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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到最高點,有人不服氣

文 / 尹萍    
198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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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到最高點,有人不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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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確定高新武是英雄還是騙子?你知道各級議會中的爭吵甚至開打,有多少戲劇成分?你認為這世界究竟是像「中央」月刊和「雙十園」雜誌描寫的這樣,還是如「民進報」、「新文化」雜誌敘述的那般?

這個社會的訊息越來越多,傳遞的速度越來越快,今年又逢選舉年,各種聲音、影像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耳不暇聽。

但是,一般人是否因此而更明智;社會是否因此而更合理呢?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媒體提供的訊息,不但沒幫助我澄清,反而天天在混淆我的價值觀。」新聞學者臧國仁說:「越看報紙我越糊塗,電視新聞我乾脆不看了。」

這樣一位學新聞出身的大學副教授,尚且有此迷惑,台灣社會訊息之紛亂可想而知。

傳述消息的記者本身不能客觀是原因之一。聯合報副總編輯高惠宇表示,在她的經驗中,親身經歷衝突事件的記者,沒有一位能保持客觀、理性。有些新聞專業訓練不夠的記者,根本以某種信念的鼓吹者自居,以「正義之神」的心態下筆,主觀與情緒化在所難免。

記者為什麼會成為「鼓吹者」,經常要「濟弱扶傾」,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

傳播學者鍾蔚文認為:「這代表傳統的深入人心。」本來不分古今中外,知識分子常有一些理想、理念,希望能廣為傳播。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尤然。從清末民初,有現代報業以來,知識分子辦報、辦雜誌,無非是為了「鼓動風潮」、「宣揚黨意」、「教化人心」。

社會對新聞界的期許也是如此。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登輝總統還以執政黨主席的身分,要求大眾傳播業者「發揮領導社會和輿論的功能」;效法前輩報人「秉春秋之筆、明善惡之辨」;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

鼓動風潮、教化人心

鍾蔚文指出,這種傳統要求,與新聞教育中公乎、客觀的訓練是矛盾的。

求真乎?求善乎?往往在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心中形成掙扎。

李登輝對執政黨籍傳播業者的「期勉」,也恰恰說明了當前資訊混亂的另一個原因:政治遊說。他要求這些媒體負責人「爭取民眾的信賴,達到本黨永遠與民眾在一起的目標.完成本黨所賦予各位的使命。」

社會心理學者楊國樞分析,政治團體總是力圖「培養或改變群眾的態度,尤其是政治態度,以求產生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行為或社會行為」。無巧不巧,這種想法也是「古今中外皆然,只是中國人特別強」,從來就強調「從內心去改變別人」。

從政者與知識分子不謀而合地都想要「教化人心」。這兩種「中國特質」普見於台灣的新聞界。台視新聞部經理章紹曾在一項座談會上剖析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內心一直掙扎著。」他說得很清楚,這種心情的紛亂,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政策上的顧慮,一是擔心自己所報導的新聞會產生負面影響。

領導輿論

這種「紛亂的心情」,絕非章紹曾所獨有。近兩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更混淆了。李總統期勉他們:「當此關鍵時刻,更應該挺身而起,以捨我其誰的擔當……。」鍾蔚文早就看到,在此變局中,確實有不少人看出時機,「挺身而出,去宣傳、遊說」了。

執政黨基於歷史條件和政治現實,在掌握媒體上頗占優勢。楊國樞表示,這也鼓勵了國民黨去「領導輿論」。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是理所當然地這麼做了,但近年「挺身而出」來說話的,卻有許多是與執政者唱反調的。

國民黨有電視、報紙、雜誌為他說話,民進黨或其他政治反對勢力也辦報、辦雜誌從反方向鼓吹。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最近並以個人名義申請設立電視台。楊國樞指出:「這又是中國人特有的習慣。」大家分割地盤,各有各的工具,好運用來影響別人的思想、態度。媒體從來不是超然的公器。

政治色彩濃厚的媒體,往往根本沒打算做到公正客觀,而是以宣傳其理念為目的、為任務的。不幸中國人容易把媒體當成權威,對於白紙上印的黑字懷有敬畏之心:「報紙上說的耶!」相信它,只因為它是報紙。

國科會今年完成的一項「台灣資訊化」調查發現,中國人缺乏正確的資訊觀。雖然古人早已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今天為止真正體會其意的人並不多。相信一個媒體,可能是全盤相信;一旦否定某個媒體,又是全然的否定。「中國人常喜歡畫分好人和壞人,其實絕大多數人居於兩者之間。」一位傳播工作者說:「媒體也是一樣,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非對即錯、非好即壞,觀念兩極,社會也趨兩極。鍾蔚文根據團體傳播的理論指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尤其是牽涉到比較情緒性的問題時,雙方為了對抗,意見會愈趨極端。」

自我遊說和自我麻醉

對峙的局面還會產生「自我遊憩的效果:本來傾向某種想法的人,經常看這方面的文章,或發表這方面的言論,他會越看、越說,越相信。這時候他會認為這是自己思想轉變的結果,但照傳播學上的研究看來,人性本就如此。

自我遊說到某個程度,可能形成「自我麻醉」。一位學者拿鄭南榕事件作比喻:達到「自我麻醉」的人,像是把自己關在鐵窗內,到最後相信那就是他的天地。「當他聽到屋裡的人鼓掌時,他可能以為全台灣都在鼓掌。」

對抗的兩個陣營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不斷鼓吹自己、攻擊對方。他們的言論有如槍林彈雨,目標對準站在中間的大多數人。少數人可能根本不關心,像穿了防彈背心一樣,那一方的子彈都打不進去。很多人有點關心,卻又並沒關心到會去仔細分辨雙方的精密理論究竟是什麼,看問題僅憑一點簡單的邏輯,那一方能提供他聽得進去的三兩句簡單邏輯,他就可能接受那一方的意見。

也許正因如此,今年開始,兩黨都大做「文宣」,努力「塑造形象」。執政黨採取軟性訴求,先後提出「愛拚才會贏」、「我的未來不是夢」等口號,三月底開始更耗資一千兩百萬新台幣,在電視上猛打「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廣告。民進黨則在經費人力兩缺的情況下,試圖「四兩撥千斤」,以揭執政黨瘡疤的方式製造新聞,如公布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票數、披露執政黨「我有話要說」專案內容等,也相當程度地達到打擊對手的目的。

他們在洗腦

傳播學者翁秀琪認為:「這是一個注重包裝的時代。」正因如此,這也是一個特別需要睜大眼睛的時代。

然而在因對抗而呈混亂狀態的社會,一般人處理資訊反而更不理性。另一位學者說:「在這時代,老百姓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訊息無孔不入,不論是懷抱滿腔正義或純粹為了政治利益,都是希望把最大多數人的腦袋洗過來洗過去,「新聞中含有很多disinformation(捏造的訊息)和misinformation(錯誤的訊息),害我們常常判斷錯誤。」一位商界人士發牢騷。

整個說起來,多位學者同聲感嘆:「這就是沒有民主的素養。」不論是個人或黨派,都還是主張「大家聽我的」、「我說的才對」。不論那個政黨,都還是存著「牧民」心態,「把你捏成方的你就是方的,把你捏成圓的你就是圓的」。誰也沒把老百姓當成主人。

國民黨身為執政黨,占的優勢既多,應負的責任也比較大。學者們主張:組織色彩放低,拋開老大身段、嚴守黨政分際,不要一味宣揚「我如何、我如何」。而應該提供民眾一些客觀的標準,讓大家自己去衡量、評估。

如果不想離家出走

絕大多數人不是政治勢力的核心分子,也無力對傳播媒體發揮什麼影響力,但是學者反對他們持淡漠態度,或輕信資訊。「民主社會的人民至少要能分辨資訊,不必把散發資訊的人或機構看得太神聖。」

「慎思明辨」是古訓,在今天看起來卻特別重要,否則,「有一天這社會被兩三群人鬧翻了,中間的大多數人也只能坐在那裡哀怨、嘆息、無所事事,或離家出走……。」

誰愛國旗?

「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是國民黨今年發動的最大規模政治宣傳。

電視廣告播出之後,負責製作廣告影片的國華廣告公司、專門調查收視率的潤利公司和聯合晚報,分別作過觀眾意見調查。以國華公司的調查為例,在台北市打了六四四通電話,實得受訪者三一一人。接受調查者中,認為此廣告能讓人感動的比例相當高,然而,這比例卻隨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遞減(大專以上程度者受感動的比例是六八.一%);職業方面,白領工作者的感動人數比例也最低(六九.二%)。

執政黨可以說,這場宣傳運動相當成功,因為接受訪問的觀眾中,八成左右表示受到感動。國華廣告公司市場研究處課長林振邦說,在這以前,「水瓶座」運動飲料和「波爾茶」也做過類似的大規模廣告活動,而「心中有國旗」廣告運動所得的評估遠優於前述兩項產品。

但是國旗或愛國心畢竟不是商品。多位學者用「危險」二字來形容執政黨的這項運動。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翁秀琪說:「把一切東西都商品化,都可以拿來做廣告,是很危險的。」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臧國仁也說:「這是一種二分法,強迫民眾做個抉擇。這比民進黨講台獨還危險。」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更表示:「這是把國旗推到最危險、最尖銳的地位。」他比喻這是拿國旗做武器來打思想架,使國旗成為直接爭議的尖銳點,「國旗再不能處於超然在上的地位了。」

再說,對國旗感情的深淺,是長期形成的結果,不是一首歌、一條橫幅所能奏效。已經有感情的,宣傳不能增添什麼;沒感情的,宣傳即可能引起反感。

從事廣告企畫工作十餘年的王念慈分析:「廣告人的心態就是製造熱潮,可是政治宣傳所要的應該不只是一場熱鬧。」政治宣傳應該是一種信念,不是一種感覺。沒有那種信念,做出來就像飲料廣告,可是對國旗的感情,卻不像十塊錢一罐的飲料,喝完了就丟,不喜歡就不買。

國旗本來是讓人感動的。那一片鮮紅,代表了當年多少青年人的熱血。王念慈想到這裡都要掉淚。這種感情珍藏在內心,電視廣告都把它俗化。

誰愛國旗?不能單憑他身上的國旗貼紙來論斷。

本文出自 1989 / 06 月號

第03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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