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有下面幾個趨勢，有的對我們有利、有的不利。
第一個趨勢是和平之風吹起了。
東、西方在最近幾年建立起一個共識：大家要追求整個世界的和平。在這個觀念下，雖然現在東、西對峙還存在，但對峙取代了對抗，衝突慢慢不那樣激烈。
第二個趨勢是務實主義抬頭。全世界的政治意識走低，也就是所謂意識型態走低，現在每個國家都認為發展經濟利益是很重要的方向。
第三個趨勢是貧富之間差距越來越大。一九五０年時，開發國家和未開發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是十比一，到一九六０年時變成十五比一，預測到一九九０年時，這個比例會大到五十六比一。
在這樣的環境裡要走出我們的路是不容易，可是仍有幾個有利的因素。
變．變．變
比如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我們GNP(國民生產毛額)的增加速度會越來越快；而第三世界、非洲國家等會越來越窮。換句話說，第三世界對我們的需要會越來越強，在關係運用上會越來越有利。
和平之風也有些對我們是不利的，例如報上看到印尼宣布要和大陸建交，都是受到這股和平之風的影響。當然，關於新加坡未來的發展，我們一定要特別留意。
在國際上有這麼多的變化，我們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外交部是不是一成不變？
事實上外交部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開始，很多做法都在改變，彈性外交方面，最近已有成績表現。
左手、右手輪番上陣
如果說我們這方面沒有績效的話，中共也不需要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聲明，批評我們的彈性外交是「在國際上面，製造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到二十三日，它變本加厲地要求把這個文件提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周知所有國家：「我們反對發展彈性外交。」
在變局裡，外交的做法有時候很困難，應當要有改變，講求彈性。但目前外交部有三點基本原則沒有辦法改變：第一、反共的國策沒辦法改變；第二、統一全中國的總目標沒有辦法改變；第三、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至上的堅定立場沒有辦法改變。
剛提到中共在國際舞台對我們做的小動作、壓迫，譬如中共從一九七九年跟美國建交以後對我們的態度和緩很多，「九點和平建議」出來了，也建議和我們談判了；然而武力威脅並沒有減少。
我們部裡統計，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到去年年底，他們官方文件提到不放棄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一共有八十七次之多。在某個層面來看，他現在是兩個拳擊套，左手一個，右手一個，輪著來，一個講和平，一個用威脅。
去年國內的所作所為贏得美國正面的讚許，是幾十年所沒有的。以前在國際宣傳方面，要費很多力氣來解釋我們的戒嚴法，為什麼人權有時候受限制；可是現在沒有人再批評這方面。
尤其去年我在美國的時候，李奇議員第一句話就跟我講：「約翰，我告訴你，你們認為我支持台獨，我沒有支持台獨，我是希望你們的民主制度能有進一步發展。」索拉茲也不再批評我們的人權問題，只提到更進一步民主的問題。
對外關係達到頂點
有人說現在外交處境很困難，所以有萎縮現象。但檢討起來，從民國三十八年到現在，如果不單以傳統性的外交觀念來講，現在對外關係上可以說是多年來的頂點。我們有二十二個大使館，在全球有二十八個正式的外交機構，在四十一個無邦交國家裡有六十二個辦事處。政府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工作據點，中共要孤立我們，把我們壓扁，它孤立得了嗎？
另外，無邦交國家在我們這邊設的機構也是史無前例。歐洲、亞洲、美洲、非洲、中南美洲一共三十個國家在台北有三十五個辦事處。
國旗改梅花，行不行？
我跟加拿大接觸，談到雙方面要設立機構、飛機通航。關於飛機的問題非常具體。本來說加拿大的飛機要飛過來，華航要飛過去。可是他說：「希望華航的名字能換一換，不要叫China Airlines。」我說：「這沒有辦法。名稱已經登記了。」他說：「你們飛機的標誌能不能換一換？」我說：「我們沒有什麼標誌，國旗是飛機的一部分。」他說：「你們能不能改一改？」我說：「這沒有辦法改。」因為他們對這個航線需求性很強，談得差不多了。
但在我回來以前，這邊報紙就把它登出來了，這報上一登，中共馬上就跟加拿大反應。回來以後加拿大方面的先生跟我接觸，他說：「談得不錯，但中共對你這次提出最嚴重的抗議，所以一些事情，我們可能要稍微慢一點。」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國際組織的問題。當然，現在我們的官方國際組織只有十個，真正有用的只有五個。 提到國際組織就使我們聯想名稱問題。
外交部也做了 個基本認定，對於名稱，並不是非用ROC不可。只要這個名稱能符合國家利益；這個名稱不會顯示或誤導我們是中共的一部分，我們就可以用。
譬如，像ADB（亞洲開發銀行）把我們名稱改成Taipei China，我們沒有接受，因為基本上這個名稱不符合第二個原則。在ADB裡面，中共是China，我們是Taipei China。這會誤導為我們是中共的一部分。
積極的角色
和美國的關係，從斷交到現在，十年來在關係變得更強。強在那裡？我舉幾個簡單數字，比方斷交前的貿易額是九０億美元，去年有三六０億美元，整整增加了三倍。
另外，我們到美國的觀光人數在斷交那年只有六萬人，到去年也變成一倍，有十八萬兩千多人；而美國到這邊的觀光人數也增加了一倍。斷交那年我們到美國投資的金額，總共才六十二萬美元，去年有一億兩千三百萬美元。
在目前的環境下，外交部有一個目標，我們不容許外交關係的中斷阻止我們跟這個國家的交往，這是我們推展關係的準則。另外我要再重複自己深信的一件事情－－外交不能單靠外交部，外交是整體的。
討論內容摘要
問：大家都把李總統訪新加坡視作外交出擊，將來新加坡若與中共建交，我們是否能在新加坡設立類似辦事處的半官方機構，在外交上樹立「新加坡模式」？
答：我不認為我們在新加坡維持「辦事處」會有太大的困難。至於所謂「新加坡模式」之建立，現在言之略早。
很多外交上的作為，只能夠付諸於行動，而不宜先做大張旗鼓的討論。所謂的「彈性外交」，我認為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手第一，嘴第二」。
問：第一、面對中共強大壓力，外交部應採取怎樣的順變措施？二、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將逐步減少，十年、二十年後，台海軍力是否會形成懸殊差距？三、過去二十年對新加坡的實質外交出擊如何？如果效果不彰，外交部檢討出原因沒有？
答：不論我們是彈性或實質外交，都沒有講到兩個中國；中共若施壓力，對雙方都不利。我們也希望中國統一，但是必須統一在自由、民主、法治之下。我們要打出自己的一條路，所以採彈性外交；這些我們不能直接和中共談，得採迂迴的方式，比如透過學術界、第二國等。
至於軍售，十年內仍不會有問題，每年減少二千萬，也不過二億；再加上美國對我們還有商售，東西照樣可以過來。
(余文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