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七年的台灣，波雲詭譎，變化多端。
政治上，權力的轉移曾經勾起大家的殷切期望，但繼之而起的鬥爭與衝突，以及政策的搖擺不定，讓許多人體會到：「政治就是政治，誰來玩都不免一身污泥。」
鬧「家務糾紛」的一年
國民黨、民進黨、工黨，甚至青年黨，都在這一年大鬧家務糾紛。而國民黨因其執政地位，家醜尤其令人矚目。「黨代表同志」們為爭中央委員席次，使出的種種拉票手法，讓冷眼旁觀的眾多黨員與非黨員只有搖頭嘆息的份兒。民進黨諸公爭奪主席高位而幾乎干戈相向的場面，也著實令人難忘。相形之下，青年黨和工黨的分裂，就顯得不夠緊張刺激了。
經濟上，發展與環境孰重的爭執繼續沒有結果，新台幣進一步升值。股市狂飆，從年初的兩千三百點衝到九月二十四日的將近八千八百點。財政部長郭婉容下令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激起軒然大波，郭部長被迫讓步。
社會上，民眾賭六合彩之風日盛，基層工作者失去工作意願。房價與股價飆漲的結果，產生了一批新貧與一批新富，中產階級的力量正在削弱，不平與不滿之氣正在累積。翻案風盛行，但傳播媒體趨向於把事件兩極化、簡單化，似乎昔日的罪犯一經平反，便成了永世的英雄。
在這一片混沌之中，誰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誰能振聾發蹟、喚醒全民？誰能高瞻遠矚，引領這驚濤駭浪中的迷航小舟？
欠缺遠見的時代
一九八八年「遠見人物」成了一個問號。讀者、意見領袖們大都表示為難：「想破了頭也想不出來。」有的推薦已經作古的人，有的勉強推薦今人，卻連自己也覺得不理想。
這是一個欠缺遠見的時代。然而何以致此？立法委員趙少康認為，其實政務官中不乏優秀人才，只是在現行制度下，不容易看出他們有沒有遠見。 「我們的官場文化講究的是「為政不在多言」，忌諱招搖，所以政務官都不願意多說。」趙少康看出，若有人姿態稍高，便會遭到其他閣員的杯葛，閣揆也不滿意，嫌他愛出風頭。
「我們的政策根本就不鼓勵講真話的人出來。」他感慨：「淨用些吹牛拍馬的人，有風骨的官員愈來愈少。」
口袋裡裝兩種意見
政務官沒有風骨，是許多人都看到的。曾經擔任文化局長的新聞學者王洪鈞描述：「不少官員口袋裡裝兩種意見，一種贊成、一種反對。先揣摩上級意思，再決定拿那一種出來。」他強調這不是笑話，而是事實。
司法院長林洋港也看出，社會上的現實功利主義太濃厚，因此士大夫風骨不存。再者，公務員的風氣是長官養成的，在上者要能守正不阿，在下者才能成為中流砥柱。
王洪鈞認為，所謂遠見，必然是相當與眾不同的。換言之，要有獨排眾議的勇氣。而在現今政治、社會狀況下，人人搶搭勝利者的花車，聰明的人都不肯提與他人不同的意見。「知識分子到了這個地步，那裡還有遠見？只有近利而已。」
畫家林惺嶽更嚴厲指責許多知識分子「墮落到可恥的地步」。傳統上知識分子便是要依賴當權者為生的，他們又虛榮得可怕，「與當朝權貴平起平坐，便以為自己成了國之大師，有一言定邦的滿足感。」為了維持這樣的地位，逆耳的忠言自不便說了。或許正因此，這個時代也看不到思想界的導師。
林惺嶽強烈抨擊當政者不肯面對事實，「把國家的遠景建築在令人困惑的迷霧和空中樓閣之上」。經濟學者侯家駒則認為台灣當前的情況類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世界局勢，在急速變化中一片混亂，未來的情勢已經難以預測。
連賭場都不如
很多事情，不是沒有人看出來，而是因為有忌諱，大家不願意講。「遠見放在肚子裡那能算遠見？」侯家駒認為不但要能說出來，而且要努力去推動，發生影響力才算。
林惺嶽慨嘆這種人在這個社會是稀有動物，命運也非常悲慘。他舉出思想界的殷海光和政治界的葉公超為例：「他們的下場如何呢？」
在不能容忍抑臨污之士的情況下，強人一走，政治上便出現黨同伐異、自亂陣腳的現象。
有人把今天的台灣比喻為一個大賭場，上上下下都在賭。趙少康卻說：「其實我們連一個大賭場都不如。」一個賭場也需要有完善的管理、公平的遊戲規則和有信用的莊家，「這些，我們的政府都做不到。」
政府的效能和效率急劇衰退，民間遠遠超前。政務官不少人出身世家，與一般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總是弄不懂為什麼人民老是「要造反」，而且「事先毫無朕兆」？
一位民意代表苦笑：「沒什麼事是事先毫無朕兆的。」這位相當瞭解中央決策過程的人士很含蓄地形容：「主政者不是不想看遠，可惜他是近視眼，想看也看不到。」
遠見人物，其那麼難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