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世界公認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一個是中共總理李鵬口中「中國八億農民的偉大創造」，台灣中小企業與大陸鄉鎮企業，在龐濤拍岸的大陸熱中，狹路相逢。
清晨七點半，江蘇武進縣芙蓉鎮上，由鎮方與台商合資的工廠前，已經排開整齊的早操隊型。隊伍正前方，從台商深圳廠調來支援的年輕大陸領班，賣力地帶動這群努力張望，但動作不諧、左右不分的工人。「做做早操精神好，」透過玻璃窗，這家台資企業的副總經理－－中方代表劉惠林看在眼裡，滿意地笑說。
半年以前，劉惠林絕沒想到，這群人會有再動起來的一天。
這裡原是個鎮辦的電子廠，曾風光一時，但後來都因產品過時、銷路不佳，工人成天沒事可做，面臨瓶頸。因緣際會，與台商合資之後，從日本進口了嶄新的機器，產品從黑白電視的零件變成衛星接收器，這裡變成二十四小時都有工人輪班的「不夜廠」。
類似的情節，不斷在荒僻的大陸農村上演。台商的資金與技術，像仙女的魔棒，將渴望升級的鄉鎮企業點石成金。
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十四年，鄉鎮企業左擁豐沛的勞力與土地資源，右抱中央下放的地方自主權，像接上高壓電流般，產生強力磁場。向來周匝全球、衝鋒陷陣的台灣中小企業，在巨大吸力下停駐附著，投入化腐朽為神奇的資金、技術。
江蘇省吳縣渡村鄉，為了迎接八月份十家合資企業同時動工，日夜趕建通往太湖的三十六米寬大馬路，「都是義務勞動的鄉民，造這路基，鄉裡不花一毛錢，」坐在顛簸的車裡，黨委秘書周根南輕描淡寫地用手往外一指：「他們都知道，吸引投資會發展、發財。」四年前，渡村辦了吳縣第一個鄉級的台胞投資區，陸續已有九家台商與鄉裡的工業公司合資辦廠。
吳縣另一端的用直鎮，剛剛用造價五千萬人民幣的專用液化氣站和發電站，敲下兩樁投資案。
「這些錢，我們可以搞辦公樓，也可以蓋電廠，我們選擇後者，」快步走出農舍改裝的簡陋辦公室，該鎮外貿公司總經理唐龍生表情嚴肅地說。用直先後投資了十多億元建造工業配套設備，換來一年十五億人民幣的工業產值。
「和他們好好合作，他們或許會站在發展地方的角度，幫忙解決一些問題，」台商裕響電子董事長施毓龍以其經驗分析。
這樣的結合完全是資本主義式的利益交換，將本求利。
四十多年前，共產主義襲捲大陸，以鄉村包圍城市；現在，資本主義蔓延大陸，也從鄉村包圍城市。
通力合作演出的，是大陸的鄉鎮企業和台灣的中小企業。
雙方的第一類接觸，是來料加工與獨資台商，遇上鄉鎮興辦的土地開發公司；
第二類接觸，是台灣的貿易商，遇上生產低價位產品的鄉鎮個體工業；
第三類接觸，是尋找大陸合資伙伴的台商，遇上打算成為三資企業的鄉鎮企業。
「彼此需要，也互相利用，」從事大陸投資顧問的欣泰公司總經理王添義觀察，雙方的角色，合作多於競爭。
體質有異
兩岸奇蹟的結合，看似門當戶對。
平均每家二十八人的中小企業，與平均只有五個職工的鄉鎮企業，同以規模小、彈性大而著稱。兩者的興起，同樣靠農村剩餘勞力，以及仰賴非金融體系的資金來源。行業結構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都在市場機制的自由競爭下成長，決策系統是家族或鄉親人脈網絡的結合。更重要的是，由於規模不大，「兩者都較少投資在大規模的研究開發和更新生產設備，」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宗哲分析。
但另一面來看，中小企業與鄉鎮企業，也有極大差異。
●台灣中小企業為外銷導向，鄉鎮企業以內銷為主；
●中小企業形成完整的原材料上下游體系，鄉鎮企業則未形成；
●土地成本是中小企業成本結構中最重要的一項，鄉鎮企業土地則是零成本；
●中小企業的決策核心是資本主，鄉鎮企業則是以政治 領袖「黨委書記」為決策者；
●中小企業法律上的財務責任在老闆;鄉鎮企業沒有人負法律上的財務責任；
●中小企業所有權為資本主，鄉鎮企業為集體共有；
●中小企業對變成大型企業的想法，較謹慎保守，鄉鎮企業多半追求急速擴張。
整體而言，「中小企業屬於對外開放型結構，鄉鎮企業則傾向閉鎖，」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陳麗瑛分析，結構不同，造成兩者在資訊、技術、人才、觀念，都有落差。
當台灣奇蹟遇上大陸奇蹟，愛恨情仇，於焉而始。
中小企業樂於與鄉鎮企業合作，一方面是工資與土地比經濟特區便宜，二方面是為了藉此打人大陸內銷市場，但最重要的是在這些「商人共和國」裡，黨委書記拍板算數，不用層層上報，大大降低投資的決策成本。
各出奇招
而鄉鎮企業亟欲與中小企業共結連理，除了引進資金、轉換企業體質之外，主要還在於享受三資企業的特權稅負三減兩免，原料進口免關稅。在許多地方，幹部也趁便得些好處，例如：出國、介紹工作給親朋，或者，就是鈔票。
在合資企業中，雙方合作關係最深，利益糾葛也最深。
台商流行「三高一低」－－機器設備作價高報、原料進口成本高報、台灣幹部薪資高報，而把營運獲利率低報，高低之間，盈利悉數落台商口袋。
這個老式手法，鄉鎮企業早已洞悉。他們的對策之一，是提高土地作價金額、虛報面積;對策之二，是拖延工廠申請過程，逼迫台商掏錢擺平。
合資之後的摩擦，更時有所聞。
一家江蘇合資企業的台灣幹部便發現，在面試時被他淘汰的工人，在他返台休假期間，被調包重新進廠。而一些可以經手錢財的職位，如總務、廚師，全部都是原廠廠長的至親。結果，這家合資企業不論採購什麼，都比市價高三倍以上。
「手腳不乾淨，又桀驁不馴，還不能辭退，」在飛蚊成群的鄉間宿舍裡，這位台灣幹部揮舞雙手，氣憤地說。
但台商未必總是受害的一方。
有部分台灣貿易商學會香港貿易商的絕活，專作「撈一票就跑」的合資案。看準一種熱門的產品，進口機器作價合資，生產一、兩年，賺足本利，從此不見人影。另一種模式，是將機器作價高出過自己出資的金額許多，狠狠賺一筆，然後不再現身。
浙江蒼南縣大發燈泡廠就遭逢類似經驗，結果不但拖累了鄉鎮企業，還害了另外一位合資台商，因為機器設備成本太高，生產成本比同業貴一倍半，合資之前每年可以賺二十萬人民幣的廠，竟然淪為一年虧五十幾萬，「原來是因為對方保證負責外銷才合資的，結果……」總經理李秉溪心頭五味雜陳。
「我們學會儘量不和貿易商合資，不管台灣的還是香港的，」江蘇省常州一家鄉鎮企業廠長幽幽地說：「我們要的合夥人是有技術，有信用的製造廠。」
捐稅名目多
台商登陸五年，沿海省分的鄉鎮企業，從封閉到暴露在大量的投資談判中，學習速度很快。而部分缺乏警覺或以鄰為堅的台商，還把商業機密或談判籌碼，在酒酣耳熱之際，自鳴得意地和盤托出，更弱化了台商的優勢。
「台灣中小企業不團結，湊在一起也沒重心，各為己利，事情輕重緩急不分。」剛開完鎮上台商聯誼會的台商有點疲倦地抱怨。
學者李宗哲分析，大陸鄉鎮幹部不熟悉經貿，但長於鬥爭，他們握有地方大小事務的決定權，但沒有法令制度束縛；他們政企合一，以企業的面貌、政治的手段，對付零散、籌碼較少的中小型台商，可運用的對策很多，特別是沒有中方合資人撐腰的獨資或來料加工廠。
各種名目的繁捐雜稅，是最常見的手段。
「電費漲價從不通知，」一位廣東台商如數家珍，投資三年，規費從五種增加到快二十種，衛生清潔費漲十倍，還多了「消滅蚊蠅老鼠蟑螂費」，最近又多出老人福利費，並追溯至投資日開始。估計每年要負擔各式規費，達十幾萬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打點書記、外經委幹部，又得多付一倍的錢。
最讓台商不平的是，同樣製造污染，被罰錢的總是污染程度相對較低的台資工廠。
學者陳麗瑛分析，這種強拿強素的情形，起因是部分鄉鎮企業領導幹部在有限任期內，追求「職業效益極大化」與「任期效益極大化」的結果。
追求任期效益，就很難兼顧永續經營，大陸發展鄉鎮企業的後遺症，逐漸併發。
經濟改革的熱力，加上外來資本的酵素，大陸鄉鎮企業很快地膨鬆起來。經濟景氣中，鄉鎮企業一直在打順風牌，「浪費與低效率，被高投資所掩蓋，」上海社科院學者陳樂波分析。
彩衣難掩瘡疤
經過「大躍進」的洗禮，許多地方幹部習於誇示投資與產值的數字，忽視投資風險的評估。許多鄉鎮企業以擁有高聳的電梯辦公大樓而志得意滿，都有一半以上的樓層閒置未用，領導坐在貸款買來的豪華轎車裡，大談成為國際性企業集團的夢想。
一度被視為樣板的天津大邱庄，在宣稱今年將突破百億產值之後，發生殺人刑案與軍警包圍的巨變。在諱莫如深的案情中，一位天津學者估計，該村歷年來的虧空，應在十位數字以上，但惡臭的瘡疤始終掩於美麗的彩衣下，「如果沒有命案，大邱庄的神話還要繼續，」這位學者表示。
集體辦企業、集體致富，也可能集體包庇、集體貪污。總數近二千萬家的鄉鎮企業，不乏藏污納垢者，沒有任何相關法令，大陸又如何面對這種千人以上的集體經濟犯罪？
「成群蛀蟲正啃蝕大樹，」從事貿易工作的台商賴鴻標形容。
中共再度祭起宏觀調控的大旗，以緊縮的金融政策，來抑制企業過度膨脹的問題。而歸根究柢，沒有長久的制度規範，幾年來，鄉鎮企業雖然開開關關，卻仍然杜絕不了貪污炙風。
「不要忘記對大陸鄉鎮企業的評價，畫上一個問號，」中華經研院學者李宗哲提醒。
鄉鎮企業叢生的弊病中，也包括品質問題。
大部分台商，對鄉鎮企業工業實力的評價並不高，包括：產品粗製濫造、領導水平不高、員工教育不足、管理不上軌道，因此多數台商並不放心向鄉鎮企業購買原料。
一家深圳的手提袋廠，曾先後向鄉鎮企業購進三批塑膠編織帶，結果等到第三批上了生產線，竟然斑斑點點地褪起色來，生產進度向來繃緊的台商，嚇得不敢再試。
甚至連鄉鎮企業都對同業的品質，風評不佳。常州蓉寧紙廠的朱松華舉例，有些紙廠該用一百磅的紙箱，只用八十磅，客戶一裝貨就漏了底；向溫州私營工廠進貨的台灣貿易商，也經常要迢迢地趕去吵架。
然而，一般程度的差異，並不代表競爭意識可以全面鬆懈。
可敬畏的潛在對手
穿越層層包圍，台商在尋求合資與交易的鄉鎮企業之外，卻可以發現一些潛在對手。
在絲綢之都 江蘇吳江盛澤鎮，先進的二十四色印染機與噴水織機，從日、德引進；蘇州林通化工啟用高級知識分子，生產出大部分外銷日本的染料；無錫的新纖紡織廠，曾緊隨日本，開發出製造高級布料的原料。
在一些鄉鎮企業裡，已經開始使用電腦(多數大陸台商還未曾使用)。蘇南地區第一家省級村辦企業集團 江陰三房巷實業集團，擁有八部電腦來處理所有的財務進出。大陸市場足夠他們優游，也或有能力外銷，他們不太需要和台商打交道，但都確實存在，「有些還是世界大電腦廠商的代工廠，」一位在大陸從事電子業的台商說。
而略具實力的鄉鎮企業，對等閒的合資伙伴，還看不上眼。生產通訊電纜的崑山郵電電纜廠廠長陶其楊就表示：「對方沒有二百萬美金，不予以考慮，」上一個來探尋合資的，是台灣電纜龍頭－－太平洋電線電纜。
鄉鎮企業的發展，看似雜亂，但部分地區卻是有策略地在推展。
在江陰市，市政府對鄉鎮企業評等，並給予優秀幹部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的正式資格。這原本只有官方與國營單位才有的制度，在江陰市四處通行。
「官方的肯定，可以提高鄉鎮企業的地位與自信，刺激他們追求進步，」四十歲的年輕官員－－前江陰市長，現任無錫市副市長吳新雄，在行動電話不斷響起的干擾中，不忘強調人才的重要性。
鄉鎮企業遍地叢生，究竟也開出幾株好花。
在水鄉澤國蘇南，密布的水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運送建材、物料的船舫，鄉鎮經濟之繁榮，重現明清兩代手工業全盛期「舢艦相銜千里」的風情。
此消彼長
反觀台灣在今年上半年，製造業成長率僅達一%，此消彼長，令人悚然心驚。
從競爭條件來看，中小企業的優勢在於有豐富的國際市場經驗，而且在台灣形成完整的生產分工體系，上中下游原物料補給快速靈活。但是這些優勢，在大陸經濟強大的吸納力量下，正在改變之中。
首先是鄉鎮企業開始透過合資爭取外貿自主權，再從外方學習外貿經驗，逐步進逼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更因為台商前朴後繼到大陸投資，原本台灣最珍貴的分工體系，有外移的跡象。
「集體制的優勢是它的規模性，如果它持續發揮規模的優勢，再跑二十年，也許大陸會趕過台灣，」卜蜂正大集團資深副總裁陳定國分析。
對中小企業而言，大陸的腹地，提供他們淘汰舊機器與自創品牌的規模經濟，這是在台灣想望不到的機會，「但不也同時帶動了大陸的技術水平？提供他們完整的加工體系？」一位經常跑大陸的財經記者質疑，如果光是外移，沒有新的投資，台灣下一階段的成長動力，又從何而來？
有朝一日，如果鄉鎮企業同時擁有低成本和高經營能力，中小企業手上又剩什麼王牌？
解答似乎老生常談，卻再實際不過；保持技術領先優勢。
儘管台商總把「根留台灣」掛在嘴上，但台灣都未見投資提振的跡象。在火熱的兩岸經貿中，終是留下一道陰影。
「大中華經濟圈」的宏願，在大陸奇蹟與台灣奇蹟的遭逢中，急速地催化。這個沒有人做過的合成實驗，釋放出成長與富裕的眩目光熱，也散發出刺鼻的氣息。而最終，將會產生融為一體的有機質？或是互斥的兩種元素？或者是剎那間的轟然巨響？
該寫個科學的方程式來推演。
「商人共和國」建國史
為了擺脫世代與旱湧、血吸蟲相搏的宿命，大陸農民在遼闊的土地上，不分地域地種起相同的作物－－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起源於一九六０年代人民公社他這動。當時各地有人民公社的社辦企業，生產大隊的隊辦企業，從事簡單的農產品加工與農機修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隊企業被打焉「資本主義的尾巴」，因而沈寂下來。
大陸經濟政革開放後，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分別改組為鄉(鎮)、村，社隊企業搖身成為鄉辦與村辦企業，並擴大至集體與農民合資的聯競企業，以及農民獨資創辦的個體企業。企業的生產、原料、銷售，完全不受中央照顧與束縛，盈虧自負，獨立於大陸計畫性經濟之外。
在承包獎金的鼓舞下，大陸農村重新迸發七０年代前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以血肉之軀「改天換地，移山造地」的狂熱，目前，鄉鎮企業產值約占社會總產值三分之一，估計到本世紀末將超過一半。依各地資源的多寡，鄉鎮企業發展出不同型式。
●集體模式
傳統大工業城市四周的鄉村，仍留存著文革前奠下的一些設備基礎，再加上與城市國營廠進行代工生產的技術合作，或聘請尋找「第二職業」的「假日工程師」，以地方共同的資金，集體辦廠，共同致富。這個類型發祥於江蘇南部，又稱「蘇南模式」。
●個體模式
沒有工業城市的奧援，但人民有能力自行籌措資金的地方，便以「私人出資、撥名集疆」的方式，由個人與辯小額投資、技術簡單的輕工業，地方政府則從管牧之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用。個體企業由零星丰呵密集地帶動整個鄉鎮的投資，個體戶繁盛的溫州，是個中代表，又稱「溫州模式」。
●吸引外資模式
沒有工業，也沒有資本的地方，唯一的生財之這，是「靠兩張皮－－一張地皮、一張嘴皮，」上海社科院學者陳樂波戲稱。由鄉鎮政府開辦土地開發公司，四處闢招商會，將工地成片賣給外商，先累積少許資本，造馬路、設賓館、開工業區，吸引更多外資，賣更多土地，仿照經濟特區的開發模式進行。這種方式已由沿海省分，拓展至內地。
「河瘍」一書，描寫八百多年前義大利威尼斯的發跡：「它是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是個股分公司，首領是總經理，所有人民都是股票所有者。它成為資本主義最早的發源地。」
物換星移，二十世紀末，「商人共和國」在大陸還地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