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有三十年了。有一天，我翻閱「現代物理學報」。那一期好像是專為歐本海默過生日，賀他六十整壽。賀詞是由四個人簽名。最後一名是楊振寧，而領銜的則是戴森(Freeman Dyson)。
那一年是一九六四年，距離李楊領獎的一九五七年雖已過了七年，但楊振寧的「楊－密耳定律」盛名，正如日中天；距離一九五六年雖也過了八年，戴森的大作「自旋波」仍是山鳴谷應的時候。我看了他們賀歐本海默的祝壽詞後，向一位朋友開玩笑說：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是按照姓氏的頭一個字母來排名。楊振寧的「Y」鐵定是排名最後一個了。好在是賀詞，名次前後無關宏旨；但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戴森這個名字。他之領銜，是因為姓氏的「D」呢？還是他發起的或他起草的？
舊友重逢
韶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轉眼間，歐本海默早就死了。去年楊振寧也七十歲了，台灣好多人為楊過生日。在新竹，當我讀了楊的「飯後自傳漫談」後，忽然想起他與戴森所寫的賀歐本海默的祝壽詞來。他與戴森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同事，算來有十幾年罷。在去新竹的路上，我還想問一問楊振寧對戴森的看法。
不巧得很，楊的小時朋友雕刻家熊秉明送給楊一幅壽聯，那十四個字寫得如古人的揮灑，元氣淋漓。詞更好，是陸放翁的兩句詩，念來動人心魄，過目後即不可能忘：
形骸已隨流年老，
詩句猶爭造化功。
於是話題轉到這位雕刻家的字，以及他為楊塑雕像，要雕進幾十年的友情，還有雕像為什麼比原來實在的人之尺寸要大很多才顯得生動等。話題岔出去了，就來不及問有關戴森這個人與有關戴森的事了。
我為什麼對戴森這麼有興趣呢？大概是十年前吧，讀過他的自傳，叫做「攪擾宇宙」－－「Disturbing the Universe」。
詩人艾略特的名句，自然難免誇大，用法也並不見得是斷章中所取之義。科學家戴森拿來做為自傳之書名，乍看時，令人不無驚疑，甚至有荒唐的感覺。
宇宙是否被戴森給攪亂了，姑置之不論；可是，他這本前半生的自傳，確實攪亂了我。那是一九八０年左右，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暑假到波士頓看閒書看到的，那個暑假中好多天，以及自茲以後的好多月、好多年，不時地想起戴森所引起的波瀾。
今天看到中文的譯本，居然把「Disturbing the Universe」譯成了「宇宙波瀾」，也倒是別具一格的譯法。在我翻閱這本中文譯本時，自然是似曾相識，都又像舊友重逢，為這本別開生面的自傳而手舞足蹈了一陣。當然在興奮過後，自然像淪入黑洞，逐漸的恐怖，頗有粉身碎骨無從自拔之感。
三部畫時代之作
我看過不少科學家所寫的自傳。回溯起來有三本自傳使我有類似的震撼。第一，是哈代的「一個數學家的辯白」；第二，是溫納的「我是一個數學家」；第三，就是戴森這本「宇宙波瀾」了。
也巧，這三本自傳，其實可以說代表了二十世紀前葉、中葉與末葉，都可以說是畫時代之作，凸顯出三個不同時代的精神。
哈代(G. H. Hardy)是為數學而數學，為藝術而藝術；為保持數學的純淨，是絕對地拒絕數學的應用的。原因是他認為，只有純淨的數學可以自由地發展；一旦受塵閒事投於滄海中的石子與石子落水後所實的牽扯，數學必然遭受磨損，甚至為之犧牲。他的名言是：幻想的世界遠比事實的世界美麗得多。
哈代是以幻想的花朵點綴人生的閒暇。這也就是二十世紀前葉在世人對科學艷羨的目光中，純淨的數學家對數學所作的驕傲自白。
溫納(N. Wiener)是二十世紀中葉的數學家。他以「我是一個數學家」作為自傳的書名，也許有的數學家不承認他罷。他坐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十號樓上，凝視著查理河的漣漪，忽發奇想：這查理河的水位究竟有多高呢？小波不停地起起伏伏啊！溫納的大貢獻就是由這麼一個極平常卻又很奇怪、在別人看來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而開始的。
我們知道今日太空射回來的照片清晰到令人不相信的程度，太空梭著陸的地方準確到令人驚歎的程度，多歸功於卡爾曼濾波，其實原創的思想來自溫納。你如果不能因為孟子的雄辯滔滔而言不及孔子；你就無法在提及卡爾曼濾波時，言不及溫納。
與眾人垂直的戴森
溫納的黃皮書是五０年代人人頭大，而又人人必讀的書。可是看溫納的自傳卻感覺輕鬆、愉快又樂觀。正如二十世紀中葉人士對科學普遍樂觀一樣，溫納的數學，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數學利用到如此規模，可以說歎為觀止了。
第三本代表二十世紀末葉的自傳，就是戴森的「宇宙波瀾」了。
紐澤西有一位大學教授寫了一本「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現在歸誰用？」(Who Got Einsein’s office?，中譯本名為「柏拉圖的天空」)，介紹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各式各樣的人物，甚至那些早已離開了普林斯頓，去了加州、伊州、麻州、紐約等的人，依然追蹤介紹。但這位作者不能不介紹仍在普林斯頓的戴森，卻又把戴森歸不了類。他既不是向東，也不是向西，又不是向南，也不是向北，而是向上方向。換句話說，與大家都垂直。
這位數理家的特色是什麼？就是科學要與價值掛鉤。他主要的見解是不論科學家願意或不願意，你都不能不顧到你所研究的東西所帶來對社會的衝擊與對人類所產生的後果。
戴森這種與多種主流成垂直方向的大展鴻圖，科學研究也不是一維的直線發展，也不只是二維的平面鋪開，成了多維的流形了。
他的自傳中，忽然憐憫歐本海默，忽而同情泰勒。這兩位，一個負責原子彈，一個負責氫彈，他們的政治哲學卻是方向相反。戴森不正是與他們二人同時垂直了嗎？
把科學與價值或倫理或人世一旦掛鉤，這個問題涉及的就太大了。科學家自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與看法，對任何事也有發言的責任與權利，可是他也與任何其他人一樣，只應有一票的權利，所占分量固不能少，但也不宜多罷？
這世界沒有旁觀者
我們合上這本戴森自傳書時，不能不替他擔心：範圍太大、雄心過高，自然不易成功。成不成功，固非戴森所計，而他這堆無從證明、也無法反證的意見，我們實在是無由確認，遑論信服。
同時，卻使我們忽然悟到：在人生的大戲中，所有的人不僅是觀眾，也均是演員。不只是「你拆爛污，就有人遭瘟；你放野火，就有人燒死」，而也是「他人拆爛污，你也會遭瘟；他人放野火，你也會燒死。」這個世界已沒有局外人，也沒有旁觀者了。
那麼，我們的一舉手按電鍵、一投足踏油門、一執筆演公式、一操刀作實驗……，都關係到這個世界－－包括自己的生與死，這個宇宙－－包括自己的存與亡。
這些領悟是看了戴森的書以及瞬時即過的陰影呢？還是永遠存在的烙印？我辨不太清，只是希望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