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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鬥土龍-當台灣中小企業遇上大陸鄉鎮企業

文 / 林文玲    
199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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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鬥土龍-當台灣中小企業遇上大陸鄉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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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世界公認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一個是中共總理李鵬口中「中國八億農民的偉大創造」,台灣中小企業與大陸鄉鎮企業,在龐濤拍岸的大陸熱中,狹路相逢。

清晨七點半,江蘇武進縣芙蓉鎮上,由鎮方與台商合資的工廠前,已經排開整齊的早操隊型。隊伍正前方,從台商深圳廠調來支援的年輕大陸領班,賣力地帶動這群努力張望,但動作不諧、左右不分的工人。「做做早操精神好,」透過玻璃窗,這家台資企業的副總經理--中方代表劉惠林看在眼裡,滿意地笑說。

半年以前,劉惠林絕沒想到,這群人會有再動起來的一天。

這裡原是個鎮辦的電子廠,曾風光一時,但後來都因產品過時、銷路不佳,工人成天沒事可做,面臨瓶頸。因緣際會,與台商合資之後,從日本進口了嶄新的機器,產品從黑白電視的零件變成衛星接收器,這裡變成二十四小時都有工人輪班的「不夜廠」。

類似的情節,不斷在荒僻的大陸農村上演。台商的資金與技術,像仙女的魔棒,將渴望升級的鄉鎮企業點石成金。

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十四年,鄉鎮企業左擁豐沛的勞力與土地資源,右抱中央下放的地方自主權,像接上高壓電流般,產生強力磁場。向來周匝全球、衝鋒陷陣的台灣中小企業,在巨大吸力下停駐附著,投入化腐朽為神奇的資金、技術。

江蘇省吳縣渡村鄉,為了迎接八月份十家合資企業同時動工,日夜趕建通往太湖的三十六米寬大馬路,「都是義務勞動的鄉民,造這路基,鄉裡不花一毛錢,」坐在顛簸的車裡,黨委秘書周根南輕描淡寫地用手往外一指:「他們都知道,吸引投資會發展、發財。」四年前,渡村辦了吳縣第一個鄉級的台胞投資區,陸續已有九家台商與鄉裡的工業公司合資辦廠。

吳縣另一端的用直鎮,剛剛用造價五千萬人民幣的專用液化氣站和發電站,敲下兩樁投資案。

「這些錢,我們可以搞辦公樓,也可以蓋電廠,我們選擇後者,」快步走出農舍改裝的簡陋辦公室,該鎮外貿公司總經理唐龍生表情嚴肅地說。用直先後投資了十多億元建造工業配套設備,換來一年十五億人民幣的工業產值。

「和他們好好合作,他們或許會站在發展地方的角度,幫忙解決一些問題,」台商裕響電子董事長施毓龍以其經驗分析。

這樣的結合完全是資本主義式的利益交換,將本求利。

四十多年前,共產主義襲捲大陸,以鄉村包圍城市;現在,資本主義蔓延大陸,也從鄉村包圍城市。

通力合作演出的,是大陸的鄉鎮企業和台灣的中小企業。

雙方的第一類接觸,是來料加工與獨資台商,遇上鄉鎮興辦的土地開發公司;

第二類接觸,是台灣的貿易商,遇上生產低價位產品的鄉鎮個體工業;

第三類接觸,是尋找大陸合資伙伴的台商,遇上打算成為三資企業的鄉鎮企業。

「彼此需要,也互相利用,」從事大陸投資顧問的欣泰公司總經理王添義觀察,雙方的角色,合作多於競爭。

體質有異

兩岸奇蹟的結合,看似門當戶對。

平均每家二十八人的中小企業,與平均只有五個職工的鄉鎮企業,同以規模小、彈性大而著稱。兩者的興起,同樣靠農村剩餘勞力,以及仰賴非金融體系的資金來源。行業結構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都在市場機制的自由競爭下成長,決策系統是家族或鄉親人脈網絡的結合。更重要的是,由於規模不大,「兩者都較少投資在大規模的研究開發和更新生產設備,」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宗哲分析。

但另一面來看,中小企業與鄉鎮企業,也有極大差異。

●台灣中小企業為外銷導向,鄉鎮企業以內銷為主;

●中小企業形成完整的原材料上下游體系,鄉鎮企業則未形成;

●土地成本是中小企業成本結構中最重要的一項,鄉鎮企業土地則是零成本;

●中小企業的決策核心是資本主,鄉鎮企業則是以政治 領袖「黨委書記」為決策者;

●中小企業法律上的財務責任在老闆;鄉鎮企業沒有人負法律上的財務責任;

●中小企業所有權為資本主,鄉鎮企業為集體共有;

●中小企業對變成大型企業的想法,較謹慎保守,鄉鎮企業多半追求急速擴張。

整體而言,「中小企業屬於對外開放型結構,鄉鎮企業則傾向閉鎖,」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陳麗瑛分析,結構不同,造成兩者在資訊、技術、人才、觀念,都有落差。

當台灣奇蹟遇上大陸奇蹟,愛恨情仇,於焉而始。

中小企業樂於與鄉鎮企業合作,一方面是工資與土地比經濟特區便宜,二方面是為了藉此打人大陸內銷市場,但最重要的是在這些「商人共和國」裡,黨委書記拍板算數,不用層層上報,大大降低投資的決策成本。

各出奇招

而鄉鎮企業亟欲與中小企業共結連理,除了引進資金、轉換企業體質之外,主要還在於享受三資企業的特權稅負三減兩免,原料進口免關稅。在許多地方,幹部也趁便得些好處,例如:出國、介紹工作給親朋,或者,就是鈔票。

在合資企業中,雙方合作關係最深,利益糾葛也最深。

台商流行「三高一低」--機器設備作價高報、原料進口成本高報、台灣幹部薪資高報,而把營運獲利率低報,高低之間,盈利悉數落台商口袋。

這個老式手法,鄉鎮企業早已洞悉。他們的對策之一,是提高土地作價金額、虛報面積;對策之二,是拖延工廠申請過程,逼迫台商掏錢擺平。

合資之後的摩擦,更時有所聞。

一家江蘇合資企業的台灣幹部便發現,在面試時被他淘汰的工人,在他返台休假期間,被調包重新進廠。而一些可以經手錢財的職位,如總務、廚師,全部都是原廠廠長的至親。結果,這家合資企業不論採購什麼,都比市價高三倍以上。

「手腳不乾淨,又桀驁不馴,還不能辭退,」在飛蚊成群的鄉間宿舍裡,這位台灣幹部揮舞雙手,氣憤地說。

但台商未必總是受害的一方。

有部分台灣貿易商學會香港貿易商的絕活,專作「撈一票就跑」的合資案。看準一種熱門的產品,進口機器作價合資,生產一、兩年,賺足本利,從此不見人影。另一種模式,是將機器作價高出過自己出資的金額許多,狠狠賺一筆,然後不再現身。

浙江蒼南縣大發燈泡廠就遭逢類似經驗,結果不但拖累了鄉鎮企業,還害了另外一位合資台商,因為機器設備成本太高,生產成本比同業貴一倍半,合資之前每年可以賺二十萬人民幣的廠,竟然淪為一年虧五十幾萬,「原來是因為對方保證負責外銷才合資的,結果……」總經理李秉溪心頭五味雜陳。

「我們學會儘量不和貿易商合資,不管台灣的還是香港的,」江蘇省常州一家鄉鎮企業廠長幽幽地說:「我們要的合夥人是有技術,有信用的製造廠。」

捐稅名目多

台商登陸五年,沿海省分的鄉鎮企業,從封閉到暴露在大量的投資談判中,學習速度很快。而部分缺乏警覺或以鄰為堅的台商,還把商業機密或談判籌碼,在酒酣耳熱之際,自鳴得意地和盤托出,更弱化了台商的優勢。

「台灣中小企業不團結,湊在一起也沒重心,各為己利,事情輕重緩急不分。」剛開完鎮上台商聯誼會的台商有點疲倦地抱怨。

學者李宗哲分析,大陸鄉鎮幹部不熟悉經貿,但長於鬥爭,他們握有地方大小事務的決定權,但沒有法令制度束縛;他們政企合一,以企業的面貌、政治的手段,對付零散、籌碼較少的中小型台商,可運用的對策很多,特別是沒有中方合資人撐腰的獨資或來料加工廠。

各種名目的繁捐雜稅,是最常見的手段。

「電費漲價從不通知,」一位廣東台商如數家珍,投資三年,規費從五種增加到快二十種,衛生清潔費漲十倍,還多了「消滅蚊蠅老鼠蟑螂費」,最近又多出老人福利費,並追溯至投資日開始。估計每年要負擔各式規費,達十幾萬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打點書記、外經委幹部,又得多付一倍的錢。

最讓台商不平的是,同樣製造污染,被罰錢的總是污染程度相對較低的台資工廠。

學者陳麗瑛分析,這種強拿強素的情形,起因是部分鄉鎮企業領導幹部在有限任期內,追求「職業效益極大化」與「任期效益極大化」的結果。

追求任期效益,就很難兼顧永續經營,大陸發展鄉鎮企業的後遺症,逐漸併發。

經濟改革的熱力,加上外來資本的酵素,大陸鄉鎮企業很快地膨鬆起來。經濟景氣中,鄉鎮企業一直在打順風牌,「浪費與低效率,被高投資所掩蓋,」上海社科院學者陳樂波分析。

彩衣難掩瘡疤

經過「大躍進」的洗禮,許多地方幹部習於誇示投資與產值的數字,忽視投資風險的評估。許多鄉鎮企業以擁有高聳的電梯辦公大樓而志得意滿,都有一半以上的樓層閒置未用,領導坐在貸款買來的豪華轎車裡,大談成為國際性企業集團的夢想。

一度被視為樣板的天津大邱庄,在宣稱今年將突破百億產值之後,發生殺人刑案與軍警包圍的巨變。在諱莫如深的案情中,一位天津學者估計,該村歷年來的虧空,應在十位數字以上,但惡臭的瘡疤始終掩於美麗的彩衣下,「如果沒有命案,大邱庄的神話還要繼續,」這位學者表示。

集體辦企業、集體致富,也可能集體包庇、集體貪污。總數近二千萬家的鄉鎮企業,不乏藏污納垢者,沒有任何相關法令,大陸又如何面對這種千人以上的集體經濟犯罪?

「成群蛀蟲正啃蝕大樹,」從事貿易工作的台商賴鴻標形容。

中共再度祭起宏觀調控的大旗,以緊縮的金融政策,來抑制企業過度膨脹的問題。而歸根究柢,沒有長久的制度規範,幾年來,鄉鎮企業雖然開開關關,卻仍然杜絕不了貪污炙風。

「不要忘記對大陸鄉鎮企業的評價,畫上一個問號,」中華經研院學者李宗哲提醒。

鄉鎮企業叢生的弊病中,也包括品質問題。

大部分台商,對鄉鎮企業工業實力的評價並不高,包括:產品粗製濫造、領導水平不高、員工教育不足、管理不上軌道,因此多數台商並不放心向鄉鎮企業購買原料。

一家深圳的手提袋廠,曾先後向鄉鎮企業購進三批塑膠編織帶,結果等到第三批上了生產線,竟然斑斑點點地褪起色來,生產進度向來繃緊的台商,嚇得不敢再試。

甚至連鄉鎮企業都對同業的品質,風評不佳。常州蓉寧紙廠的朱松華舉例,有些紙廠該用一百磅的紙箱,只用八十磅,客戶一裝貨就漏了底;向溫州私營工廠進貨的台灣貿易商,也經常要迢迢地趕去吵架。

然而,一般程度的差異,並不代表競爭意識可以全面鬆懈。

可敬畏的潛在對手

穿越層層包圍,台商在尋求合資與交易的鄉鎮企業之外,卻可以發現一些潛在對手。

在絲綢之都 江蘇吳江盛澤鎮,先進的二十四色印染機與噴水織機,從日、德引進;蘇州林通化工啟用高級知識分子,生產出大部分外銷日本的染料;無錫的新纖紡織廠,曾緊隨日本,開發出製造高級布料的原料。

在一些鄉鎮企業裡,已經開始使用電腦(多數大陸台商還未曾使用)。蘇南地區第一家省級村辦企業集團 江陰三房巷實業集團,擁有八部電腦來處理所有的財務進出。大陸市場足夠他們優游,也或有能力外銷,他們不太需要和台商打交道,但都確實存在,「有些還是世界大電腦廠商的代工廠,」一位在大陸從事電子業的台商說。

而略具實力的鄉鎮企業,對等閒的合資伙伴,還看不上眼。生產通訊電纜的崑山郵電電纜廠廠長陶其楊就表示:「對方沒有二百萬美金,不予以考慮,」上一個來探尋合資的,是台灣電纜龍頭--太平洋電線電纜。

鄉鎮企業的發展,看似雜亂,但部分地區卻是有策略地在推展。

在江陰市,市政府對鄉鎮企業評等,並給予優秀幹部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的正式資格。這原本只有官方與國營單位才有的制度,在江陰市四處通行。

「官方的肯定,可以提高鄉鎮企業的地位與自信,刺激他們追求進步,」四十歲的年輕官員--前江陰市長,現任無錫市副市長吳新雄,在行動電話不斷響起的干擾中,不忘強調人才的重要性。

鄉鎮企業遍地叢生,究竟也開出幾株好花。

在水鄉澤國蘇南,密布的水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運送建材、物料的船舫,鄉鎮經濟之繁榮,重現明清兩代手工業全盛期「舢艦相銜千里」的風情。

此消彼長

反觀台灣在今年上半年,製造業成長率僅達一%,此消彼長,令人悚然心驚。

從競爭條件來看,中小企業的優勢在於有豐富的國際市場經驗,而且在台灣形成完整的生產分工體系,上中下游原物料補給快速靈活。但是這些優勢,在大陸經濟強大的吸納力量下,正在改變之中。

首先是鄉鎮企業開始透過合資爭取外貿自主權,再從外方學習外貿經驗,逐步進逼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更因為台商前朴後繼到大陸投資,原本台灣最珍貴的分工體系,有外移的跡象。

「集體制的優勢是它的規模性,如果它持續發揮規模的優勢,再跑二十年,也許大陸會趕過台灣,」卜蜂正大集團資深副總裁陳定國分析。

對中小企業而言,大陸的腹地,提供他們淘汰舊機器與自創品牌的規模經濟,這是在台灣想望不到的機會,「但不也同時帶動了大陸的技術水平?提供他們完整的加工體系?」一位經常跑大陸的財經記者質疑,如果光是外移,沒有新的投資,台灣下一階段的成長動力,又從何而來?

有朝一日,如果鄉鎮企業同時擁有低成本和高經營能力,中小企業手上又剩什麼王牌?

解答似乎老生常談,卻再實際不過;保持技術領先優勢。

儘管台商總把「根留台灣」掛在嘴上,但台灣都未見投資提振的跡象。在火熱的兩岸經貿中,終是留下一道陰影。

「大中華經濟圈」的宏願,在大陸奇蹟與台灣奇蹟的遭逢中,急速地催化。這個沒有人做過的合成實驗,釋放出成長與富裕的眩目光熱,也散發出刺鼻的氣息。而最終,將會產生融為一體的有機質?或是互斥的兩種元素?或者是剎那間的轟然巨響?

該寫個科學的方程式來推演。

「商人共和國」建國史

為了擺脫世代與旱湧、血吸蟲相搏的宿命,大陸農民在遼闊的土地上,不分地域地種起相同的作物--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起源於一九六0年代人民公社他這動。當時各地有人民公社的社辦企業,生產大隊的隊辦企業,從事簡單的農產品加工與農機修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隊企業被打焉「資本主義的尾巴」,因而沈寂下來。

大陸經濟政革開放後,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分別改組為鄉(鎮)、村,社隊企業搖身成為鄉辦與村辦企業,並擴大至集體與農民合資的聯競企業,以及農民獨資創辦的個體企業。企業的生產、原料、銷售,完全不受中央照顧與束縛,盈虧自負,獨立於大陸計畫性經濟之外。

在承包獎金的鼓舞下,大陸農村重新迸發七0年代前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以血肉之軀「改天換地,移山造地」的狂熱,目前,鄉鎮企業產值約占社會總產值三分之一,估計到本世紀末將超過一半。依各地資源的多寡,鄉鎮企業發展出不同型式。

●集體模式

傳統大工業城市四周的鄉村,仍留存著文革前奠下的一些設備基礎,再加上與城市國營廠進行代工生產的技術合作,或聘請尋找「第二職業」的「假日工程師」,以地方共同的資金,集體辦廠,共同致富。這個類型發祥於江蘇南部,又稱「蘇南模式」。

●個體模式

沒有工業城市的奧援,但人民有能力自行籌措資金的地方,便以「私人出資、撥名集疆」的方式,由個人與辯小額投資、技術簡單的輕工業,地方政府則從管牧之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用。個體企業由零星丰呵密集地帶動整個鄉鎮的投資,個體戶繁盛的溫州,是個中代表,又稱「溫州模式」。

●吸引外資模式

沒有工業,也沒有資本的地方,唯一的生財之這,是「靠兩張皮--一張地皮、一張嘴皮,」上海社科院學者陳樂波戲稱。由鄉鎮政府開辦土地開發公司,四處闢招商會,將工地成片賣給外商,先累積少許資本,造馬路、設賓館、開工業區,吸引更多外資,賣更多土地,仿照經濟特區的開發模式進行。這種方式已由沿海省分,拓展至內地。

「河瘍」一書,描寫八百多年前義大利威尼斯的發跡:「它是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是個股分公司,首領是總經理,所有人民都是股票所有者。它成為資本主義最早的發源地。」

物換星移,二十世紀末,「商人共和國」在大陸還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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