是在各自的「半個城市」,明鏡日報形容得好,「圍牆倒塌之後,柏林的兩半站起來,看看熱鬧,再坐回原位。」統一後由東柏林搬家到西柏林,覺得好像出國的康絲坦茨,也覺得自己很容易相信別人,跟深思熟慮的西柏林人比,顯得很無知。

她和她西德漢諾瓦出身的先生凱,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布蘭登堡門附近的街頭巧遇,兩人的結合儼然是德國統一的家庭版,在家裡,兩人完全沒有「統一的問題」,但是出了家門,康絲坦茨隱然感覺「圍牆還在,而且很厚」。

要怎樣再拆一次圍牆,沒有人有正確答案,也許已故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布朗德在德國統一後說的名言--「淵源相同者,終必同生共榮」,今天能給柏林人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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