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晚上。睽違台灣多年的文學大師余秋雨，現身於台北圓山大飯店，參加第七屆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在別開生面的「文化夜談」，暢談最新觀察。
余秋雨一開場就笑稱，自己既不是企業家、也不是政治領袖，因此是參加了一場跟自己「沒關係」的會議。他為何願意全程坐在峰會論壇現場，聽台上的人講經濟、金融、企業管理，主要是由於多年前一次文化觀念的改變。
很意外地，這個改變，竟然和《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有關。 1997年，余秋雨和高希均教授同時應邀到新加坡演講，那是他第一次與高希均見面，他聽著高希均從經濟觀點出發的講述，好像剎那間彌補了自身長期文化思惟的不足，從此兩人結為好友。
數字經濟 促使文化言之有據
「經濟思惟的好處，第一是有數據；而我們的文化思惟往往比較空洞，一空洞，什麼東西就可以塞進去，」余秋雨說：「經濟思惟講求數字定位，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重大彌補。」
余秋雨認為，經濟可以彌補文化的不足，但文化最好獨立於政治，甚至是高於政治。他以唐代最有名的兩大詩人李白和杜甫為例，兩人均在文學上享盡盛名，卻在政治活動中非常狼狽，「文化人很糟糕的是，不懂政治，但名聲很大。」
自從五年前出版《借我一生》之後，余秋雨就此封筆，令不少喜愛他的讀者深感遺憾。
雖不再寫書，余秋雨也沒閒著，近年來忙於音樂劇《長河》，由他撰寫劇本，妻子馬蘭擔綱演出。
同時，他有可能在不久之後成為億萬富翁，連他本人都很意外。十年前，他拿出手上所有的241萬元人民幣稿費，投資了慘澹經營的徐家匯商城，持股1.5％，但從來沒有參與經營。
今年10月，由虧轉盈的徐家匯商城申請股票上市，一旦成功掛牌，股價能達到20元人民幣的話，余秋雨的持股市值就會突破1億元人民幣大關。余秋雨接受《遠見》專訪，暢談兩岸文化交流的觀察。以下是專訪摘要：
謾罵文化 阻礙經濟政策視野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有一個觀點說，中國經濟雖然崛起，但文化方面的發展還很慢，文化落後有可能拖住經濟的發展，你怎麼看？
余秋雨答（以下簡稱答）：第一，我同意中國現在文化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經濟，因為改革是從經濟開始的，文化沒有受到關注，也沒能及時的轉型。但這樣倒不見得拖垮經濟，只能說會影響。
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是，好多人還處於一種「批判的興奮」。中國文化歷來是靠政治太近了，把罵來罵去當成文化主要的活動方式，台灣也有這種問題，但在中國大陸特別嚴重。
有一批人，在經濟社會轉型當下沒跟上，怎麼辦呢？就開始罵，在報紙上寫文章，罵來罵去。
大陸的一些領導把這種罵看作是民意，不敢得罪這種罵。所以現在看起來，這種在媒體上罵來罵去的風氣，可能還是中國文化一種非常重要的表現方式。
罵的人當中，有一種比較典範的思想，叫「仇富」，主要是罵有錢人，這和經濟發展是不是很矛盾呢？經濟發展是允許有錢，也允許大家用合法的方式得到很多財富，這一點，使得很多寫文章的人，心裡非常不爽、非常不愉快。
這種罵，簡直如入無人之境，這是中國文化一個非常大的弊病。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的主要體現在中國傳媒，而中國傳媒的主要毛病，是以傷害為樂趣。
問：這種現象，對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答：有兩個不好。一個是好多有錢人躲起來了，不把自己有錢當作一件可以公開的事。你堂堂正正地賺錢，卻得隱隱蔽蔽過日子，這樣好像不好吧？這不太正常。我的好多朋友奮鬥賺了錢，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獲得了成就，但他們永遠被罵聲包圍著。
另外，是前瞻性政策的大問題，就是中國社會今後往哪裡發展呢？如果中國每往前走一步，就一直罵一直罵，怎麼辦呢？
仇富心態 造就三人成虎文化
問：沒有機制可以制衡這種罵？
答：沒有。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在汶川地震以後，捐了人民幣50萬元，建造三個圖書館。圖書館是跟著校舍一起造，9月1日才能造好。7月份時，大家就開始在網路上罵，造了個謠，說我沒捐、是假捐，因為一個圖書館都沒看到。
都江堰教育局反覆地說，請大家9月1日來看，因為9月1日才造好，但是大家不理會，都說這是假捐。等到9月1日真的造好了，帳單也在網路上公布了，買了多少設備、買了多少書，清清楚楚，而且金額早已超過50萬元。大家就不響了，大家也不道歉，也不平反，最誇張的是，事後很多人還是只記得假捐。
問：現在大家最好奇的，莫過於你跟徐家匯商城的關係，你真的是大股東嗎？
答：我是。大家罵得厲害嗎？
問：大多是問你怎麼這麼厲害？
答：我一點也不厲害，大家搞錯了，我十年前投資徐家匯商城時，它只是一家小店，原名「第六百貨商店」，這個小店當時誰也不看好，沒有人投資，職工也在問：「怎麼辦？我們要下崗（被開除）了。」那時候，有位員工跑來跟我說：「你那麼有名，讀者那麼多，不如你來入股，用你的名聲，給職工們鼓勵鼓勵？」
我回答說，家裡有幾本書，是有稿費，總共241萬元人民幣。他們說可不可以多一點？這點錢實在不夠。但我實在沒有什麼錢了。
我是怎麼想的呢？這241萬元能保住就不錯了，因為這是個賣小商品的店，很廉價，倒閉的機會不太有，因為老百姓多。後來也從來沒管過，從來沒去開過股東會。
問：等徐家匯商城上市成功，你有可能成為億萬富翁嗎？ 答：我不會是富翁，我的生活也不會改變，我和我太太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肯定用不了這筆錢，這筆錢可能是回歸大眾。我現在錢用得很少很少，我到任何地方演講，車馬費歷來不收，總是還給主辦單位或是捐去做公益。我太太去演唱，多數也是不要錢的。
停止傷害 形塑保護創作文化
問：你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對於兩岸在大三通之後展開的文化交流，你的觀察是什麼？
答：文化交流是必然的，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優勢，台灣的文化可以做得非常精緻、非常有品味。大陸可以做得非常大器，因為人多，觀眾也多，錢也多，氣魄可以做得很大，但它可能不精緻。
每個地方要強調自己的優點，這是一個。第二個，要克服共同的毛病，兩岸三地的文化都太重視政治，太重視意識型態。 兩岸三地共同的毛病，叫做「文化的傷害癖」，總有一批人因為罵人而成為英雄。我們要勸他們不要這麼做，大家應該保護創造者，創作，很難說誰對誰錯。
兩岸三地的創造者不多，但傷害創造者的人很多，因為傷害創造者的人可以從中獲利，但是被傷害的創造者，會失去創造的熱情。
問：你和妻子馬蘭之前合作的音樂劇《長河》，十分轟動，接下來有沒有新的舞台演出計畫？
答：去年的演出十分成功，劇本是我寫的，關錦鵬導演，音樂是鮑比達作曲，馬蘭主演。遺憾的是，原來的演出班子若要在兩岸三地巡迴演出的話，費用實在太高，所以要有一個協調的過程。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設計出我們經濟可以負擔的演出。譬如，原來是音樂劇，有沒有可能改成黃梅調。
傾聽市場 發展利多文化產業
問：這樣改，和原來的戲有什麼不一樣？
答：劇情一樣，只不過音樂上增加了中國的古典。新的本子（劇本）我已經改好了，更有中國特點，更有戲曲特點。如果我們做好了，很多傳統戲曲也可以這樣嘗試，如崑曲或川劇音樂劇，都能慢慢做。
這不是說原來的劇種不要了，只是增加一種新的嘗試，這是傳統戲曲的現代化，讓更多人能夠接受。
問：這是你未來這幾年要做的事情嗎？
答：對，我事情做得很少，但每件事都要做好它。《長河》的黃梅戲版，明年會做出來。
另外，我還是不能參與文化界的事，我名氣比較大，一動就被罵。我只想做點藝術，做點文學。
問：針對兩岸文創產業的發展，你可否提供一些建議？
答：兩岸文化走向新時代，文創產業是主要方式，第一必須創意，第二必須產業，一定要有信心。
另外，創意就是創意，產業就是產業，什麼意思呢？創意就是要想出人家都沒想過的東西，發展大家真正喜歡的東西。產業就是按照市場規則作業。
問：創意和產業要如何攜手？
答：以前法國想跟好萊塢對抗，他們覺得法國是電影的發明國，法國的文化不比美國差，創意團隊也很大，所以他們用法蘭西民族的意志和好萊塢對抗，國家也支持。
但是對抗了幾年，客觀上宣布失敗，因為好萊塢用巨大的市場取得勝利。市場的力量是無孔不入的，好作品其實也可以占有市場，因為市場可以知道你這個作品很好。我不認為市場是唯一的標準，但是現在還找不到更好的標準。
美國的電影產業有好萊塢，也有奧斯卡來評獎，把高品味和發行面連在一起，這對兩岸三地是個啟發。離開了市場機制，很難做文化復興。如果說哪一天，中華文化要復興，其實就是世界各地演你的戲，上映你的電影，播著你的電視。這需要文創產業第一線的人動腦筋，如何保有品味又同時取得市場，這本身就是一個創意。
第二個，應該把心思放在作品上，不要老是討論創意產業怎麼做，應該把焦點放在創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