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戊戌變法一百周年。
晚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導的戊戌變法,開創中國知識分子介入國家政治發展的濫觴。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大力倡導民主與科學,更是啟動中國人個性解放、人道精神、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現代化引擎。
不論中外古今,知識分子對人類社會註定背負了責任,不只要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他們也必定要在大我與小我中,做無私的選擇。
愛因斯坦,這位一般人心目中的傑出科學家曾說:「『知識分子』這個名詞應有更廣的意義,也應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知識分子受過特殊的訓練,對輿論的形成能發揮特別大的影響力。」
胡適之在他的文存中記載,他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大學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政治課程與活動上。後來,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找到終身職志,從此不問政治,甚至在《新青年》上許下「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諾言。
然而促使他再次「發憤談政治」的,也正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他接下《每週評論》編務之後;做為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他更發表了當時著名的「多研究問題,少說些主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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