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南方時光》是曹仕翰編劇、執導的作品，主演包含陳玄力、吳慷仁、孫淑媚、鄭有傑、黃迪揚、鄭志偉，故事帶著觀眾回到1996年，那個不安的時代。
1996年，對台灣而言是一個充滿歷史重量的年份。那一年，台灣舉行了史上首次的總統直選，象徵著民主進程邁入新的里程碑。然而，就在這場全民參與的盛事背後，整個社會卻籠罩著一層不安的陰影。
當年，中國對台灣實施飛彈試射與軍演，台灣海峽局勢十分緊張，新聞畫面上不斷閃過戰機與軍艦的影像，「戰爭是否即將爆發？」成了街頭巷尾的共同焦慮，許多富有人家開始辦理移民手續，將資產與家人送往美國或加拿大，彷彿那是唯一能確保未來的避風港。
而在這樣的氛圍下，留下的人們則在動盪的現實裡掙扎——年輕世代對未來既茫然又迷惘，政治與社會的恐懼，交錯成一種矛盾的時代情緒。而電影《南方時光》正是從這樣的1996年出發，回望那個每個人都在尋找方向的年代。
《南方時光》由曹仕翰執導、編劇，易智言監製，陳玄力、吳慷仁、孫淑媚、鄭有傑、黃迪揚、鄭志偉等人主演，以細膩動人的敘事，聚焦於90年代台灣社會動盪下，一群少年在家庭、校園、社會與自我認同間徘徊掙扎的成長故事。
回到最熟悉的地方拍，《南方時光》是曹仕翰迷惘的青春歲月
這是曹仕翰首度執導的劇情長片，他便入圍第62屆金馬獎最佳導演，電影其它入圍項目還包含最佳美術設計與最佳造型設計，完美的時代還原，勾勒出許多大時代下的縮影與想像。
曹仕翰過往多擔任編劇與短片電影導演，這次首次拍攝電影長片，他說，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一開始就決定要拍一個與高雄有關的故事，除了因為他在高雄出生、對這座城市有深厚的情感之外，當年在金馬電影學院時，侯孝賢導演的一句建議：「回到你有感情的地方去拍」，更讓他下定決心，把鏡頭指向那片熟悉的南方土地。
而拍攝高雄，且選擇了1996年，原因是那一年是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飛彈危機籠罩海峽，整個社會正經歷劇烈的轉變。那個時代不僅政治上動盪，對曹仕翰而言，也是生命中充滿矛盾的一段時光。
那年他15歲，正準備高中聯考，成績卻一路下滑，與父親的關係也日益緊繃。父親是成績優異、一次就考上建築師執照的人，對於他這個在學業上表現不如預期的兒子，難免失望，那個年代，人被成績定義，念什麼學校、考什麼名次，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價值。
曹仕翰坦言，當時的自己在學校幾乎沒有快樂可言，日子在翹課、打架、打撞球中度過，渾渾噩噩，不知方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我覺得一切都很虛無，沒有什麼重要或不重要的。」而《南方時光》正是從這樣的個人記憶與時代背景出發，試圖捕捉那個青春與社會都在動盪邊緣的1996年。
開拍前因疫情被撤資，曾經一度想放棄
曹仕翰說，1996年那段時間，父親的事業受到影響，甚至一度對他說，若戰爭爆發，可能會被召回軍隊，要他好好照顧母親與弟弟。那份不安與責任的感覺，深深烙印在他心裡。他意識到，那個年代的故事，鮮少有人從青少年的角度去描繪，因此決定以當時的少年視角，重現那個充滿不安的時刻。
原本，《南方時光》的劇本還帶有一些商業元素，包括跆拳道的題材，因為那時候為了取得資金與輔導金，需要迎合市場與製作條件，就在一切看似即將啟動時，疫情突然爆發，整個拍攝計畫被迫中斷，投資也接連撤資。那段停滯的時間，讓他重新反思創作的初衷、回到最初想拍電影的理由。
於是，他拋開商業考量，決定讓劇本回歸真誠，以最貼近自己記憶與信念的方式書寫，「那時候我是抱著這可能是我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電影的心情在做的。」他說。疫情期間，他幾乎關在家裡沒事可做，反而因此靜下心，一字一句地重寫劇本，找回了自己創作的信念。
他坦言，當初面臨撤資時，確實一度動過放棄的念頭，那段時間他感到極度迷惘，不知道該怎麼繼續下去，也因為挫折而變得胡思亂想。就在情緒最低潮的時候，他向監製易智言導演吐露心聲，說自己可能不想拍了。
易智言說，「那你不拍電影要做什麼？」他半開玩笑地回答，「可能去賣水餃吧。」易智言笑說，「你包的餃子會有你的劇本好嗎？」
曹仕翰沉澱過後，明白自己最拿手的，仍是寫故事、拍電影，那才是他表達內在情感與理解世界的方式，其實內心深處始終沒有放下這部片。
《南方時光》獨特4：3畫面比例，故事也在記憶與編劇間拉扯
《南方時光》的劇本歷經多次修改，曹仕翰形容那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創作歷程。他坦言，最大的挑戰在於放下過去在學校學到的編劇技巧，也放下多年在業界累積的思維。
過去他為許多作品撰寫劇本，早已習慣用戲劇性的衝突去推動情節，但開始創作自己的電影時，才發現那樣的節奏，與他真正想追求的氛圍並不相同。
他也更關注與自己的對話與拉扯，試圖思考該揭露自己到什麼程度、如何在真實記憶與劇情之間找到平衡。曹仕翰說這段創作過程，就像一種靜坐，既要靠近內心，又要保持距離，不斷地在坦承與細節之間掙扎與雕琢。
在影像風格上，他選擇使用近似正方形的4:3畫面比例，而非傳統的16:9，這個選擇不只是形式美學，而是回到90年代記憶的一種方式，而那個畫框，就像當年家裡的老電視。
「要重返1996，我就想，應該連畫面比例都要回到那個時代看電視的感覺。」
對一部中低成本電影而言，這樣的比例也能讓畫面資源更集中，美術與服裝設計更聚焦，壓縮後的畫面不僅帶來懷舊感，也讓觀眾更專注於人物與情感的距離，進一步烘托出少年時期那份侷促與壓迫的氛圍。
從放牛班學生到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曹仕翰從茫然中找到方向
他回憶，國中開始走偏後，人生似乎一路往下滑，高中聯考成績慘不忍睹，成了老師眼中「被放棄的學生」。高中三年，他天天抽菸、打混，對未來沒有任何規劃或憧憬，畢業後，他沒有想過要念大學，只是在撞球館打工、渾渾噩噩地過了兩年，直到入伍。
命運的轉折，出現在當兵那段日子，當時部隊規定要寫週記，他隨意寫下內心的一些想法，卻意外被隊上的長官注意、把他叫去輔導室，對他說，「我看你的文字，覺得你其實有繼續念書的潛力。」
那位長官還拿了一本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給他看。那是他第一次被人以文字理解、被真正「看見」的感覺，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那本書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也開啟了對文學的興趣。從那以後，他開始想著退伍後要念書、要學習。退伍後他順利考上大學，並在因緣際會下接觸電影，最後以碩士畢業北藝大學電影創作學系，他說，「電影和文學改變了我，可以說是拯救了我這個人。」
《南方時光》父子關係緊張，是他與父親間的真實記憶
在《南方時光》中，有許多關於父子之間張力與衝突的描寫，那些片段其實源自導演曹仕翰自身的經驗與反思。他坦言，青少年時期的不懂事與叛逆，使得父子關係陷入長期的緊繃與對立，那段時間，他與父親之間的衝突不僅是情緒性的爭吵，甚至出現過肢體推擠與羞辱性的言語，雙方都被那份無法理解對方的距離折磨著。
他回憶，國中最叛逆的時候，曾經整整三個月沒跟父親說過一句話。每天進門不發一語，氣氛冷得像結冰一樣。後來母親才告訴他，其實父親為這件事感到非常難過。這讓他開始思考，為什麼童年時那種親暱、崇拜的父子情，會在成長後變成對立與疏離？
「我從小很崇拜父親，他是我心中最優秀的榜樣。」他說。但當成績開始下滑，父親的期待與失望逐漸堆積，愛變成壓力，親近變成距離。
這段經驗也讓他深刻體悟到，父母對孩子總有理想化的想像，但人生不會照著藍圖前進，「我們必須學會放下期待，去全然地接受下一代的樣子。」他說。那不只是父母的課題，也是他在拍這部電影時，試圖面對與和解的人生功課。
《南方時光》蘊含許多他個人的情感記憶，同時也映照著對那個時代社會氛圍的觀察與體悟，「每個人看這部片，感受都會不一樣，不同世代也會注意到不同的細節。」
他希望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能回想起那個曾經茫然、徬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自己，那個即使在混亂中，仍努力尋找方向的模樣。「我希望大家能想起那段時光，並相信，無論當時多麼迷失，我們終究都能一步一步長大，找到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