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歐洲的崛起，國內政壇颱起一陣歐風。
副總統李元簇憑藉著對歐洲大陸法系的深刻瞭解，引導執政黨的憲政改革方向；台北縣縣長尤清參照德國聯邦建設法，重新規畫台北縣區域計畫藍圖；立委朱高正彙總歐洲五百年來的歷史經驗，發展出社民黨黨綱。他們都是留歐人士，因為曾受歐洲文化的洗禮，成為引介歐洲經驗的重要代言人。
在政治檯面上的留歐人，屈指可數。除李副總統之外，內閣閣員只有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文建會主委郭為藩與新聞局長胡志強(見表)；在野有民進黨籍縣長尤清與立委盧修一，以及社民黨籍立委朱高正等。個個都是學有專長的博士，並且曾任大學教授，經過一段蟄伏之後，才由學界轉向仕途。唯從政的方式呈兩極走向。
在朝的留歐人，多半是「政策專案培養出來的」，淡大歐研所副教授張台麟分析，胡志強、李鍾桂當初就是拿中山獎學金出國深造；學成歸國後，一面等待層峰賞識，一面透過黨政關係，直接進入行政官僚體系。一般民眾很難察覺他們的留歐背景。
擁有大世界
相形之下，在野的仕途就比較多折，必須經由選舉晉身廟堂，留歐見聞自然成為他們的政見。「尤清、朱高正動不動就提德國經驗，」住在新店的選民張美代認為，在他們身上，可以輕易嗅到歐洲氣息。
歐洲如同一間大染坊，裝滿標示荷、法、德等國的大染缸，不同質地的布料，沈浸其中，染出深淺不同的色澤。
留學巴黎的盧修一毫不諱言，歐洲文化對他影響甚巨。歐洲不同於美國，小國林立，國土毗鄰，不僅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也大異其趣；不只是多民族的大鎔爐，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多元文化。居處在這樣的環境，「自然學會欣賞與尊重別人」，負責民進黨外交工作的盧修一解釋，每一種文化都有它可取之處，眼光不應局限在美、日兩國。
從整個大環境來看，留歐人確實比留美人更有機會體驗不同國情的生活，他們腦海中的世界圖象也較為豐富、多樣。
「至少，不是只有美國，」社民黨主席朱高正觀察，歐洲文化不僅多元，而且具有實質內涵。「對歐洲文化深刻瞭解的人，會更珍惜中國文化。」留德回來的朱高正，比以前更喜歡看古書、談歷史。當他確定國會將全面改選之後，馬上放下「台灣藍波」的身段，不再打罵老委員，反而將炮口轉向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就像傳統的士大夫一般，努力追求體制內政革。
傾向社會主義
歐洲除了講求政黨政治之外，也重視社會安全與社會正義，積極保障弱勢族群的權益。歐洲基金會發起人之一的盧政春博士指出，留歐人沐浴在這種「人性化」的社會，他們的理念易傾向社會主義。
最明顯的例子是，尤清在全民健康保險尚未實施之前，率先推動醫療補助措施，由台北縣政府為精神病患支付醫療費用。關懷弱者，使尤清獲得正面的肯定。
此外，歐洲學制強調學習與生活融合，更加深歐洲文化對個人的影響。
在歐洲念書，相當自由，沒有時間壓力，較能把相關問題一併弄通。台大教授黃錦堂認為，留歐政治人物較有宏觀的架構，容易找出問題的根源，「眼光好一點」。
文建會秘書室主任柯基良舉出實例，留法的郭為藩主委走馬上任之後，即刻成立法規研究小組，「試圖藉由改善大環境，來帶動文化活動。」這種作法異於前任留美的陳奇祿主委。
儘管歐洲重視傳統文化，卻也是孕育前衛思想的搖籃，「沒有任何事是一陳不變的，」以肢體問政聞名中外的盧修一表示，由於接受歐洲自由思潮的洗滌，使他更勇於批判、挑戰俗成的觀念。
這種「反權威傾向」是一般人對留歐政治人物的印象。「倘若他們再加入反對陣營，抗爭性格就更鮮明」，台大教授李錫錕回憶，二年多前的台北縣縣長之役，民進黨員尤清正是以革命家－－推翻現狀的姿態，出馬競選。可惜，「尤清將抗爭性格帶進縣府，不但無法凝結共識，反而拖延縣政效率，」李教授失望的說。
改變結構的提案，往往無法立竿見影，導致留歐政治人物被批評為「夸夸而談」、「不切實際」。
政大教授彭芸解釋，留歐人士理想太高，顧及長遠利益，卻忽略現階段的社會需要。甚至連民進黨籍立委盧修一也坦承，留歐人確有「見林不見樹」的毛病。
重美輕歐？
除了理想色彩濃厚之外，「問政犀利」也是留歐人士最為人樂道之處。
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寇維勇，根據九年採訪黨政新聞的經驗指出，留歐的政治人物儘管政治立場與際遇不同，但政治表現非常類似。他舉例，早期他對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的印象是溫文儒雅的書生，直到參加執政黨憲改座談會，才發現他原來是思考敏捷、辯才無礙的強將，「氣勢不下「台灣戰艦」朱高正」。
不願意戴上「留歐人士」帽子的郭為藩主委表示，「專業的問政態度，不是留歐人特有的」，只不過他們人數少，容易被凸顯。
這是事實。在政治舞台上，留歐人專司敲鑼打鼓之職，在必要的時候，擊出一兩聲清脆的聲響。
社民黨籍立委朱高正注意到留歐人士勢力單薄背後的原因，「政府自從遷台之後，凡事以美、日兩國為標準，根本很少借用歐洲經驗。」只是美、日地大物博，經驗不見得適合彈丸之地的台灣；他認為反而是歐洲，有許多小國寡民，譬如荷、比、盧，因為善用有限資源，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它們的經驗可能更值得我們借鏡。
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澄清：「政府從未刻意採用「重美輕歐」的政策」，這完全是形勢所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控國際情勢，提供經濟援助，加上英語成為強勢語言，自然容易吸引人才留美。「國家其實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施副院長強調：「政府有誠意培養、任用留歐人才，為國家服務。」這次國代改選有五位留歐人順利成為國民黨全國不分區代表，打破以往國民黨內無留歐背景的民代局面。
台灣是個海島，只要政府開放心胸，就能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台北縣縣長尤清感慨，過去重留美人才，現在又談留歐人才，是不健康的態度，「人才就是人才，不需要用標籤來著色」。
九０年代，台灣與歐洲的互動關係愈來愈頻繁，留歐人士能否像新崛起的歐洲，在國內政治舞台上扮演要角？
施啟揚：法治、民主、不忘本
五年的留歐生活，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國的法治與民主精神。
歐洲是舊大陸，悠久的歷史文化，使它相當重視傳統與權威。權威不一定是壞的，相反的是指個人對紀律與組鐵的服從。
我念法律，自然比較關心法律的權威。因為法律如果沒有威信，就無法伸張正義，更遑論建立健全的制度。
我以為我們國家目前所欠缺的正是「法治」。這幾年來，國人已經充分享有民主，個人尊嚴的主張經常掛在嘴邊，倒是很少人談國家尊嚴、法律權威與國會紀律。
過去反對勢力常以國會不合理為由，拒絕遵守秩序。但是從今年元月一日起，不公平的競爭時代已成過去。如果我們能學習德國的長處－－重視紀律，我們的政黨政治將更上軌道。
在傳統根基上談創新
留德期間，我注意到崇尚權威的德國人，非常念舊。最明顯的例子，是不願拆毀老舊的房子，就算保存的代價比新蓋一幢大樓昂貴，也無怨言。
這種不忘本的精神，使我領悟到，唯有在傳薪的根基上才能談創新與發展。老實說，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某些人一定要揚棄國家的傳統？這種行為猶如子孫不要家譜一樣。事實上，我們也耗費太多時間、精力在統獨之爭上，使得攸關民生的公共政策被擱置一旁。
不過，現在的留歐人才已經不談這些歐洲見聞，反而是以反權威的思考方式自豪，我覺得很可惜。因為國家要進步，建設性的建議遠比批判性的言論更對全民有利。
尤其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所揭櫫的公平、正義觀念，與我國民生主義相近。他們有許多行之經年的公共政策，值得我們借鏡。如果留歐人才在憲政改革過程中，肯扮演積極的角色，那麼對全民而言，將是一大福音。
當然政府也將秉持「適才適用」的一貫原則，借重留歐人才，使人才能為國家所用。
(林宇玲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