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度對台灣使出「三０一條款」的殺手間。經濟部長蕭萬長舊疾復發，胃出血送醫治療。
國大修憲最後衝刺，立法院也正在審總預算，兩國會更不時遙相罵陣；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奔走折衝之餘，不禁喊累。一位資深記者猜測：「宋楚瑜家附近的西藥房，喉片和口腔噴霧劑一定又賣得很好。」
「四一九」示威活動落幕後，民進黨主席許信良開始「慢慢生病」，風吹雨淋下，支氣管、喉鼻都出了問題。他脫下眼鏡，面色青白，猶不服輸：「我儘量不去看醫生。」
政治人物長期暴露在放大鏡下供人檢視品評。有人羨慕他們手握社會優勢，前呼後擁，「走路有風」；更有人責難他們爭權逐利，推諉卸責，是台灣政治惡質化的罪魁禍首。
但是，若用顯微鏡觀看他們的內心世界，無論官員、民代或黨工，這群政治舞台上的生丑淨旦，時刻生活在沈重的壓力之下。他們的身心狀態，直接影響他們的決策品質和問政表現，值得關切。
承受高壓，所為何來？
壓力源自大環境；工作量大、應酬頻繁、媒體民意監督、競爭激烈、政情無常；壓力更來自本身；追求名利或理想、耗損健康、犧牲私人生活。
不少政治人物翻滾喘息於「高壓」政治之下，又害怕洩露內心軟弱，午夜夢迴，常忍不住自問：「這一切所為何來？」
工作龐雜沈重是一致的心聲。
「內政部主管的法律(不含法令)就有一百多條，」內政部長吳伯雄接過秘書遞來的毛巾，邊拭汗邊說：「工作繁重超過常人負荷。」而國人習慣凡事找「最高主管」，司長、次長能解決的，要求部長出席，部長還得知道科長管的細節。
國民黨立法院黨鞭王金平，邊盯著閉路電視的議場動態，邊數說工作內容－－從法案先期協調、審議中協商、到貫徹政策成法案，「要講話，要動作，腦筋還要整天動。過去的、現在的都要了解，被動的做完還有主動的。」一段話沒講完，電話插進來兩通，門外又站著兩批訪客等候。
民意代表常歎「選債難還」，選民的請託無所不包。
四連任立委饒穎奇，辦公室裡排滿了大型檔案夾，「職」(求職)、「託」(請託)、「建」(公共建設)，粗略算來不下四、五十卷。另一立委的西裝口袋裡也總塞滿了「藥單」，專治選民的疑難雜症。
中國社會的人情酬酢，鯨吞了政壇人物的時間和財力。
最常聽到的是，「我投你一票，我就這麼一個兒子，他結婚你都不給面子嗎？」於是，連趕五處午宴的有之；假日全家動員，分至四處應酬的有之；明星民代一個月收到上千張紅白帖子不稀奇，「送錢、送中堂、送時間、迭汽油」；某些財力稍窘的民代，聞之色變。
民意高漲，政治人物無分官派或民選出身，都不敢輕忽這股壓力。
雖然官員們都瞭解，立委為爭取選票，質詢時必各出奇招，但仍視上立院備詢為費時耗神的苦差事。
一位六十多歲的部長，為應戰而拼老命強記數字，實在背不住的，只好帶小抄；有些官員的家屬，在電視上看到親人當眾受嚴辭羞辱，氣憤得落淚。
投民所好壓力大
民意代表自然也有投選民所好，不得不然的苦衷。
有些立委甚至帶份報紙回選區，向鄉親證明「我也有參加打架」。立委周荃更指出，事實上，目前立法權對行政權仍像侏儒對巨人，立委被迫必須不斷動作來求表現。
優勝劣敗，隨時有淘汰出局的可能。
民進黨立委中出類拔萃的陳水扁坦陳，如何在政治競技場中，「時時求新求變，不為潮流淹沒」，對他是一大壓力。一位國民黨籍的立委，爭取某次級團體領導失敗，大病一場，完全不復往日神采。
政治的迷人之處在於機會無限，都也永遠有太多無法掌握的暗礁險灘。近年台灣政治氛圍詭譎難測，形成曖昧混沌的低氣壓，就讓不少政壇人士充滿危機感。
國民黨內政爭是一例。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某次政爭期間參加了一項行政院的早餐會報，觀察到各部會首長來去之間互不搭理，氣氛凝滯，想必是為了避「合縱連橫」之嫌。政潮洶湧，耳語、猜測、探風向，這種「不可說」的壓力才真正令人窒息。
而黨的權威式微，人心浮動，更使情勢混亂。國民黨前任立院黨鞭饒穎奇和現任國大黨團書記長謝隆盛，談起「安內攘外」的困難，都有一肚子苦水。
外在壓力不斷，自我的驅策更是強大。
無論當初投身政界是為了誘人的功名利祿，是為了自我實現的情懷，或是大破大立的革命熱忱，追逐和失落、理想和現實之間，永遠是迷人又磨人的拉扯。
眼看當年同時報到的同僚，如今平步青雲，甚至成了頂頭上司，能嚥得下這口氣？金權派系掛帥，只要傲骨猶存，怎不嘆「是非不明，惡無惡報肯．而政黨政治不成熟，弱勢力量還有漫漫長路要走，深信「成敗在我」的許信良，年過半百，已有「時不我予」的壓力。
患得患失，心情沈甸甸
宦海無情。成時揮灑自如，聽盡讚美阿諛；敗時即可能一無所有，門前冷落車馬稀。楷模公關總經理蔡體楨一言道出：「由奢入儉難。」世態炎涼間，人人患得患失，心頭壓得沈甸甸。
「政治人物的折損率太高。」立委丁守中為今年底競選拍文宣照，比起三年前「老多了」；博士唸了六年未生的白髮，如今也已悄悄蔓延。
鄭心雄、周文勇、黃河清、李宗藩英年病歿的例子令他們心驚，卻又無可如何。陳水扁經常周六下午一鬆懈下來就感冒，星期一又不藥而癒。新聞局長胡志強好不容易抽空住院體檢，進行一半因要公而出院，其餘部分只好擇期另做。
家庭原是避風港，但戰艦忙得無暇靠岸。丁守中感慨「兒子和我都不親了。」另一位民代偶爾回家吃晚飯必須先通知，「否則就沒有準備。」警政署長莊亨岱，為了「四一九」和麥當勞爆炸案累得雙眼發紅，他的孫子只能在電現上看到阿公。
女性的政治人物若還須兼顧家庭，辛苦是雙倍的。立委周荃每天在下班的路上必須好好休息，因為「回家還有另一場仗要打。」
政治人物是人，但過的是非常人的日子。內外交攻，他們如何抵擋壓力？
「這些人都有厲害的地方，他們表現出人性在某種情境下堅毅的一面，」曾任黨政記者多年的蔡體楨說。
「卡內基訓練」負責人黑幼龍比喻，有三種對付壓力的方法：鴨毛(不沾水)、杯子(滿了倒出)，和海綿(不斷吸水)。第一種人是得天獨厚或修養過人，第三種人則將不勝負荷，一般人多傾向於第二種途徑。運動、聽音樂、唱卡拉OK、洗三溫暖，都是政壇人士解除壓力的技術性方式。
壓力是動力來源
不過，許多人同意，境由心造，建立積極的態度才是根本之道，壓力常是動力來源。既然選擇了政治這條路，壓力就是生活之必要，「總不能要游泳又怕水」，與其為它所役，不如以微笑正面迎接。
有效地支配運用時間「包括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會議和應酬；信賴幕僚，分層負責；專注眼前，隨時提起，隨時放下。
俗務煩心，不少人從宗教中得到超脫的力量。近年政界參禪風盛，國防部長陳履安、立委林正杰等人，心境和作風都轉變許多；而李登輝總統和財政部長王建瑄則是知名的基督徒。
「信仰不是做秀，也不是逃避，」李總統的家庭牧師翁修恭表示。宗教讓政治人物悟出，「除了名利，還有另一種世界」，可以在世俗和屬靈間來來往往，取得平衡，更提供了積極參與世事的力量。
翁修恭也說，政治人物「退」比「進」更需要智慧。當你「進」時，眾人簇擁；但當你該「退」時，沒人會告訴你，告訴你時也太遲了叫必須自己衡量抉擇，酒店關門了，就當離去。
除了政治人物主觀的心理建設，整個大環境是否也出了問題，讓他們承受了不必要的負荷？
民意代表與選民的關係可能要重新定位。
怎一個忙字了得？
立委黃主文的機要秘書汪臨臨指出，選民應該知道，「選出立委不是為他們爭面子的，」以減少民代應酬喝酒的壓力。選民和民代也都該培養對助理和幕僚的信賴，否則民代事必躬親，怎一個「忙」字了得？
楷模公關的蔡體楨強調，民代若不能認清自己角色，樹立專業形象，當然只能靠應付紅白帖子來討好選民，「壓力也是自找的。」
而追根究柢，唯有當金權派系政風導正後，民代才可能真正減輕「找金主、拉人脈」的負擔。
至於政府官員常抱怨口職位愈高，愈晚下班」，如能確立文官制度，政務官只須掌握大政策，放手分層負責，肩頭將輕鬆許多。
敏達公關總經理白崇亮更直指，由於目前國家的許多核心政策並不清楚，以致政務官很難訂出明確的政策，而承擔了過度的壓力。
緊張焦慮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同義詞，政治人物享有社會的優勢資源，自然也承擔了較高的「壓力配額」。
「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只不過，從政者該放下的是耗損元氣的名利慾和得失心，放不下的則是隨名器而來的重責大任。
人在江湖
沈世雄立法院副院長
俗話說樹大招風，愈出名，遭遇的困難愈多。
為民服務的壓力很大，不斷來的電話中，有好聽的，也有不好聽的，有時聽到電話鈴響都會怕。現在和太太已有默契，她接電話，我比什麼動作，她就說什麼。
本身也有壓力，怕在立法院沒表現，怕與同事不愉快，怕講話講不好，怕該去的地方沒去。風光背後，就是這麼多問題纏著你。
為誰辛苦為誰忙？為了連任啊！為什麼連任？為了面子啊！
從政是條不歸路
一旦我當選了，到各機關去，部長都出來迎接我。審預算時，天天有飯局，人家必恭必敬，請我坐大位。回到地方，人情也靈通，家人也覺得光彩，多少還可照顧到自己的事業。如果退下來，這些都沒有了，不得不撐著面子，勇往直前。
這行就是條不歸路，沒有什麼優遇辦法，下來什麼都沒有了。即使自己有事業，也要與現在的身分相稱，否則心理不平衡，就算當董事長也不願掛名。社會是現實的，所以退職的委員很少回立法院來，警衛也許都假裝不認識你，還要看你的證件。
做人不要讓別人以為你聰明，能力很強，因為人不能永久保持頂攀，一旦有人趕過你，社會就以為你走下坡了。所以要給人踏實的感覺，別人不會要求你太高，但認為你很可靠。
老實說，以前誰想到我會當上副院長？但我是盡力而為。
今天最大的困擾是記者對事情不瞭解，隨便抹黑。我競選副院長時，叫太太不要看報紙，都是抹黑的話。聽說政爭時，李總統也告訴太太，不要看報。
如果黨能增加不分區代表，做一任後退出，可能很多人願意，能有一次不花錢的選舉，三年任內為下台後做準備，讓出缺來給新人接。
(林蔭庭採訪整理)
退出江湖
邵玉銘前新聞局長現任政大外交所教授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傳統，在這個大傳統下，我這個小人物，自然覺得該有這種經驗。
民國七十六年我接任新聞局長，立即碰到解嚴、開放大陸探親和解除報禁。
戒嚴期間，新聞、文化、學術界遭受管制，解嚴後一定反彈，我就成了箭靶子。但出版法、廣電法和電影法還未修好，只好且戰且走，有法依法，無法依政策，有時必須硬著頭皮做決定，還得為它辯護。
政府發言人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很多事我並不在場，但又必須發言。比方記者問我經國先生的身體如何，我不是醫生，又不在總統府上班，只能根據每周列席中常會的觀察，答稱經國先生「思慮清楚，指示明快」，於是報上說他「健康良好」，不巧一周後他就去世了。
發言人沒有言論自由
新聞局長最沒有言論自由，即使我的意見與政策有距離，也得為它辯護，讓我有種疏離感。解嚴的前一秒，我必須找一百個理由解釋為什麼要戒嚴，解嚴後又必須立刻辯護。
加上後來主流、非主流之爭，府院、黨政關係有問題，府院發言人之間常有版本詮釋的問題，令我困擾。
今天的政治，體制太亂，法令、權責不明，尤其使政務官無所適從。國家認同也有問題，反映在各機關媒體，很難兩面討好。而在一個高度選舉的時代，民代走偏鋒，語不驚人死不休，與我一個書生格格不入。
我當時常想，何必呢？有些人沒有退路，只好「笑罵由你，好官我自為之」；但是我還有自己的學術天地，不必如此。從政不成功，有時很冤枉，因為很多事操之在人；從學不成功，就怨不得人了，但我總要試試。
政治文化我一直不太習慣。每次到行政院，門口的衛兵兩腿一併，喊「敬禮」，我都會嚇一跳，常愛走邊門。這兩年官場流行唱歌，對我壓力也大，不唱不行，但詞老記不住，只好帶小抄，所幸現在I don’t have to sing anymore.
對我來說，壓力一直在，我只能將它紓解到我能忍受、活得下去的程度。我喜歡古典音樂、看畫，愛讀「大地」和「國家地理雜誌」，與台灣沒有關係的，把自己移位到幾千萬里外去。
學者向來只在牆外批評，我到過牆內又出來了。如今我談政治、人性，有更深切的體會，這個磨練也使我更了解自己。現在我很少看報、看電視，對於政界的朋友，我只有無限的同情、祝福。
(林蔭庭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