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許多導演不同的是，侯孝賢導演感興趣的不是事件，而是「人」。侯導對於人的喜愛，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的事實，甚至能為人量身定做一部電影。熱衷於觀察細節的他，總是能從日常龐雜的資訊中，分辨出人的特質與風韻，並且深深為此著迷。人性，是侯孝賢電影裡不變的重點，無論拍攝的年代是古代、前現代或是現代。對人性的捕捉和對人的高度興趣，成為侯孝賢電影恆久的基調。（本文節錄自《侯孝賢談侯孝賢》一書，作者：侯孝賢，卓伯棠，雙囍出版，以下為摘文。）
《南國再見，南國》——回到現代
再往後一個階段，拍完《好男好女》以後，發生一個狀況，就是有一個現代的部分，我想回到現代。因為我拍了太多的過去，自己的記憶或者歷史，過去有一個狀態，人的情感方式跟現代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們看老照片一樣，看久了它有一種情調，有一種浪漫，一種懷舊的情調。我感覺拍過去拍得累死了，拍現代應該很快。所以我就拍了《南國再見，南國》。
那時候高捷、伊能靜還有林強三個人，因為《好男好女》去坎城，三個人租一個apartment，有三間房那種。
高捷每天管他們兩個，因為高捷是有點年紀，很傳統，一天到晚管他們，他都是直接的方式，一點都不客氣，但他們三個又死要好。
高捷在台灣算命，缺木，算命師跟他說，你要穿綠衣服，他連綠眼鏡都買，整個都是綠的。林強那時候跟他非常要好，就買紅的。
我看他們三個人那種關係，很特別，我就利用這三個人的關係，回去拍《南國再見，南國》。
《南國再見，南國》，我以為會像拍《風櫃來的人》那樣，21天就拍掉了，但沒有，前後拍了9個月。前面拍了兩個月，休息，再拍一個多月，再拍一個多月。
如此下去。因為那時候我老是感覺抓不到現代的節奏，但攝影機已經記錄了跟我在現場主觀認為的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拍完那部片，丟在那邊不理它。
那時候臺北藝術大學找我去客座，我就去了。教了兩個月書，但不行，還要交片，就回來，開始剪片。沒想到一個星期就剪完了。
在休息了兩個月之後，帶著另外一雙眼睛回頭來看的時候，發現其實是有另外一種東西的。我們就順著那個脈絡把它剪完了。
對我而言，那算是滿特別的電影，整個創作過程也非常特別。很多人喜歡這部片，尤其是電影圈的人。
法國電影圈也非常喜歡，有一位導演，他在戲院看了18次，也不知道為什麼。然後在韓國，連續一兩年選最好的外國電影，每次第一名都是《南國再見，南國》。
有趣的是我一個年輕的朋友，30幾歲，拍紀錄片的，政大的。他在戲院看完，說感覺就好像是10年後在拍現在。等於是我們現在拍10年前的題材，那個背景。
反正各種說法都有，它是一部電影圈會比較喜歡的片子。
導演的「觀察」和「選擇」
我用的方式其實就是我通常都不rehearsal（排練），沒有試戲，也沒有讓演員去體驗生活。我感覺我的能力是在觀察和選擇上面，我為什麼會選這個人？這個人沒演過，這都是我的一個累積，很難講明白。
因為我感覺每個人都不一樣，表演沒有什麼一貫的，哭一定要哭成那個樣子，講話生氣在早期的片子一定會「你！」這個樣子。但之所以這樣的原因，我並不太懂。可能有些人這樣，然後大家都在學。這是自私的。
我從開始拍電影時，就把這個規矩打破了，一直到現在，一開始當副導演的時候就已經不去理會這些東西了。所以，譬如我在拍日本演員那組——就是梁朝偉那一組——共5場戲，我從第一場開始拍，每天拍一場，固定的。
一般我在中午到現場，我拍電影一直有一個習慣，我會把現場擦得乾乾淨淨的，別人都知道，不會來幫忙。因為我是自己在那邊要沉浸下來，腦子會靈活。
然後每天從第一場開始拍，一天只拍一場戲，拍個五六條、七八條的樣子，一個鏡頭到底。
第一天拍完這一場，第二天再第二場、第三場，照次序下去。拍完再重新來一次，底片是這樣用的。梁朝偉他們那一組最少拍了三次，有的還拍到第四次。
當我拍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會發現那些演員已經有一種味道了。我並不是一場接一場一直拍下去，直到拍到滿意為止。不是，而是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完了之後再回頭重拍。
這樣做下來我發現他們已經有一種調子了，所謂生活的情調，青樓的氛圍漸漸出來了。
每個人都開始進入狀況，就會有一種密度，一種質感。
其實李嘉欣他們那段反而是拍得次數最少的。有次碰到劉嘉玲，她說：「聽說，你說我很懶。」其實她沒聽懂我的意思，並不是她懶，而是她太聰明，不去練習，因為她會講上海話、蘇州話，她幹嘛要練習呢。
還有一個，她太小看那個紙吹了。她是射手座，射手座反應很快，而且是火相星座，在現場拍戲她的反應是很快的，非常厲害的，她有這方面的自信和能力，所以她不會花那麼多的時間去練習，花時間練習對她來說是很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