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確定高新武是英雄還是騙子？你知道各級議會中的爭吵甚至開打，有多少戲劇成分？你認為這世界究竟是像「中央」月刊和「雙十園」雜誌描寫的這樣，還是如「民進報」、「新文化」雜誌敘述的那般？
這個社會的訊息越來越多，傳遞的速度越來越快，今年又逢選舉年，各種聲音、影像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耳不暇聽。
但是，一般人是否因此而更明智；社會是否因此而更合理呢？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媒體提供的訊息，不但沒幫助我澄清，反而天天在混淆我的價值觀。」新聞學者臧國仁說：「越看報紙我越糊塗，電視新聞我乾脆不看了。」
這樣一位學新聞出身的大學副教授，尚且有此迷惑，台灣社會訊息之紛亂可想而知。
傳述消息的記者本身不能客觀是原因之一。聯合報副總編輯高惠宇表示，在她的經驗中，親身經歷衝突事件的記者，沒有一位能保持客觀、理性。有些新聞專業訓練不夠的記者，根本以某種信念的鼓吹者自居，以「正義之神」的心態下筆，主觀與情緒化在所難免。
記者為什麼會成為「鼓吹者」，經常要「濟弱扶傾」，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
傳播學者鍾蔚文認為：「這代表傳統的深入人心。」本來不分古今中外，知識分子常有一些理想、理念，希望能廣為傳播。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尤然。從清末民初，有現代報業以來，知識分子辦報、辦雜誌，無非是為了「鼓動風潮」、「宣揚黨意」、「教化人心」。
社會對新聞界的期許也是如此。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登輝總統還以執政黨主席的身分，要求大眾傳播業者「發揮領導社會和輿論的功能」；效法前輩報人「秉春秋之筆、明善惡之辨」；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
鼓動風潮、教化人心
鍾蔚文指出，這種傳統要求，與新聞教育中公乎、客觀的訓練是矛盾的。
求真乎？求善乎？往往在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心中形成掙扎。
李登輝對執政黨籍傳播業者的「期勉」，也恰恰說明了當前資訊混亂的另一個原因：政治遊說。他要求這些媒體負責人「爭取民眾的信賴，達到本黨永遠與民眾在一起的目標．完成本黨所賦予各位的使命。」
社會心理學者楊國樞分析，政治團體總是力圖「培養或改變群眾的態度，尤其是政治態度，以求產生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行為或社會行為」。無巧不巧，這種想法也是「古今中外皆然，只是中國人特別強」，從來就強調「從內心去改變別人」。
從政者與知識分子不謀而合地都想要「教化人心」。這兩種「中國特質」普見於台灣的新聞界。台視新聞部經理章紹曾在一項座談會上剖析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內心一直掙扎著。」他說得很清楚，這種心情的紛亂，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政策上的顧慮，一是擔心自己所報導的新聞會產生負面影響。
領導輿論
這種「紛亂的心情」，絕非章紹曾所獨有。近兩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更混淆了。李總統期勉他們：「當此關鍵時刻，更應該挺身而起，以捨我其誰的擔當……。」鍾蔚文早就看到，在此變局中，確實有不少人看出時機，「挺身而出，去宣傳、遊說」了。
執政黨基於歷史條件和政治現實，在掌握媒體上頗占優勢。楊國樞表示，這也鼓勵了國民黨去「領導輿論」。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是理所當然地這麼做了，但近年「挺身而出」來說話的，卻有許多是與執政者唱反調的。
國民黨有電視、報紙、雜誌為他說話，民進黨或其他政治反對勢力也辦報、辦雜誌從反方向鼓吹。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最近並以個人名義申請設立電視台。楊國樞指出：「這又是中國人特有的習慣。」大家分割地盤，各有各的工具，好運用來影響別人的思想、態度。媒體從來不是超然的公器。
政治色彩濃厚的媒體，往往根本沒打算做到公正客觀，而是以宣傳其理念為目的、為任務的。不幸中國人容易把媒體當成權威，對於白紙上印的黑字懷有敬畏之心：「報紙上說的耶！」相信它，只因為它是報紙。
國科會今年完成的一項「台灣資訊化」調查發現，中國人缺乏正確的資訊觀。雖然古人早已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今天為止真正體會其意的人並不多。相信一個媒體，可能是全盤相信；一旦否定某個媒體，又是全然的否定。「中國人常喜歡畫分好人和壞人，其實絕大多數人居於兩者之間。」一位傳播工作者說：「媒體也是一樣，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非對即錯、非好即壞，觀念兩極，社會也趨兩極。鍾蔚文根據團體傳播的理論指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尤其是牽涉到比較情緒性的問題時，雙方為了對抗，意見會愈趨極端。」
自我遊說和自我麻醉
對峙的局面還會產生「自我遊憩的效果：本來傾向某種想法的人，經常看這方面的文章，或發表這方面的言論，他會越看、越說，越相信。這時候他會認為這是自己思想轉變的結果，但照傳播學上的研究看來，人性本就如此。
自我遊說到某個程度，可能形成「自我麻醉」。一位學者拿鄭南榕事件作比喻：達到「自我麻醉」的人，像是把自己關在鐵窗內，到最後相信那就是他的天地。「當他聽到屋裡的人鼓掌時，他可能以為全台灣都在鼓掌。」
對抗的兩個陣營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不斷鼓吹自己、攻擊對方。他們的言論有如槍林彈雨，目標對準站在中間的大多數人。少數人可能根本不關心，像穿了防彈背心一樣，那一方的子彈都打不進去。很多人有點關心，卻又並沒關心到會去仔細分辨雙方的精密理論究竟是什麼，看問題僅憑一點簡單的邏輯，那一方能提供他聽得進去的三兩句簡單邏輯，他就可能接受那一方的意見。
也許正因如此，今年開始，兩黨都大做「文宣」，努力「塑造形象」。執政黨採取軟性訴求，先後提出「愛拚才會贏」、「我的未來不是夢」等口號，三月底開始更耗資一千兩百萬新台幣，在電視上猛打「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廣告。民進黨則在經費人力兩缺的情況下，試圖「四兩撥千斤」，以揭執政黨瘡疤的方式製造新聞，如公布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票數、披露執政黨「我有話要說」專案內容等，也相當程度地達到打擊對手的目的。
他們在洗腦
傳播學者翁秀琪認為：「這是一個注重包裝的時代。」正因如此，這也是一個特別需要睜大眼睛的時代。
然而在因對抗而呈混亂狀態的社會，一般人處理資訊反而更不理性。另一位學者說：「在這時代，老百姓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訊息無孔不入，不論是懷抱滿腔正義或純粹為了政治利益，都是希望把最大多數人的腦袋洗過來洗過去，「新聞中含有很多disinformation(捏造的訊息)和misinformation(錯誤的訊息)，害我們常常判斷錯誤。」一位商界人士發牢騷。
整個說起來，多位學者同聲感嘆：「這就是沒有民主的素養。」不論是個人或黨派，都還是主張「大家聽我的」、「我說的才對」。不論那個政黨，都還是存著「牧民」心態，「把你捏成方的你就是方的，把你捏成圓的你就是圓的」。誰也沒把老百姓當成主人。
國民黨身為執政黨，占的優勢既多，應負的責任也比較大。學者們主張：組織色彩放低，拋開老大身段、嚴守黨政分際，不要一味宣揚「我如何、我如何」。而應該提供民眾一些客觀的標準，讓大家自己去衡量、評估。
如果不想離家出走
絕大多數人不是政治勢力的核心分子，也無力對傳播媒體發揮什麼影響力，但是學者反對他們持淡漠態度，或輕信資訊。「民主社會的人民至少要能分辨資訊，不必把散發資訊的人或機構看得太神聖。」
「慎思明辨」是古訓，在今天看起來卻特別重要，否則，「有一天這社會被兩三群人鬧翻了，中間的大多數人也只能坐在那裡哀怨、嘆息、無所事事，或離家出走……。」
誰愛國旗？
「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是國民黨今年發動的最大規模政治宣傳。
電視廣告播出之後，負責製作廣告影片的國華廣告公司、專門調查收視率的潤利公司和聯合晚報，分別作過觀眾意見調查。以國華公司的調查為例，在台北市打了六四四通電話，實得受訪者三一一人。接受調查者中，認為此廣告能讓人感動的比例相當高，然而，這比例卻隨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遞減(大專以上程度者受感動的比例是六八．一%)；職業方面，白領工作者的感動人數比例也最低(六九．二%)。
執政黨可以說，這場宣傳運動相當成功，因為接受訪問的觀眾中，八成左右表示受到感動。國華廣告公司市場研究處課長林振邦說，在這以前，「水瓶座」運動飲料和「波爾茶」也做過類似的大規模廣告活動，而「心中有國旗」廣告運動所得的評估遠優於前述兩項產品。
但是國旗或愛國心畢竟不是商品。多位學者用「危險」二字來形容執政黨的這項運動。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翁秀琪說：「把一切東西都商品化，都可以拿來做廣告，是很危險的。」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臧國仁也說：「這是一種二分法，強迫民眾做個抉擇。這比民進黨講台獨還危險。」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更表示：「這是把國旗推到最危險、最尖銳的地位。」他比喻這是拿國旗做武器來打思想架，使國旗成為直接爭議的尖銳點，「國旗再不能處於超然在上的地位了。」
再說，對國旗感情的深淺，是長期形成的結果，不是一首歌、一條橫幅所能奏效。已經有感情的，宣傳不能增添什麼；沒感情的，宣傳即可能引起反感。
從事廣告企畫工作十餘年的王念慈分析：「廣告人的心態就是製造熱潮，可是政治宣傳所要的應該不只是一場熱鬧。」政治宣傳應該是一種信念，不是一種感覺。沒有那種信念，做出來就像飲料廣告，可是對國旗的感情，卻不像十塊錢一罐的飲料，喝完了就丟，不喜歡就不買。
國旗本來是讓人感動的。那一片鮮紅，代表了當年多少青年人的熱血。王念慈想到這裡都要掉淚。這種感情珍藏在內心，電視廣告都把它俗化。
誰愛國旗？不能單憑他身上的國旗貼紙來論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