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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年慶也是葬禮

任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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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孝琦

198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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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年慶也是葬禮
 

本文出自 1989 / 7月號雜誌 三軍戒備.檢閱海軍──首度深入軍事重地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全世界至少有六十個國家準備以學術座談會或其他儀式,來慶祝這件大事。 然而在法國,當前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法蘭克斯.福瑞特卻宣告:「不要裝腔作勢了!讓我們坦承,此刻,在我們眼中,革命兩百周年只是舊傳統的壽衣,而周年慶正是它的葬禮。」

他絕未言過其實。各種現象皆可為他的宣告佐證:法國小學生幾乎完全不知道大革命是怎麼回事,他們的父母對革命的意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重審路易十六」節目中,竟然要靠穿插色情節目來吸引觀眾收視;民意調查透露,絕大多數法國人認為法國社會並沒有平等、博愛精神,贊成恢復帝制的人高達一七%;新聞媒體對「一九九二」的關切遠高過對「一七八九」的興趣。

法國人過去可不是如此冷漠。他們對大革命的感情是愛憎分明,就像國旗上的藍、白、紅,鮮艷明確。

從一七八九年巴黎群眾代表組成的國民議會褫奪了法王路易十六的權力之後,十多年間,法國政體從帝王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一黨專政,最後又回到帝王專制;法國人嘗遍意識掛帥的獨裁、無政府的民主自由和軍事獨裁的滋味。

左、右壁壘分明

在這段漫長的混亂中,左、右派的意識分歧(在國民公會中,主張激進改造社會的極端分子坐在會堂左邊,主張漸進改革的溫和人士正好坐在右邊;從此激進分子就被稱為左派,溫和者就被稱為右派,)和隨之而來的彼此殘殺,給法國社會畫下了難以彌補的鴻溝。

長久以來,教會詛咒一切與革命有關的事物,學校老師卻頌揚自由主義、反教會思想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所有關於大革命的歷史論述不是偏左,就是偏右;關於大革命期間的血腥暴行究竟是歷史演進不可避免的悲劇,還是激進分子在權利慾驅使下的失控,法國人辯論了兩百年猶未定論。

但是福瑞特譴責偏頗的歷史教育迫使法國人從小就要決定立場--支持還是反對大革命?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在巴黎,一場賓主盡歡的宴會,一旦話題觸及政治,賓客間立即壁壘分明,甚至攘臂相向。

兩百年來,無論是左派或右派政府執政,都無法平心靜氣對待反對派,社會上也沒有中間的聲音,以致法國人民始終懷抱一種革命的浪漫熱情,隨時準備推翻現有政權,一舉改造社會。

如今總算時移勢轉。

社會學家亨利.曼德拉斯說:「舊社會被推翻後,十九世紀建立起來的新世界,在我們眼前逐漸瓦解。」教會早已自行萎縮,農民人數也大幅縮減,小資產階級與大企業家間的利益日趨一致,傳統的社會矛盾一一泯滅。

密特朗的口號

政治上的對立也已消逝如過眼雲煙。第五共和的四位總統--戴高樂、龐畢度、季斯卡、密特朗個個都是協調統一的高手。尤其是現任總統密特朗的口號--開放、文明--意指讓我們面對過去,重新檢討分裂的原因,並一一克服--更成為政客們的口頭禪。

首先需要檢討的,當然是歷史的定位。修正派歷史學家福瑞特說:「人民權利宣言不是大革命的全部,我們不應該隱藏它黑暗的一面。」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法國人終於承認,法國大革命不過是大環境中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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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政治領袖,無論是溫和的丹頓或極端激進的羅伯斯比,甚至後來的拿破崙所主張的政治、社會改革,早在亨利十五和路易十六時代即已嘗試過;革命派的思想也只是當時整個大西洋思潮的一部分而已;甚至大革命還延緩了法國工業革命的時機,使英國起而代之,稱霸十九世紀的歐洲。反思,使革命的道德光環減弱了些,英雄人物也平凡了些,革命的形象卻更接近真實了些。意見分歧造成的歷史傷口還在,痛楚卻減輕了。

使命感枯萎

歷史心結解開的同時,政治的糾葛也在紓解。今日即使是最忠貞的法國社會黨黨員,也開始放棄馬克思主義,接受妥協的社會民主;代表保守立場的戴高樂派,則向中間靠攏,開始重視社會平等問題。因此,無論左、右派,都不過像舊國旗上褪色的粉紅,變得現實而保守。密特朗總統因而成功地在一九八一、八六和八八年,三度結合左、右兩派,合組政府。

從樂觀的角度看,法國社會變得更成熟、穩重了,從悲觀的角度看則不然。法國人喪失了獨特性,也喪失了使命感。

過去法國人始終認為,大革命中揭櫫的精神--自由、平等、博愛、人民權利,和大革命後實驗的政治、社會體制,是他們的創見。他們有責任做其他國家的烽火台,監督其他國家實行同樣的制度。拿破崙就以此為理由征服全歐。

這種政治上的創造力和使命感,早已因長期缺乏偉大的思想家而枯萎。法國問題專家西奧朵.詹定認為這是法國教育界的責任。問題是,面對二二%不能讀寫的社會大眾,薪津微薄的教員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超收學生卻沒有足夠房舍設備的大學,顯然也不可能培養出具有真知卓見的政治領袖。

一九六0年代,戴高樂總統仍然告示人民,雖然法國已不再是一個大帝國,它在世界上仍然是莊嚴的強國。密特朗總統卻連這個使命都放棄了。法國知名作家皮爾,曼南批評密特朗領導下的法國:「找不到行動的新綱領,想不出一個值得三思、值得人民為之生、為之死的新觀念。」

因此,當傳出密特朗總統和前總理、現任巴黎市長的席拉克,利用慶祝活動彼此較勁的消息,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八七年,時任總理的席拉克,為了報復密特朗在前一年剋扣保守派占多數的國會預算,故意阻撓慶典預算;使得法國此次舉行一整年慶典的預算,僅與美國三年前慶祝紐約自由女神像的一天費用不相上下。

更有甚者,席拉克為了不讓密特朗過於風光,不惜一口否決了在巴黎舉行一九八九世界博覽會的計畫,也不同意在巴黎市中心舉行大型聲光音樂會;甚至在巴士底監獄遺址興建歌劇院的計畫也因此一波三折,將不可能在今年落成。而這一切明爭暗鬥與政治立場全然無關,只是政客之間的爭權奪利而已。

不具生命的慶典

因此,雖然慶祝活動已熱熱鬧鬧地展開--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落成、凱旋門重新裝修竣工、各城市都在舉辦展覽、有關大革命的書籍紛紛出籠、電視和電台頻頻播出戲劇性、知識性的節目、各種紀念品充斥市場;七月十四日,戰鬥機將飛越香榭里舍大道的上空,塞納河上空將施放據稱全世界最瑰麗的煙火;有識者卻深深歎息:大革命已死。

(取材自The Nee Republic, Newswee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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