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友人寄來的「遠見」雜誌八八年七月號的大陸專輯，讀後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個別報導有出入之外(例如說文革時各城鎮的電線桿和樹上到處吊著死屍等)，探訪的廣度和深度都堪稱接近國際水準。
在台灣和大陸這樣的新聞環境下出現這樣的專輯，在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這既反映了編輯們的專業程度，也反映了台海兩岸的開放程度。看來，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願意寫一點讀後餘思，為的是以文會友，向讀者討教。
出國多年，我最想瞭解中國的事情，又最不願意看中文的刊物。因為中國人喜歡黨同伐異，鏡頭老是聚焦在對手最難堪的地方，既醜化了別人，也貶低了自己。在讀者心中投下的只是迷惑而非啟示。
「遠見」大陸專輯的一個特色是先給予讀者廣闊的社會視野，再把鏡頭聚焦到大陸的精英人物，像方勵之、金觀濤、嚴家其等的採訪都讓我感到熟悉而親切。聶衛平的故事更使人感到一個奮起民族的心魂。勞思光指出大陸思想界停留在啟蒙運動的水準上，他認為「近代中國人實在是浪費了太多時間」。他的批評也令我們大陸留學生深思。
觀察巨人的局限
牛頓曾經說過：他之所以能看得遠些，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想近代中國人為何未能達到更高的水平，是因為中國思想家的才智雖高，勇氣可嘉，然而太困於中國的現實，對世界的認識起點太低 或是意氣用事，打倒巨人，再踏上一隻腳，至多也就只能站在巨人的肚子上；或是頂禮膜拜，跪在足下，縱有傳道之功，未及前人高度。再有的孤陋寡聞，目無前賢，重起爐灶，循環反覆，更多的青年是不知真人何處，或者求教無門。凡此種種，也許可作中國人「浪費時間」的注腳。
大陸人文和社會科學家要縮短與世界水平的差距，需要多些勞思光這樣的批評，以改進大陸學術的規範。大陸啟蒙家應該努力超越傳統，建立新的遊戲規則。例如議論要廣引文獻，引證不能只據一家之言。批評要言之有據，不問流派，要建設性地交鋒等等。後來者先要認真研究巨人們(這裡用的是複數！)各自成功的道理，不要抓住巨人手中的一隻筆就作為攻打對手的武器，再進而觀察巨人們的局限，方有站在巨人群體肩上的機會。
勞思光批評啟蒙運動家對世界的瞭解不多，而信心極強。這似乎是我們這代人的通病。大陸人最難克服的心理因素大致有二：一是急功近利，欲速而不達。二是懷疑一切，但不懷疑自己。我覺得這是毛澤東的失足之處。但想想自己亦未能擺脫他的局限之影響。
大陸台灣，如何比較？
李怡分析台灣人觀察大陸的心態亦饒有趣味。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則不僅產生悲天憫人的優越感，還會導致「影響大陸」的過高預期。以己之短，比人之長，則會產生回天無力的失落感；如不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也只好潔身自好，關門大吉。
李怡主張台灣、香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極有見地的。要是香港人在二十年前在享有自由時有點遠見，主動向英國人爭取參與政治的民主，今日制訂香港基本法會少一大難題。
香港人不居安思危，僅顧短期利益，實在錯過了歷史的機會。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何須比較」的說法。在越洋飛行衛星通訊的時代，美國人想回到孤立主義尚無可能，台灣、香港的商人能不關心周圍環境的變化來作投資的決策？台灣、香港的政治家能不預測國際的潮流而調整自己的對策？問題在於如何比較。
李怡認為香港大陸的根本差別在體制的不同，然而什麼是「體制」呢？比較經濟學區分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則台灣近於香港的模式，比較政治學區分民主政治與權威政治，則台灣更類似大陸。比較社會學或比較人類學，則會懷疑這種兩極化的分類方法本身。
即使就經濟機制和心理行為而言，江浙沿海地區農民的經濟行為也許可以用實證經濟學的「理性農民」模型來描述，雲貴山區農民則更近於人類經濟學的「生存經濟」或「道德經濟」說的解釋。
就以個人權利的觀念而言，香港雖接近個人主義。但與英美人的觀念尚有距離。台灣把安全放在比自由更重的地位，更接近大陸的倫理規範。多角度的比較不僅有益於瞭解現實的問題，而且有助於判斷未來的機會。
多角度的比較
我在大陸時，也曾困惑於「中西文化的比較」的問題，越比較越覺得中國的病多而無良藥。出國以後接觸到各國的人士，發現問題本身的提法或許不對。從比較歷史的演化觀察，「中西文化」的觀念是「中國中心」和「西歐中心」兩種狹隘觀念衝突的結果。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強弱消長都是各種力量互相衝突和演賽的結果。
以歷史上的希臘而論，以商業航海立國的城邦，不是羅馬兵團的對手，然而在文化上卻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影響到西歐，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觀察中國的歷史，經濟文化中心從黃河流域逐漸移向長江流域，近年開放之後更有南移的趨勢。如果大陸和香港、台灣之間的經濟聯繫加強，廣東、福建地區的經濟地位將上升，中國未來的統一想來難以出現國民黨元老主導大陸政治的局面。但是台灣、香港的企業家和行政人才有可能在經濟管理中扮演上海人在大陸經濟中類似的角色。 地區之間的競爭究竟是一場你輸我贏還是共同獲利的遊戲，取決於武裝戰爭還是和平競爭。競爭的場地視方法互異，遊戲的規則和格局也不同。
非理性中的合理性
要從英美人的經驗觀察中國的政治，幾乎無處不帶荒謬的色彩。比如明正言順的戰爭賠款該要不要，事後又抱怨該國資本家不講報答，只顧賺錢。
美蘇等國談判明碼實價地作交易，中國人的爭論卻像演京戲一樣，把利益扮作旗號，唱的和做的不是一碼子事。中國人以此為古國的文明自傲，西方的人類學家卻將中國社會的種種「忌諱」、「禁區」與非洲及美洲部落的原始文化相比。
讀來雖然不堪，逆言倒也有益。
魯迅和柏楊痛斥這種醜陋習俗為國民的劣根性，雖有驚世駭俗的功用，我倒更欣賞人類學家哈理斯(M. Harris)對伊斯蘭教禁食豬肉、印度教禁殺「神牛」等等「迷信」、「荒誕」現象的分析。
西方實證經濟學家認為印度大量存在的母牛是沒有商業價值的，英國人從提高效益考慮屠宰「神牛」，反引起當地人的暴動而作罷。原因是這些母牛是維持生存經濟的重要生態環節。
我看中國文化重視克己的人際關係和大一統的天下觀，也有重要的生態因素在起作用：即地少人多的人口壓力和游牧民族的軍事威脅。非理性的現象中實有合理性的機制可尋。
以目前頗為熱烈的主義之爭而論，「中西體用說」、「初級階段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等等，既非哲學或政治學的問題，也非立法可以操作的原則，外國觀察家每每覺得中國人的現代化宣傳像在繞彎子走路，在中國人的眼中卻以為這是前進的短程線。
從文化人類學的分析來看，台海兩岸變革者的用心和寫「周公改制考」的康有為同出一源。商業文化以標新取勝，陳貨也要穿上異服，農業文化以老為正宗，舊瓶裝新酒才准許開業。此議並非為「落後」開脫，探源的目的為了診病。
台灣經驗，互相切磋
于宗先、侯家駒、高希均三位教授創議「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其建設性與開發性都令我感動。其可行性與前瞻性亦令人敬佩。但從科學和文化的分析看，就嫌不足。文章開宗明義的指示：「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中，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為重要，也最達落實。」因而建議少談「主義」與「堅持」，多談「問題」與「經驗」。
有趣的是胡適早就建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結果自己也在主義之爭中不能自拔。科學上有一個常識：問題提得好，就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問題如果大而不當，或實踐上難解，如何能不導致含糊的「主義」？
就以「台灣經驗」而論，「遠見」編輯李慧菊女士訪問江蘇平原和四川山區，發現「兩個農村兩個世界」。我很想請教「台灣經驗」在邊遠山鄉如何運用？
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論，幾濟學家們皆人言言殊。田中角榮強調國際和平環境對日本的重要，高希均看重台灣經濟政策的適當，李怡堅持香港法治的長處，南韓經濟學家主張協調的產量政策，新加坡的領導歸因於精英組成的權威政府。美國對自己的評價更是一個時代一個潮流，幾派經濟學名家爭得不亦樂乎。台灣經驗可以研究參考，不知如何原本移植？
開放的活棋在台灣
以我大陸生活的見聞及近來與台灣學者的接觸，我感到自己不僅像勞思光所批評的不瞭解世界，而且對中國的認識也頗淺，願向海內外人士學習。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平等的接受「遠見」編者及讀者們的批評，我也不怕淺陋地說一點自己的直感。
我以為，中國的前途在大陸，大陸的希望在改革，改革的命運在開放，開放的活棋在台灣。瞭解台灣發展的正反經驗，除了台灣學者著書立論之外(似未見到幾本有國際水準的系統專著)，也可邀請大陸留學生和香港學者分別組團訪問台灣，然若三家聚會互相切磋，也許可以更上層樓。
如要進一步實踐檢驗台灣經驗，則最好的辦法是台灣的經濟高手和大陸的有識之士合作，開幾家公司、辦一所大學，或共治一地區作試驗，如有所成，再行推廣。自然此類實驗須由民間人士來做。我未見過幾家國管企業的效率能勝過民營的，別說黨營企業了，這在東西方都一樣，當然，這種實驗要官方機構予以合作，這即是改革而非革命的要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