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大眾傳播扮演的角色如日中天，記者也被稱為「媒體勢力」，一般人對他們的專業工作都不敢表示懷疑，卻沒有想到他們竟然自己承認「說謊」。根據法國著名「新觀察家周刊」近期報導，許多記者都自白坦承他們在工作時，曾經說謊、犯錯。
鄧小平已經死亡？
例如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大群記者在混亂的局勢中，爭搶新聞，結果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居然刊登「鄧小平已經死亡」的不實消息，「解放日報」的記者也繪聲繪影地描述中國軍隊互相攻擊的錯誤新聞。
甚至因為一名記者的誤失報導，巴黎大學教授保羅在背負二十年「縱火者」的黑鍋後終於自殺身亡。當年法官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保羅涉嫌縱火案，但是那名記者卻在報紙上替保羅定了罪，稱他為「縱火教授」，這不僅使保羅夫婦都丟了工作，而且長期在別人的指指點點下過日子，直到崩潰而自殺了斷。
還有西德「鏡報」刊登一封匿名信，指控奧地利總統華德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迫害四千多名猶太人，把他們關入集中營，結果證明這封信是偽造的，但是卻已經賠上華德翰多年辛苦建立的政治生命。
既然大眾媒體的影響力如此深遠龐大，當記者在下筆或出聲報導時，任何的扭曲、誇張、誤失……，都可能造成非常可怕的「殺傷力」。
「記者的行業如同販賣炸彈引爆管，隨時都可能炸傷別人和自己。」法國歷史學家諾拉認為記者工作的最大危機是必須戰勝時間，而且「永遠跑得和歷史事件發生的速度一樣快」。
緊迫中下判斷
然而在時間緊縮的壓力下，記者的判斷力受到巨大的挑戰，「記者無法像歷史學家，可以在事件發生後仔細推敲。」諾拉指出社會大眾對記者的期待及要求，常常超過他們實際狀況所能負荷的水準。
例如孟加拉灣大屠殺，駐地法國外交官竟然只根據特派記者的新聞稿，就擅自把死亡人數增加了十倍，原因是「人們比較相信記者的採訪，而不是外交部的調查。」
而在非洲尼日爾內戰中，勝利者為了配合記者搶先報導新聞，竟然提早舉行殘酷的槍決行動，甚至因為其中一名攝影記者還沒有準備好，就延遲了「開槍」的口令。
如此嚴重的「特權」，不僅使得記者成為媒體勢力的代言人，也令一些記者變得狂妄自大，他們或者為了表現鋒芒，或者為了取悅讀者大眾，或者只為了堅持自身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在報導新聞時，犯下危言聳聽、誇張扭曲、偏執不實的職業錯誤。
法國第一電視台以人權為主題的節目前主播卡多茲，就公開自白曾為爭取觀眾同情工人階級的處境，而故意強調工人吸毒、犯罪的事例，使大部分清白的工人蒙受歧視。
政治人物的應聲蟲
「世界報」記者普朗奈也坦白承認他為了揭發軍方在海外從事不法情報活動，竟使得國家機密外洩，並且影響了情報員的安危及國家在外交上的信譽。
而電台記者亞歷山大也後悔自己輕信密特朗不再參選的表態，在發布這項消息之後，不僅意外的替密特朗爭取到許多同情選票，更成為密特朗事實上決定再度競選的「試音石」，記者完全成為被政治人物操縱與玩弄的應聲蟲。
雖然記者也是凡人，凡人都有犯錯的時候，然而許多記者犯錯的原因，卻是在報導新聞時，自封為歷史學家，他們在真相尚未大白之前，已經驟下結論，或者像一位部長及外交官，對新聞事件擅自採取看法與決策。
可憐的讀者
例如法國左、右派政治意見互不相容，而記者也各有政治立場，於是任何一件新聞，特別是政治事件，都經常被分割成為兩半，一半由支持右派的「費加洛報」，從打擊左派的角度撰寫刊登，另一半則由贊同左派的「解放日報」，由詆毀右派的見解出發來登載。
可憐的讀者則早已對這種「分割新聞」習以為常，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想要瞭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讀一份報紙絕對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