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9點三刻鐘， 健治離開東京繁華區的快餐廳，先到附近的火車站打開投幣式寄物櫃拿出寄放的大背包，然後去隔壁大廈三樓的網咖。那裡晚上10點開始進入「過夜」時段，只要付1580日圓（約合台幣450元）就能待到第二天早晨8點鐘。
東京的網咖，越來越多是單間式的。以健治常來的這一家為例，總面積的八成被眾多的單間占領，其他兩成則是櫃台、飲料吧、洗手間等等的公共區。白天也有很多學生、上班族來休息或玩遊戲，可是晚上的客人更多了；一部分是出來喝酒跳舞以後，錯過了末班車的快樂份子，其他則是跟健治一樣，無家可歸的網咖難民。
一個月前，健治還住在東京郊區租賃的小公寓，雖然只是一間才十坪的小房子，但是具備廚房和洗澡間，住起來夠舒服；自從他大學畢業，已經在那兒住了整整十年，想到這一點，他稍微覺得目眩；轉眼之間，十年時光白白地過去了。
盼不到正職 打工度日
1996年出社會，在戰後的日本人而言，算是相當倒楣的。
8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裂以後進入的蕭條期，96、97年落到底；大銀行陸續倒閉的日子，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就業機會非常低，何況像健治那樣二流學校出來的，在他同學當中，占到正式職位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好在年輕力壯，健治跟多數朋友一樣，做各種各樣的臨時工作熬過來了。他當過便利店的售貨員，做過出租影碟店的服務員，站過漢堡包店的櫃台，也在連鎖快餐廳端過盤子。這實在是特別奇怪的年代，正式的職位難找的同時，到處都有臨時的工作。無論做甚麼，一小時的工錢大約900日圓（ 約合台幣270元），做了7個小時就有6300日圓，乘以一週五天則是31500日圓，月薪大約13萬（ 約合台幣4萬元），付了6萬5的房租以及水電煤氣費以後，剩下來的錢沒多少。這些年，他雖然沒挨過餓，但是從來沒去過旅行，更不用說交女朋友了。
電視新聞說， 進入21世紀以後，國家經濟終於復生，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有明顯的改善。怪不得，健治去打工的地方，比他年紀小的正式職員多起來了，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卻一點也沒改善。做了十多種的臨時工作，沒給他帶來任何專業技術，或者能在履歷表上炫耀的職業經歷，健治逐漸感到疲倦，真不願意再為一份臨時工作而參加面試，還要被比自己年輕的職員問道：「為甚麼一直沒有正式就業？」
租不起套房 夜棲網咖
於是，幾個月前，他到人才派遣公司掛個名字去了，這樣子，再也不用參加面試；公司猶如月下老人一般，幫他找合適的工作。每幾天，公司發來一條短信，註明工作內容、地點、時間和工錢，只要他發回同意信，等於訂了合同，第二天就直接到現場去做事，但工作內容都是極為單純的體力勞動，例如在火車站發傳單啦，在倉庫裡把罐頭飲料從大盒子改裝在小盒子啦，他要麼單獨行事，要麼和其他臨時工在一起，默默完成當天的任務後下班，工錢則於月底由人才派遣公司匯進銀行戶頭來。
這種打工形式， 日本媒體叫做「手機派遣」，用的是手機這樣的高科技通信手段，但是健治他們的勞動條件，其實跟過去的日工一樣惡劣而不穩定，人才公司在中間抽掉的代理費也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
兩個月以後， 健治得感冒發高燒，但是長期沒有交保險費的緣故，不敢去看醫生，只好吃買來的藥在家裡休息。結果，三個星期都沒能起床，收入來源斷絕，沒有儲蓄的他，馬上不能付房租了，只好搬出來，但是能到哪裡去？
那晚， 他帶著大背包第一次來網咖過夜。在小小的房間裡，除了電腦桌以外，還有躺椅，雖然不能完全躺下來，但是比在外頭過夜強多了。不久他發現，跟自己一樣的網咖難民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人每晚到同一家，也有人輪流去不同的店過夜，儘管如此，他們之間，從來沒有交談；大家都孤獨極了。
很多晚上，健治完全失眠，乃是對將來的不安所導致的。他真不知道該去哪裡找出路。最近，人才派遣公司發來的短信，是他唯一跟社會有聯繫的渠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