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戊戌變法一百周年。
晚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導的戊戌變法，開創中國知識分子介入國家政治發展的濫觴。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大力倡導民主與科學，更是啟動中國人個性解放、人道精神、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現代化引擎。
不論中外古今，知識分子對人類社會註定背負了責任，不只要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他們也必定要在大我與小我中，做無私的選擇。
愛因斯坦，這位一般人心目中的傑出科學家曾說：「『知識分子』這個名詞應有更廣的意義，也應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知識分子受過特殊的訓練，對輿論的形成能發揮特別大的影響力。」
胡適之在他的文存中記載，他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大學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政治課程與活動上。後來，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找到終身職志，從此不問政治，甚至在《新青年》上許下「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諾言。
然而促使他再次「發憤談政治」的，也正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他接下《每週評論》編務之後；做為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他更發表了當時著名的「多研究問題，少說些主義」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