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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台灣-在奮起與墮落之間

文 / 李慧菊    
199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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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台灣-在奮起與墮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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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事如麻。

陰雨綿綿的一個清晨,一位年逾古稀、歷經近代中國多次戰亂的老人,把兒子喚到跟前說:「我這下半輩子,總算是安安穩穩;可是我看你的下半輩子,恐怕有得奔波的了。」

震盪度餘生?

一股對未來歲月的危機意識,不禁湧上這位跟台灣一起長大的兒子心上。他想到政治上不斷浮現的條件說、陰謀論;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不民主;大眾對勞工、環保問題表現的急功近利,以及毫無策略可言的大陸政策……。「真是傷感。」這位省營事業協理的一聲抒歎,代表關心時局者胸臆間的挫折和無奈。

軍事強人郝柏村出乎意外奉命組閣,政府高級人事初步底定。李登輝與新內閣緊接面對的,正是人心思變的社會,以及時空上史無前例的格局。

就國際空間的橫切面而言,東西集團冷戰鬆解,歐洲大同盟;每個國家因此忙著展現政經「臂肌」,在地球上重新搶一個好位子。

在此同時,台灣卻迷惑了,不知道是該西望,擁抱莽莽神州;或是不顧一切往東看,躍入無根的蔚藍海,一展身手。

一方面,台海兩岸的內戰狀態似有若無,隱隱然偶傳兵戎之聲;另一方面,島內的統獨之戰,方興未艾。王永慶挾著七十億美金揮軍大陸引起議論紛紛,只是同一個死結的另一種表現;有人讚許他有遠見,有人貶抑他背棄台灣。可見中華民國的國際定位問題,仍將引發島內揮之不去的緊張對立,時而化為省籍、統獨,甚至制憲與修憲之爭。

就歷史的時間縱軸而言,台灣過去四十年成功的和平改革、體制內革新,在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社會土壤裡,一直是奇花異草,稀罕無比。但是若缺少接棒一代有效地承先啟後,「台灣奇蹟」並無延續下去的必然性。

從這個角度看,每一個活在台灣的人,都在參與一項龐雜、無前例可循的試煉,走在奮起與墮落的臨界點上。政治、經濟、生活上的煩躁與挫折,成就與榮耀,不過是一線之隔。

台灣需要重建,在劣勢命運下搏鬥四十年的成果,不能毀於一旦。 舉目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重建,總離不開英雄式領導人物。但在功勳彪炳的背後,歷史成就的促成,更需要「識大體」的政治風範。

塑造,而非應卯

在台灣大學教授日本史多年的李永熾教授點出,世人津津樂道的明治維新,往往忽略了忍辱引退,使日本免於血腥內戰、帝國割據的大將軍德川慶喜。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英、法兩國已準備介入朝廷和軍閥的內戰。「德川唯恐外力介入,日本將淪為列強瓜分的下場。」李永熾解釋,德川慶喜寧願向朝廷輸誠的原因。

過了一個世紀,中華民國強人後的政權轉移,一路陷於「主流」、「非主流」的泥沼中。當經濟部長陳履安說出「難捨能捨,來得去得」時,未嘗不是對朝中政治人物,在進退之間應有風範的提醒。

持續觀察世界引領風騷的領航人之後,「時代周刊」曾給這類人一個評價--重建者最重要的特質,是「塑造,而非應卯」(Shaping, not reacting)。

從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首先揚棄傳統的平衡預算,對付罕見的經濟大蕭條;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在一九七0年代,冷戰教條大行其道時,他在僅僅五年任內,與蘇聯、波蘭簽訂和平條約,跟東德領袖會晤,力主擴大歐市規模,使西歐(不止是德國)走出美國的把持,在東西方之間播下了善意與和解的種子。

到最近蘇聯總統戈巴契夫重建蘇聯,以經濟改革為出發,一連串裁武撤軍,鬆開了全球的對峙,使東西陣營,甚至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在九0年代,有了展望未來的新角度,幾乎重建了世界。

「新思維」,是戈巴契夫重塑蘇聯,大肆鼓吹的基本政革理念;審察其他有大作為的領導人物,也莫不在同樣的精神下,以「新思維」開創新局。

回頭看今天的台灣,長期關注時事的有識之士,也漸漸體會到,在釐清憲政體制、遏阻治安惡化、調整經濟建設等問題之上,都亟待李登輝與新內閣有一套新思考。

新思維下的未來藍圖

「新思維」在台灣的體現,正如評論家王杏慶所指,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的重建,要靠主政者表現出一種「民主的權威」,實踐上是勇敢地把理想亮出來,「感動、說服人民」,而不是「強壓住別人」。

台灣已經進人媒體製造輿論、民意高張、表演政治盛行的群眾時代;有技巧的溝通、說服、感動人,便成為國家領導人不可或缺的特質與魅力。

到目前為止,李登輝總統並未展現這種特質;而對軍人素以「服從上級命令」為美德的郝柏村,更是嚴厲的考驗。

從國民黨內部總統人選的決定,到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的過程,民眾重溫傳統權威的運作。

在這個過程中,只見執政黨以「維護傳統」否定黨員票選總統候選人的要求;在沒有政見發表的情況下,以「鞏固領導中心」排除另一組正副總統競選搭檔的出現;大多數無參與感的人民,像一群不滿意的電視觀眾,只能坐著抱怨:「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麼。」南山人壽業務經理呂武憲說。

所以,當李登輝信誓旦旦表示,「六年內有機會回大陸」,大部分民眾錯愕而非興奮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又當李總統巡視花蓮後,突然宣布產業東移,引起花蓮居民的反彈,也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這當中,缺乏連串說服的動作;像省主席邱創煥一句「不能因為兩隻鳥、幾隻豹就不開發(花蓮)」,明顯不能讓花東人民感動、信服。

也許這些事件,只是反映這片土地上的中國政治文化,還看不到西方民主內涵的一種精髓--責任政治;呈現出來的反倒是國大代表吳豐山所觀察的--專呼口號的「文學政治」,還有上台後不知進退之道的「老人政治」。

雙拳難敵四手

曾任省議會議長八年,正待更上一層樓的政務委員高育仁就批評,台灣官場有一種奇特的資深政務官制度;政務官可以當一輩子而不必提出強有力的政策,更少見政務官願意為政策失誤而主動引退。

眼見東歐操四十幾年大權的共產黨,可以在一個星期內,煙消雲散;台灣每年平均有十分之一的人出國觀光、做生意、求學,國際視野開闊,更加深對持續不斷革新的期盼,對「和稀泥」的政風自然不滿也不耐。

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後,李登輝在回答立委強烈質疑時許諾,「治安做不好就下台」。顯然在他心中,已經明白責任政治對「重建」的重要。

由李登輝、郝柏村共組的領導中心,接下來的考驗,是撇開個人喜惡,擴大交往圈子,組成一個勇於任事的團隊。清末維新運動的失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是最典型的教訓。

大陸作家錢鋼、蘇曉康最近寫下「海葬」,親訪甲午海戰的現場;走過百餘年前的沈痛挫敗,他指出清朝之所以潰不成軍,不完全導因於慈禧、王族的缺乏現代知識和魄力;日本之所以勝利,也不只是他們出了明治天皇。

真正決定盛衰的關鍵,在於具有現代知識的改革者能否匯成改革的巨流。然而,中國只有一個垂垂老矣的李鴻章,在朝中孤軍奮鬥。而日本像伊藤博文那般春秋鼎盛的將才,卻有幾十個(伊藤初參贊政事時,只有三十多歲)。

「對改革有迫切感、沒有私心、擇善固執、學問好、自信非常強」,許多位跟隨李登輝有些時日的人,就像背公式一樣說出他的個性,但這些支持他的政治人物,也得含蓄地承認,「沒有班底但圈子小,喜歡用身邊少數幾個人,」是這位領導人另一個特色。

事實勝於雄辯

任何李登輝、郝柏村的言談,最後只有透過政策的擬定,落實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上,才能評斷「重建」的成敗。而憲政制度的廓清、行政效率和公共政策品質的提振、大陸政策的拿捏等,是考驗李登輝能否重建台灣的三大難關。

中國憲政之路像國運一般坎坷不平。從清末就參與梁啟超革新立憲工作,到多次起草民國的憲法,中國傑出的憲法學者張君勵當年似乎先覺到,在中國土地上容不下憲法植根,感慨萬千地寫著:「此次政協憲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隨天壇憲草、曹琨憲章之後,而成為廢紙歟?」

如今中華民國成立七十九年,有了第八任總統,從未貫徹過的憲政體制卻已被稱為「國家危機」。

國會改革、總統與內閣權責釐清,地方自治如何貫徹,成了國會長年抗爭的對象、立法委員互毆的「神聖」藉口。「這部四十年沒換過零件的拼裝車(指憲法),再不修改,整個國家機器根本無法運轉。」資深記者、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陳國祥說。

六月底將召開的國是會議,是國家上層結構能否健全的轉折點;諷刺的是,根據民意調查,儘管媒體密集轟炸式地報導,仍有八成左右的民眾,不知國是會議為何物。

這應該給執政者強烈的訊息:憲政體制固然是使政權合理運轉,極為中樞的齒輪;但要穩固基層,安定民心,紮紮實實的民生建設,是更難竟全功的重要工程。

一九六八年的美國。犯罪率激增、黑人民權領袖金恩遇刺、哥倫比亞大學流血抗爭;隔年尼克森出任美國總統,縱然他在外交上有大突破,與中共接觸,從越南逐漸撤兵,博得好評;但他所提「新美國革命」的六大主張(重振經濟、改革社會福利、改善所得分配、行政部門重組、增進醫療及掃除環境污染),一直無法落實,可見內政改革的艱難。

重建路上的結

一九九0年的蘇聯。一個依舊匱乏火柴盒、香腸、肥皂、香菸、奶油跟糖的社會,戈巴契夫得到再多的國際敬佩、嘉許,也無法保證他的重建計畫能夠成功。

一九九0年的台灣。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竟堆積了三百多條待審法案,幾近癱瘓。作為執政黨主席的李登輝責無旁貸。

沒有人可以逃避不愉快的歷史事實。「重建」路上與中國大陸剪不斷、理還亂的結,是台灣兩千萬人的宿命。

然而,依嫻熟世界事務的經建會主委錢復分析,台灣面臨的情勢非常困難。

台灣選總統時,中共軍隊在福建沿海「演習」;美國部分人士有意支持中華民國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對岸立刻干預;甚至經濟部長陳履安拜會菲律賓總統柯拉蓉,這些大陸上馬列主義的信徒,也要發出雜音。

「中共對台的意向跟態度,從來沒有善意回應過。」錢復承認,政府本來握有資金、技術王牌在手上;但自由化政策一開,民間各行其是,政府已經失去主控權,唯有堅持「三不」原則。

經濟學家王作榮總結這種現實分歧是,「上面的(政府)實行蔣經國的三不;下面的(民間)則執行鄧小平的三通四流。」

這背後反映正在島內激盪的兩種假設推理:一個是經濟力可以刺激大陸民主化;相反意見則認為,中共對台政治手腕可慮,大陸政策仍應保守為宜。中間還夾雜更隱晦難解的台獨主張。

領袖背的十字架

李登輝總統一度受到「獨台」及「不重視大陸政策」的批評,但他正式接見立法委員時,態度明白而積極。他勾畫兩岸發展的走向,應是以台灣的經濟力量,結合大陸南方的資源,促進大陸經濟發展。一旦南方的經濟力,足與北方政治力抗衡時,大陸的改革速度必會加快,統一的日子就不遠了。

確保台灣安全、堅定而負責的大陸政策,是「重建」的一大步。

「我一無所求,一無所懼,」李登輝面臨長達半年的政治風暴後,再三表明心跡,他只要做一任總統,而在六年內,希望能「完成歷史使命」。

一九九0年,是中華民國政府需要做全局思考的時候了。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針對國是會議曾為文論道,它應該做到的,是「針對民主轉型及未來國家發展之需要」,並配合世界潮流,創建一種「令國人信服」的結論。

畢竟,在陷於一己之利、一黨之利,枝枝節節的嘈雜爭論後,「政治」--為民謀福祉的原始動機,也不應該被遺忘。

沒有人否認,像李登輝這種個性、八年內從省主席做到總統的經歷,的確是中國政壇上的異數,雖然他口口聲聲背負沈重的「十字架」,但也有「新人行新政」之便,「也許這正是開創新時代的領袖所必需的。」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吳敦義說。

重建的工作儘管千絲萬縷,但一如精神科醫生陳永興說的,如果李登輝真的那麼堅定地要改革,又真的有能力:「那麼他應該感謝上帝給他背這個十字架的機會。」

期待趾高氣揚的時代

我常請,知識分子不要太驕傲,別以為自已關心的,就是最重要的,匹夫匹婦想的都不重要。憲政、大陸政策固然重要;但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各階層都能得到滿足、各得其所。

所以,國是會議如順利結束後,政府應該做兩件事,第一是治安,第二是生活品質。這些事不做好,國是會議再成功也沒用,台灣還是會變成空島。

台灣的企業,政府要他繳稅、樂捐,現在黑道也來我企業樂捐,一隻牛剝三層皮。而擴大臨檢所表現的實力不夠,我想政府自己也知道。

另外,再不開始改善生活品質就來不及了。我曾向李總統、李煥及宋楚瑜建議,台灣來一次國土美化運動,家家種樹、養盆栽,保育山坡地及整治河川。十年為期,這並不難。

這裡面的附帶效果,就是造成一個全民運動。現在社會沒有一件事,足以令大家都頤意為它去奮鬥。

有個歷史學者簡單地評斷貞觀之治,就是每值人都「趾高氣揚」,我很欣賞這句話--大家努力奮鬥,大家共享應有的報償,從這個角度,將來如果憲政問題得到解決,行政、司法、立法都上軌道,台灣也會是個「趾高氣揚」的社會。

(李慧菊採訪整理)

重組一個強勢內閣

世界上沒有一個獨裁政權在轉移時,不發生奪權政爭。兩年前政權順利轉移,大家以為台灣是個例外,現在才知這只是延後發生而已。

台灣最值得憂慮的根本問題,是缺乏人才,沒有一批治觀世的能臣。這個經國先生要負責,你看檯面上的人,個個看起來都像,卻都不是。

但樹人是百年大計;當今李總統最重要的事,是支持、協助成立一個強勢內閣,不必站在第一線,讓這個內閣施展魄力,建立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安定的制度。

所謂強勢內閣,就是閣員有現代知識(這跟留不留學沒闢係)、有擔當(要現在政治人物有擔當的就是太少了)、沒有私心。

一個長治久安的制度是最重要的。拿經濟來說,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大財團,但要控制在人民可以忍受的地步。台灣財團搞壟斷,內線交易炒股票、地皮,統統沒按規矩來,搞得混亂不堪,必須好好整頓了。

一個有魄力的內閣,這些事可以齊頭並進,兩、三年內,情形一定可以改觀。

(李慧菊採訪整理)

請陳定南當省主席

對於政治改革,我並不悲觀;反而是社會全面的改造,才是更需要努力的,像教育、文化、環境、貧富差距、社會公平正義。

我是精神科醫生,更臻心心靈改造問題,人性是多面的,有很容易墮落的一面;也有奮起的一面。同樣一個人,到美國就事事守法,一回台灣,就收紅包、走後門、不守交通規則。這完全是環境跟制度的關係。

讀起來好像很難,但最簡單的是領導階層必須百分之百守法,為民立信,從最需要的法治做起。

更具體的建議是,為什麼不讓民進黨的人來做法務部長呢?我們法政人才這麼多,又沒有國民黨的包袱,給我們三、四年,做不好,一定下台。

我要是李登輝,如果真的為大眾、國家著想,我就請陳定南當省主席。因為他當宜蘭縣長時,不論是民意測驗或省政府評鑑,他都第一,有什麼理由做不好省主席?

老實講,朝野都要拋棄私心,我參觀花蓮慈濟醫院,感慨很深,民進黨的政治明星這麼多,每年要籌兩千萬元黨費,都大傷腦筋,證嚴法師一年籌募的款項,動輒上億,其中什麼緣故?就是她沒有一點私心。這是國民黨跟民進黨都必須認真思考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讓立法院做點正經事

現在立法院堆了三百多條法案在審,但委員還在吵來吵去,真是浪費生命。

要談社會信心、秩序的重建,立法院首先就該辦點正經事。如果我是國民黨主席,我就把國民黨籍八十幾個增額立委找來,分組盯不同的法案,每個人一年起碼要完成一條法案。然後在文宣上大力配合,廣播、電視、座談,一個個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絕對被吸引過來,到時侯誰還對立法院打架有興趣呢?

公平交易法、廣電法、消費者保護法,這才是民生大計。現在國民黨一點策略也拿不出來,被民進黨牽著走,搞不清楚那個是大黨,那個是小黨,讓政黨政治的理想太遠了。

如果能夠照我的方法分工,每個立委都有表現的機會,不必搶著在熱門話題上發言;社會焦點一變,民進黨自然會跟著來討論法案,還怕他們不跟著國民黨走嗎?只有這樣,國民黨才能掌握主導權,堆積如山的法案,也才有儘速消化的希望。

(李慧菊採訪整理)

以強勢總統完成歷史使命

李總統說他只做一任。我認為在這一任開頭的前三年,他應該以強勢總統來整合,以高效率的政府自許,使國家機器運轉順利。難道五輕建廠、投資等問題,也要等內閣制或總統制確定,才能動嗎?

至於中央體制問題,我個人是傾向內閣制,但這不表示李總統不應有實權;正好相反。因為從現在的體制過渡到任何一個制度,都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需要以李德統為軸心來運作。

例如,就算是內閣制,國民大會怎麼辦?是不是要另設選舉人團來選舉總統?內閣是否應有解散國會的種力?國會是否具有倒閣的權力?執政黨方面,主席與閣揆是否同一人?這些問題牽連複雜,一個虛位元首是無法勝任的。

上述體制問題解決之後,李總統在第二個三年任內,可退居第二線,培養下一代接班人,我想下一個新政府,應該就是執行李總統新政的內閣。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0 / 06 月號

第048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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