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出過許多大人物：六位美國總統、二十九位諾貝爾獎得主、二十七位普立茲獎得主；哈佛也有過許多重大發明：第一具數位電腦、第一個鐵肺、人類遺傳行為學等。
哈佛大學能有今天的地位，必須歸功於一八六九年上任的校長查爾斯．艾略特。
艾略特取消了當時所有的必修課，聘來一流的教師；還徹底整頓了醫學院和法學院，創設了文理學院、商學院和日後同享盛名的瑞克里夫(Radcliffe)女子學院。
引發思考辯論
在艾略特擔任哈佛校長的四十年中，學校募集的基金從兩百萬元增加到兩千兩百萬元，教師從四十五人增加到一百九十四人，學生從五百人增加為兩千人。哈佛再也不是發明家班傑明．法蘭克林口中那個「學生除了學會打扮，出入有風度之外，學不到什麼」的小學校。
艾略特對哈佛最大的貢獻是，把哈佛的品質提升，幾乎成為美國知識分子各種理想的實驗場。無論哈佛說什麼或做什麼，「美國的社會中堅都在注意聽」。
許多有關教育的著名爭議，都是由哈佛引發思考、辯論的。例如：學者能否接受私人企業的贊助做科學研究？醫生和病人應否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學校可不可能教導決策者做出理性的決定？傳統的法學教育是否助長了社會不公？學校應該如何鼓勵學生做道德性的思考？……哈佛所找到的結論，也往往成為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共識。
就理想性問題做理性的思辯，是哈佛最可貴的傳統。
早在它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學校時，「就容許思想開放，絕無偏見或藐視事實的弊病，」校友亨利．亞當斯驕傲地說。
哈佛校友－－思想家愛默生一八三七年返校發表一篇著名的演說，鼓勵美國人在政治上獨立於祖國英國之外，還要建立獨立的思想。他激勵聽眾的「一定能(can do)」思想，反映了美國人獨特的樂觀主義，相信人類有追求完美的能力。
創建通識教育
當天在場聽講的學生梭羅，後來把這種「一定能」的樂觀思想，發展成為「和平抵抗說」。一個世紀後，甘地和金恩就以此為精神基礎，成功地領導了印度獨立革命，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
除了思想的啟發外，哈佛對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也不斷有新的改革嘗試。
一九０九年接替艾略特的羅威爾校長，改變了原先放任學生自由選課的制度，規定每個學生至少要選擇一門主修；他的理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博學多聞，並且對某些事情知道得特別專精些。」
二次世界大戰後，哈佛又創建了「通職教育」制度，規定每個學生必須修習社會人文和科學等概論課程。七０年代，哈佛進一步規定，每個學生至少應選修二五%的本系以外的課。這些制度對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都曾產生影響。
有些制度上的改變曾在較內、校外引發激烈的爭議。
七０年代末期，科學研究人員接受私人企業委託，幫它們做研究，引起哈佛理學院各科系教授的爭論，部分教授擔心，這種作法會使學術自由受到束縛，也有把學術研究導向追求商業利潤的危險。
結果哈佛變通辦法，同意在某些研究上接受企業贊助，交換條件是研究成果如果應用到商業上，贊助的企業將首先獲得授權。今天全美已有一百多所大學沿用這種方法。
法學爭論方興未艾
醫學院的一場爭論，則帶出了新的教學實驗。幾年前，哈佛醫學院的醫生開始質問：傳統醫學教育能否滿足今天病人的需求？高登．摩爾醫師指出：「醫學生在生物技術和醫學知識方面，學得已經夠多了，但是在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上，還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因此摩爾醫師在哈佛創建了實驗性的「新療法教學」。
在這種新教學法下，學生一進醫學院的第一年，就被介紹給病人認識；在課程中加強以往不被重視的預防醫療、健康習慣、運動和飲食等等，希望藉這些方法使醫學生視病人為「人」，而不再只是病歷表上的記載；也讓病人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參與更多的治療。
如果「新療法教學」證實能改善病人和醫生的關係，整個醫學界的教育方式都可能掀起改革。
法學院的另一場爭辯則方興未艾。
十八世紀後期的哈佛法學院院長克里斯多夫．蘭德爾首創「判例教學法」。主張實用主義的他認為，學生應該從實際的判例中，去發掘法律的真義，不必死讀抽象的原則。
他提倡的蘇格拉底式教學法，是上課時師生間就各個判例反覆詰辯，以刺激學生做嚴謹的邏輯推理，培養獨立思考判斷和實用的能力。這種教學法後來被美國法學教育界普遍沿用，也成為美國司法精神的基石。
今天，卻有部分哈佛法學院教授對這種教學方法的實用精神提出根本的質疑，這一派「批判法學」的信徒認為，傳統的法學理論只是讓腐敗、不公的事經過分析，看來像是合乎邏輯、不可避免的事。
這場辯論已使哈佛法學院瀕於分裂，不論辯論的結果是什麼，都將對美國法學界造成影響。
哈佛的卓越使命感也招來許多人的反感。尼克森總統上任時曾誓言：「絕不用哈佛混蛋。」不過他後來還是用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哈佛人－－季辛吉。
失去學術獨尊地位
雖然哈佛的四大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管理學院、政府學院，仍被視為第一名，但是照一九八二年一項針對美國兩百二十八所大學的研究所做的評鑑，哈佛只能排到第五名。
哈佛或許已失去它在學術上的獨尊地位，但是它並未失去追求崇高理想的使命感。現任校長波克認為：「大學應該隨時注意本身與校園外世界間的關係，發掘道德問題，並承擔責任。」
三百年來始終協助世界解決問題的哈佛大學，發現它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它自己。照波克的說法：「在整個社會對道德水準普遍不滿時，教育機構有最大的責任，設法鼓勵學生深入思考道德問題，加強他們的道德感。」
哈佛最須調整的，是它重實用的傳統。早自十八世紀，哈佛就發展出一套實用觀念：任何想法或政策，只要行得通就是對的，因此百年來，哈佛始終在社會責任與實用主義之間走鋼索。
今天波克校長發現，哈佛的實用主義走過頭了，學生對名利與權力的慾望太大，而「幫助他人、改善社區、融合種族歧見和改善地球環境的成就動機卻一落千丈。」
為了拯救學生道德低落的危機，波克注入了專業道德課程，並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他自豪地表示，現在大學部學生有六成都參與了社區服務工作。
但並不是所有教授都贊成學校扮演這麼積極的角色；而商學院畢業生也仍然有四分之一加入投資銀行，領一年八萬美元的高薪。
或許就如一位心理系教授所說：「哈佛的缺陷也就是美國的缺陷。」
(本文由李念祖、郭淑惠、朱泓民、邱致中、郭浩然、蔡逸民、李永康、高世銘、林紹婷、藍美華、朱延和、吳信鳳、王俐文、許春滿、邱美虹、濮大成撰稿，任孝琦再取材TIME, U.S. News &World Rerpot改寫)
哈佛人看哈佛
哈佛校徽－－VERITAS－－和我國所謂「道理」二字之文化精諦相應。
李鍾聲，司法院大法官
對真理追求的精神，超越了人的自私、偏狹以及地域觀念，故能屢屢產生與宇宙共存的偉大人物。
蘇益仁，台大醫學院副教授
在中華民國台灣，或許很多人不知道有一個哈佛校友會，但翻開它的會員名單，這二百多位校友在黨、政。學術、教育、法律、醫學、工商界的顯著地位，卻叫人印象深刻。儘管他們在哈佛受業期間或長或短；各有專攻領域，但在哈佛這所歷史比美國還悠久的高等學府的日子，無疑是他們人生中重要的旅程。
拓展思考的空間，解除專業的枷鎖，與第一流的教授接觸，眼界大為提高。
漢寶德，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見識到何謂「世界級」，拓展眼界與胸襟。
馬英九，研考會主任委員
今年初，為籌畫哈佛專輯，「遠見」針對哈佛在台近三百位校友做了一次問卷調查，在約五分之一的回收問卷中，大多數人都提到了哈佛的精神，中廣新聞部主任盛建南言簡意駭的歸納出「自由、開放、積極進取、追求真理」十二個字；榮總婦產部醫師曾啟瑞則相信，哈佛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注重獨立思考和決策能力，「訓練人才而非奴才。」
回顧哈佛教育對日後工作及發展上的助益，任職財務管理顧問公司的馮本立感謝哈佛培養了他「寬闊的胸襟及進取的人生觀」。十信案發後赴哈佛進修的國民黨中央財委會主任委員徐立德則示，對「廣泛的搜集資料、多方面探討問題，運用獨立思考來作評斷」很有幫助。
而與世界頂尖精英共聚一堂，更啟開了「國際觀及視野」。中研院美研所研究員羅昌發就回憶，當年碩士班有來自五、六十國的研究生，「像是個小型聯合國」。
比諸美國出身哈佛的名人，如傑佛遜、羅斯福、甘迺迪，這些在社會各領域頭角崢嶸的哈佛人，能為台灣注入什麼樣新的生命力？
甘迺迪學院搖撼政界
哈佛的地位固然建立在它的學風和學術成就上，但它對美國政界的影響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專門訓練公共政策人才的甘迺迪學院就是一個要角。
甘迺迪學院（又稱「政府學院」）成立於一九七八年。波克校長在創立典禮中讚揚這所學府「創造了一門新的專業」。它具有與法學院、醫學院、商學院同等的地位，同樣地運用活潑的分析辯證方法，尋求公共事務的解決之道。
為期三週至十三週的「高級管理人員訓練班」，每年吸引了全球六百名各級政府機構的高級人員及民意代表(如眾議員)；為期一年的「事業中期」(mid-career)公共行政碩士班，學生背景更為多樣化，有作生意的百萬富翁、軍人、學者、有意從政的電視製作人，及避難美國的政治異議人士等。我國前任財政部長徐立德、民進黨現任中常委員吳乃仁，新加坡的李顯龍、現任墨西哥總統薩林納斯等，都是甘迺學院畢業生。
學生來頭大
學生的來頭大，教授也不能含糊。甘迺迪學院裡教師的甄選上，很歡迎曾在政府機關任職，能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教授。有的甚至因教導有方，愛到學生賞識，入閣或擔任政府重要職務。
院長艾利森對甘迺迪學院的教學目標定位得十分清楚：「我們不要訓練政治學家，而是要訓練傑出的公共政策管理者和分析者。」
因此學院課程以個案研究為主，輔以角色扮演(如參眾議員、利益團體代表、記者等)的教學方式。學生透過身歷其境，有機會體驗決策過程，作全盤性考量，以培養從事公共決策應有的技巧與態度。
然而一些畢業校友擔心，該學院過於重視分析的技巧，卻忽視價值觀。
熟悉政府事務的曰華盛頓月刊」發行人查爾斯，彼得斯也認為，甘迺迪學院似乎忽略了它最主要的使命，讓學生「學到了治理的技術、公共行政的藝術相如何贏得選舉，卻沒有學到政府應該完成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