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台灣有愈來愈多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有兩個面向。第一個是局部和具體的因素：北京的共產黨政府既然認為只有我才代表中國，那麼不認同共產黨的人就傾向於認為，我最好也不要認同中國，以免跟它混淆在一起。但從更長遠、廣泛的角度來看，這根本上涉及了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怎樣的共同體比較容易建立的問題。（本文節錄自《民族的發明》一書，作者：劉仲敬，一卷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直截了當說，小型共同體容易建立認同，而繼承了帝國規模的共同體，不容易建立認同。因為認同是需要經過一系列操作來強化的。
如果你我都是一個小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經常在同一個共同體內辦理共同事務，那麼我們之間的認同就容易鞏固。
尤其在這個小共同體建立了民主以後，我們更容易透過投票和民主參與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都對同一個共同體的事務施加影響，而這個共同體的好壞對我們的命運有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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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陳水扁當總統還是馬英九當總統，對台北人和台南人之間的未來有一定影響，但對福建人和遼寧大連人的影響基本上就沒有。
那麼你就可以想像，台北人和台南人在一次又一次投票選總統以後，就比較容易產生一種認識：我們台北人和台南人雖然有很多不同，但都是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而我們跟大連人、東京人、夏威夷人都不一樣，跟他們沒有共同命運。也就是說，認同可以透過命運方舟或共同體的方式加以強化。沒有這樣的關係，認同就不容易鞏固，就容易流於形式。
而帝國性的認同，像中國或鄂圖曼帝國那樣，繼承了帝國的規模以後，就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是規模、跨度太大。共同體愈大，集體行動的難度就愈高，成員之間就特別難感受到彼此有共同利益。這是所有大國都有的困境。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人和萊頓人之間，比較容易感覺到彼此的親緣關係，但莫斯科人和喀山人之間就不太容易感受到。
另一個問題則是，帝國的族群差異太大，而且政體多半不民主，依靠一個淩駕於各族群之上的政治精英集團來統治。因此，大多數帝國統治下的居民，感受不到政治參與跟他們的利益有什麼關係。而沒有政治參與，即使是紙上的認同，也容易流於虛化。
所以，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像鄂圖曼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和大德意志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不容易站得住腳，很容易潰敗，這些帝國最後也都解體了；而小規模的認同，像波蘭認同、希臘認同、愛沙尼亞認同這樣的小規模共同體認同，一旦建立起來就相當堅固，而衝突會讓認同更為堅固。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從1848年到現在，世界歷史基本上是大帝國傾向解體，而小的新興民族國家不斷產生，而東亞在這方面發展得最晚。
東歐幾個大帝國其實在1848年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已完全解體，把歐洲中部和東部變成一個小國林立的世界。鄂圖曼帝國滅亡以後，中東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其實呢，跟大清帝國壽命相同、同時存在的各大帝國，全都滅亡了，只有大清帝國目前還留著一個繼承國。現在的土耳其繼承鄂圖曼帝國的程度很低，現在的中歐各國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的程度也很低，但現在的中國繼承大清帝國的程度卻很高。
你也可以說，其實特殊的不是世界，而是東亞。東亞現在的格局，很像是近代化沒有完成、民族國家建構又沒有走完的一個中間狀態。
世上大多數的地方歷經長期的痛苦和血腥，已經走完了這條路，大體上進入了民族國家的世界；而東亞呢，在大清解體以後，重建國民共同體的工作至今還沒走完，前途未定。
「我是哪一個共同體成員，我應該建立怎樣的共同體」，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不比梁啟超那個時代容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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