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戊戌變法一百周年。
晚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導的戊戌變法，開創中國知識分子介入國家政治發展的濫觴。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大力倡導民主與科學，更是啟動中國人個性解放、人道精神、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現代化引擎。
不論中外古今，知識分子對人類社會註定背負了責任，不只要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他們也必定要在大我與小我中，做無私的選擇。
愛因斯坦，這位一般人心目中的傑出科學家曾說：「『知識分子』這個名詞應有更廣的意義，也應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知識分子受過特殊的訓練，對輿論的形成能發揮特別大的影響力。」
胡適之在他的文存中記載，他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大學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政治課程與活動上。後來，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找到終身職志，從此不問政治，甚至在《新青年》上許下「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諾言。
然而促使他再次「發憤談政治」的，也正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他接下《每週評論》編務之後；做為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他更發表了當時著名的「多研究問題，少說些主義」一文。
從《新青年》時期不談政治，到後來又辦了《努力週報》大談政治，還被當時的傅斯年譏諷激將：「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在中國偶像中備一席。」但這也反映出胡適有感於輿論對社會與國家發展有巨大的影響，以言論制衡威權是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任務。
關心人性，不被收編
出生於耶路撒冷、就讀於巴勒斯坦，後來進入美國名校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薩依德，不僅以知識分子身分評論寫作，更投身巴勒斯坦政治運動。
他在著作《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下了這樣的定義：「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呈現及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知識分子要把「人的本性」和「中立化」長存心頭。
他說，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信念與原則是：深信全人類都有從權勢或國家中得到自由與正義的正當權利。如果違背這個原則，知識分子必須勇敢地指正出來。
因此，波斯灣戰爭時，他為文提醒與指責美國在越戰與巴拿馬曾犯下的錯誤，呼籲重視戰爭傷及無辜。
壯志未酬
如果古來聖賢皆寂寞，知識分子的處境就更悲哀；因為他們已非一己，而是公共角色，經常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甚至常被流放。
薩依德說：「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與結盟之間。」正如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林毓生指出，自康梁以來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們追求理想，結果往往始料未及，都成了烈士。」
如果不成烈士，也必然壯志未酬。
壯志未酬，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自傳書名。他以一枝健筆、五年時間，寫下一個知識分子八十年歲月的辛酸與夢想。（見頁五○）
他說，做為一個知識分子，總該有個夢，「我從年輕到現在，天天都在想：假如中國有這樣的領導人就好了，假如政府能採取這樣、那樣的措施就好了。」他所謂的「就好了」，就是現代化了，富強了。
正如薩依德所指，知識分子要「對權勢說真話」。多年來，王作榮說真話的真性格，得罪了上至總統，下至長官，成為他空懷理想與知識，卻未能完全實現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