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AI快速取代工作後，馬斯克主張由政府發放全民高收入，但真正問題不只在發多少錢，而是AI創造的龐大財富，能否真的流向一般人手中，成為外界關注焦點，也考驗未來社會制度設計。
2026年4月，馬斯克（Elon Musk）在X上再次談到AI失業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一張來自聯邦政府的支票：全民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 UHI）。背後的理由很直白，AI 將創造出遠超過通膨速度的巨量商品和服務，帶給人類空前富足的未來。
這聽起來，像是科技烏托邦式的突發奇想。但如果拉長時間來看，馬斯克並不是最近才開始談這件事。早在2017年World Governments Summit，他就曾說自動化與AI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挑戰，當時他提到的解方，還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馬斯克的想法，有著清楚的演化線：先是擔心AI與機器人取代工作，認為社會需要UBI；很快地又看見一個商品、服務極度充裕的未來，於是把「基本收入」推進為「高收入」。而所謂高收入，並不是發更多錢，而是AI將生產力提升一個量級後，所有人的「實質購買力」也將隨之提升。
馬斯克從未說明UHI該發多少、錢從哪裡來、又如何與既有福利制度銜接，徑直拋出核心提問：如果AI讓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這份富足該以什麼方式，分配到每個人手上？
高收入不只是數字，而是能買到什麼
乍看之下，UHI像是UBI的豪華版。但馬斯克真正想描繪的未來，是AI加速社會供給能力擴張，即便政府透過印錢來發放全民基本收入，相同的一筆錢也可能買到更多商品服務，於是，「基本收入」能換到的實質生活水準變相提高，形成馬斯克所謂的「高收入」。
要理解這點，必須先區分「名目收入」與「實質購買力」。假設一個人每月領到1.5萬元，考量房租、食物、交通、水電的基本開銷，這些錢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但如果未來AI與自動化讓商品成本大幅下降，同樣1.5萬元能購負擔的生活品質就會提高。
這正是UHI論點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所謂的「高收入」，未必代表一張巨大支票，而是同樣的收入水準，能兌換到更高的生活水準。
舉例來說，如果AI讓能源管理更有效率，水電瓦斯變便宜；AI讓自動駕駛成熟，交通物流變便宜；AI讓製造業大量自動化，生活消費用品變便宜；AI讓教育、翻譯、法律、醫療等服務都變得便宜，一筆穩定的現金，對人們生活帶來的意義就會改變。
這時候，基本收入就不只是「補貼不足」，更像是人類社會邁向富足文明的一張門票。
AI真的會讓生活變便宜嗎？
然而，UHI能否成立？關鍵的前提，是一般人的生活成本應該要全面下降，如果AI只讓少數公司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對大多數人來說，AI可能只是帶來更大的不安全感。AI可以讓某些東西變便宜，尤其是邊際成本低、容易複製、容易數位化的商品與服務。但人的生活成本並不只由這些東西構成。
房租不會因為ChatGPT會寫文章就自動下降。土地有限，都市住房供給有限。照護服務也很難完全由機器取代，因為老人照護、幼兒照顧、身心障礙支持與醫療陪伴，都涉及身體、情感、信任與長期關係。教育與醫療即使有AI輔助，也仍受到制度、專業認證、城鄉資源差距的影響。
這正是UHI理想與未來現實的模糊邊界。如果AI只讓手機App、線上工具、日用品或知識服務變便宜，但房租、醫療、照護與教育繼續昂貴，大多數人的生活壓力不會真正消失。人們也許能用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多數位服務，卻仍然被最沉重的生活支出壓住。
思考UHI，我們不能只問「AI會不會讓生產力上升」，還要問「哪些生活成本會下降，哪些不會？」但如果這些生產力躍升的果實，能透過制度成為一般人的生活支撐，AI才有可能成為共享富足的基礎，真切地轉化為整體社會的幸福感。
AI創造的財富，會自然流向每個人嗎？
這不是人類文明第一次經歷生產力的爆發性成長，歷史很誠實地告訴我們，富足並不會自然分配給所有人。
根據UBI Taiwan政策研究發現，2003至2024年間，台灣實質GDP成長超過兩倍（2.1×），房價指數成長超過四倍（4.3×），股市加權指數更是上漲五倍（5.1×），然而，反映多數人民生活的「實質薪資」已陷入長期停滯（成長小於1％）。2025年起，AI產業供應鏈效益開始發生，GDP出現40年一遇的高速成長、台股一舉衝破四萬點，人們的實質薪資卻很可能還躺在原地。
人稱護國神山的台積電（2330），截至2026年4月底，股東總人數已超過250萬人，換句話說，台灣有2000多萬人沒參與到台積電的成長，即便有參與到的人們，持有不足一張的「微型股東」占比也將近六成，有超過85％股權，集中在少數外資、法人、大股東手上。
打從工業革命開始，人類社會演化出新的階級意識，人們漸漸相信自己的價值來自於勞動，認為貧窮是因為懶惰、失敗是因為不努力，更持續加劇貧富差距、城鄉落差的擴大。快轉至今日，我們沒辦法樂觀期待，AI創造的富足會自然流向每個人，甚至當AI拿走人類的勞動價值，會有更多人連把時間、勞力，拿去換成錢的機會都沒了。
以史為鑑，財富的自然流向，以及勞動換取資源的分配機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就一直是失靈的。
馬斯克的UHI，有可能是答案嗎？
AI的發展需要算力、資料、模型、晶片、能源、雲端基礎建設與龐大資本。這些資源多半掌握在大型科技巨頭、資本家、與少數高資本密集產業如金融機構的手中。當 AI創造出新的財富，它們將變成企業利潤、股東報酬、資本利得與少數人的資產增值，多數人未必會因此過得更好。
這時候，社會將出現一種奇怪景象：「整體社會愈富，個人卻愈不安；AI科技愈強，人們生活愈焦慮；商品服務更多了，多數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卻更少了。」
當AI開始大量取代白領基層、藍領勞動工作，甚至成為人形機器人，進入工廠、物流、超商，傳統以工作換錢的機制將快速土崩瓦解，社會大眾會需要新的資源重分配制度。
這也是為什麼馬斯克的UHI，目前仍比較像一個未來願景，而不是可以直接立法執行的制度選項。在目前的公開資訊，他只明確說出兩點：一，由聯邦政府開支票發錢。二，AI 創造的商品服務，將遠超過貨幣供給增加，因此不會造成通膨。
至於誰可以領、發多少、多久發一次、財源從哪裡來、是否整併既有福利、是否排富、如何處理身分驗證與支付系統，目前仍然沒有著墨。然而，這正是現金移轉制度最困難的地方，不在理念，而在設計。
因此，與其說馬斯克的UHI是未來答案，不如他提出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如果AI承諾的，是一個富足的未來，那麼，國家、社會應該用什麼制度，把這份富足轉化成一般人的生活自由和幸福感？」
UBI核心精神：分享社會共同創造的富足
UBI容易被誤解在鼓勵不勞而獲，簡化成不負責任的大撒幣政策，但提出了更深層的叩問：人民的基本生活安全，是否應該依附於他在勞動市場上的即時價值？AI讓這個問題又變得更急迫。
如今，社會的總體生產力，沒有任何單一企業家、工程師，或是投資人能一手創造。它建立在長期公共教育、科學研究、基礎建設、法律制度、社會信任，以及最重要的，無數消費者和使用者的參與和資料貢獻之上。AI模型的飛躍式演進更是如此，它建基於人類社會長期累積的語言、圖像、程式與生活經驗。
如果時代紅利有如此深厚的社會基礎，讓每個人分享一部分成果，就不只是福利政策，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分紅制度：「假設公司賺錢分紅給股東是天經地義，那麼國家賺錢，分紅給人民又有何不可？」
UBI正是提供一種制度想像：當社會愈來愈有能力生產，我們不必只透過「有沒有被雇用」，來決定一個人能不能有基本生活保障。更務實的說法是，每位公民作為社會一員，分享共同累積的科技紅利和經濟果實。
UBI能讓年輕人面對技術轉型時，有更多緩衝，讓照顧者、創作者、非典工作者、暫時離開勞動市場的人們，不至於立刻失去生活底線。在AI劇烈改變勞動市場的未來社會，這樣的底線將變得更加重要。
拉回馬斯克的UHI，看似瘋狂但長期並非毫無道理，甚至完全有脈絡可循。至少，它把一個值得追問的命題拋給人們：「當機器愈來愈能生產，人類能不能也更自由地生活？」
雖然答案還看不太清，但也不能被看輕，它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繼續觀察、繼續思考。
（作者為UBI Taiwan 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理事李品逸、吳至威、莊杰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