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在台北的演講，題為「美國大學和亞太：二十一世紀的伙伴」，請問你為什麼會選擇這一主題？你認為二者將會是怎麼樣的合作關係？
答：談到美國和亞太地區已存在的關係，主要是在學生的大量交流上。有很多亞太國家的學生到美國來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在研究所。而在亞太國家愈來愈繁榮的情，形下，留美學生學成回到原來國家的人數也在增加；拿南加大為例，我們約有七百名學生從台灣來。
主要的「出口工業」
對美國而言，高等教育幾乎已成為主要的「出口工業」，而學生數仍可能繼續增加，所以，美國的高等學府對亞太地區學生的需要愈來愈重視。
第二個重要的關係在於科技及研究的交流，我們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是受亞太國家，其中也包括台灣，的政府或企業委任做的。我想，未來這個趨勢將更大。
另外，亞太地區的經濟成就，或多或少和美國的高等教育有些關係。特別是過去這五十年，不少亞太學生在美國獲得經濟、工程的碩士或博士學位，當他們回到原來的國家，如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常在政壇成為領導菁英，對該國的社會產生不小的影響。
問：克拉克(Clark Kerr)博士在他所寫的「校長決定一切」一書中指出，大學校長背負有許多責任，包括應付董事會、處理校區、社區和社會等事務工作，南加大校長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如何設定優先次序？
答：大體來說，我同意「校長決定一切」的說法，但是我也要強調，好的大學絕對比好校長更重要。
在美國，大學是很特殊的機構，它比政府、國家或宗教組織都更持久。大學校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任期之中維持大學的發展和聲譽，讓社會大眾都看到大學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不過，要掌握大學長期發展的方向並不容易，大學校長較易專注在一些短期的問題上，而忽略長期發展，當然，如果他不能適時解決短期問題，也很可能造成整個學校發展的障礙。
我還認為大學校長應該注重長期問題，第一，他心中必須要有一幅學校未來發展的清晰遠景；第二，他要能掌握一些學校長程發展的原則和價值觀。二者是互動的，如果校長本身無法掌握大學作育英才的原則，那麼大學長遠的發展就令人憂心；如果大學校長能夠堅持這些價值觀，大學的長遠發展方向也就不致偏離太遠。
教育、研究、服務
問：你覺得大學應該在社區和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答：我認為大學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教育。不過它教育的對象很廣，有剛進入大學的學生，也有研究所的學生和作博士後研究的學者；另外還有一些現職的醫生、藥劑師和工程師回到大學來選修一些短期的課程。
大學的第二個責任則是研究。以南加大為例，教學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這在美國一些以研究著稱的大學中，也是很普遍的情形。
大學的第三個責任是公共服務。我認為如果社會上其他機構可以做得更好的公共服務工作，大學就不應該去做。它可以引導社會大眾參與服務，或是針對這些社會問題作研究分析。當然也有例外，例如我們的醫學院就為洛杉磯地區的窮人提供醫療服務，而且頗獲好評。
我們的商學院曾經幫助非洲裔、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美國公民創業。這項直接與民眾接觸的專案相當具有示範與教育的意義，它讓州政府和市政府體系的人瞭解，如何使輔導中小企業的工作更有效。
問：我知道你是「重建洛杉磯」董事會的成員之一，能不能跟我們談一談這方面的工作？
答：「重建洛杉磯」是在去年洛城暴動之後，由市長布萊德利(Tom Bradlley)和加州州長威爾森(Peter Willson)策畫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它的目的是集合社會各階層的領袖，共同解決一項問題：刺激洛杉磯的投資意願，創造就業機會。
這個組織包括各種族，大家不分男女、貧富、行業，為了整個地區福祉而團結。過去一年工作推展很順利，我們吸引了五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南加大在這個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很特別。根據統計，南加大目前是洛杉磯城內雇用員工人數最多的民營機構；和洛杉磯其他企業相比較，南加大也是規模最大的「出口商」 這是指南加大吸收了最多城外資金，成為洛杉磯，甚至南加州的經濟重心。
問：你認為大學是否負有社會改革的使命？
參與卻不發起
答：大學應該參與社會改革的工作，卻不必發起社會改革運動。
大學在社會改革方面可以做兩種工作：一是教學。讓學生接觸更廣闊的思考空間，讓他們從較封閉的環境中跳脫出來，開拓視野。
另外則是研究。有許多學者終其一生都在從事社會改革的研究工作，他們的研究內容可能是政治、社會、經濟或科技的革新。
對於民間或非營利機構，我們可以提供建議和支援，但是我認為大學並不適合主動走出校園，告訴社會人士該怎麼樣進行社會改革。
問：身為大學校長，你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答：我自己本身在大學時代主修的是工程，但是我認為在大學時代多接觸不同學科、拓展視野，是非常重要的。在我還沒來南加大任教之前，就一直推動大學的通才教育，而現在我仍然在南加大推動這個理念。我們大學部的學生非常優秀，他們都可能在末來追求更高的學位，因此大學培養他們知識的廣度也就格外重要。
舉個例子來說，我特別要求大學部的學生，不管他主修的是文、理、工程、醫學、數學或商學，都一定要選修外國語文。現今美國人學習外國語文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這實在很可悲。另外我也極力倡導主修自然科學的學生多選修文史方面的課程；同樣的，我也希望主修藝術或是文學、語文的學生能夠在大學階段多修一些數學和科學的課程。
問：在你的教育理念中，菁英分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還是普通的人就應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呢？
答：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我相信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但是目前美國大學都要求學生提出財力證明，使得很多學生因此無法擠進大學之門。我認為最好的學生不應該受到這種限制，他們應該進入哈佛、南加大、史丹佛、密西根、柏克萊和加州理工學院等美國一流學府就讀，即使他們家境清寒，也應該得到全額的補助。
擁有第二次就學機會
另外我要提出一個在美國教育界中的現象，那就是學生可以擁有第二次機會追求高等教育。美國有不少學生在高中時代的成績非常糟，甚至還到了被退學的地步，之後他們可能自願從軍，在軍中學會自我要求，也漸漸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他們可能會在軍中利用時間選修一些課程，完成高中學業；退伍之後，進入社區大學，而後又轉往大學研讀，在陸續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之後，留在大學裡擔任教授。這類案例在美國雖然比例並不高，但是我們卻常看到或聽到。我認為讓有心向學的人有機會追求更高的學位是十分重要的。
綜合來說，我認為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應該做到以下三點：第一，排除經濟的因素，讓一流的學生可以進人一流的學府就讀；第二，讓志不在求學的高中學生也能進入社區大學或專科學校就讀；第三，讓任何有心向學的人都有機會回到高等教育系統中繼續深造。
問：請你談一談美國與全球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趨勢？
學習年限變長
答：我想先提出一個有趣的統計數據，二十五年前，美國各大學的絕大多數大學部學生，年齡都在二十二歲以下，而今天，大多數大學生年紀都超過二十二歲。過去我們總認為大學生應該是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的年輕人，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人們學習的年限愈來愈長，可說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現在的年輕人傾向以分段的方式接受教育，有的人在專科畢業後先投入就業市場，幾年之後再回到大學裡完成大學課程；有些人則是在大學畢業後，先在社會中謀求工作經驗，再回到大學來修碩士學位；有些學校甚至要求他們的畢業生要有相當的工作經驗，再回來修碩士、博士。
在美國目前正在進行一種革命，那就是婦女回到大學就讀的風氣愈來愈盛。她們有的三十五歲、四十歲，甚至四十五歲；有的人重返大學完成她們的大學課程，有的則是回來修習碩士學位，之後又回到社會上擔任牙醫、會計、工程師或律師。
全球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有愈來愈多的趨勢，特別是在某些學科的碩士以上的課程中，女性學生占了絕大多數，例如會計、牙醫、藥劑學、獸醫等。
問：大學的課程要如何配合未來的需求呢？
答：我想首先要重視年紀較大的學生，因應他們的需求來設計課程，例如南加大有一種叫做IBER(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 Research)的國際商業課程，就是專為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國際人士所開設的。其中美國學生的上限是二五%，其他七五%的學生則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業界人士。
這些學生雖然都不年輕，但是大多數在企業體中有相當的資歷和地位，他們的主管和他們自己都認為，這項一年或兩年的碩士課程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牠們可以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經理人交換意見，並且研究新的經營理念。
我們也為有心重返校園的家庭主婦做了若干調整，不再要求她們做專職學生，她們可以兼職修課，完成大學學業。
「特洛伊家族」
問：所謂的「南加大精神」是什麼？南加大的優點和缺點又為何？
答：南加大共有十八個學院，其中電影電視學院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也是全球電影和電視業界人才培育的搖籃；音樂學院、癌症研究中心、語言學系和商學院都很傑出；商學院在亞太地區尤其著名。南加大的精神就是「特洛伊家族(Trojam family)特色」。我們自喻為特洛伊戰士。學生、老師和校友也都成了「特洛伊人」(Trojam)。這種強烈的家族觀念在美國各大學中是很少見的。
很多人對這種特殊的現象存疑，我個人在來到南加大任教前也不例外。但是後來我發現這種強烈的家族和相互支援的理念是很難得的倫理，也是我們致力要維護的一種態度。我也希望能號召各地校友，發揚光大這種家族觀念。
(吳傑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