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大學能否成為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政府智庫」？台大教授簡旭伸於專欄中指出，現行高等教育面臨「企業技轉」與「政府採購」兩種既有模式的局限：前者難套用於人文社科，後者則容易讓學術落入合約履約的甲乙方關係，壓縮長期試錯與政策共構的空間。簡旭伸主張建立兼顧公共問責、知識自主與長期合作的「第三種制度關係」，並建議大學培養「田野經理人」等公共知識中介機制與多元升等肯認。
大學要真正成為政府智庫，不能只靠技轉或政府採購，而是需建立兼顧公共問責、知識自主與長期合作的第三種制度，讓公共知識真正進入地方治理。
近年不少大學校長上任時，都會提出類似的願景：大學應該成為協助城市治理、地方發展與公共政策的「政府智庫」。這樣的主張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台灣的大學正面臨少子化、財務壓力與社會期待改變；另一方面，教育與科研政策也不斷要求學術研究必須「落地」，要能產生社會影響力。
然而，在我們急著談政府智庫之前，需要釐清不同知識領域究其實有著不同與校園外部世界關係。在台灣，至少有兩種具代表性的知識外部化路徑：第一種是與廠商合作產學技轉，第二種是由政府採購政策研發。前者是主要透過企業產學、技術移轉與智慧財產制度運作；後者則透過政府預算勞務採購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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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產學：大學需要廠商協助技術移轉
大學工程領域成果之一是技術突破與原型開發（prototype）。從 prototype 到真正商品，中間還需要工程校準、可靠度測試、製程優化、良率提升、供應鏈管理、成本控制、市場驗證與量產能力，而這些多半是企業更所擅長的事情。
因此，以技術商品化為目的所說的「廠商（firms）」，是擁有專業知識與實作能力的行動者。它可能比大學更了解市場與供應鏈，也更知道如何把一項技術轉變成真正可被生產與使用的產品。因此雙方之間形成的是一種知識互補關係。從這個意義來說，「大學需要廠商」。
另外，技術必須透過特定廠商投入資本、設備、人力與市場風險才能真正量產，因此獨家授權與專利保護自然成為重要制度。現行大學研發與產學制度的主要操作流程，是「幫助學者找到適合的企業，把技術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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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大學變成採購法中的乙方履約廠商
對於以公共議題、地方治理與社會實踐的知識而言，其使用與互動對象則往往是社區、NGO、公民團體，以及中央各部會與各級地方政府。其中，較具穩定資源與委託能力的往往仍是政府部門。這邊所說的「公共知識」，並非人文社科專屬，而是廣義那些需要與政府、社區與公民社會共同形成問題的知識工作。
實務上，政府與大學的合作進入採購制度時，知識關係容易被重新定義為甲乙方發包履約關係。政府是採購制度中的甲方，大學變成乙方廠商 （contractor）。政府提出需求、公告招標、設定工作項目、規定期程、要求成果並進行驗收，大學研究團隊則負責投標、履約、交件與核銷。
更甚者，囿於政府治理受到政治、預算、與績效考核等多重壓力，往往必須在有限時間內提出可以被看見的成果。在此之下，官員即使知道問題是結構性的，也可能只能將其轉譯為可執行的專案，例如辦幾場青年創業座談、觀光活動或地方創生論壇等，具有明確項目的標案。換言之，年度績效時程壓力下，回應所謂的民主問責與公共預算責任下，很有可能也無奈地，是把政府承辦者與大學團隊推向可以在期限內驗收量化的採購流程。
作者並非主張要降低政府採購的透明、問責與利益衝突規範；但強調當「公共問責」被完全等同於「契約履約」時，知識合作中最重要的問題重構、反證、試錯與長期學習空間便可能被壓縮。所以，在維持公共問責的同時，更需要摸索如何發展更適合知識共構、長期研究與政策試驗的政府智庫機制。
大學與社會知識互補
目前的採購履約邏輯，也經常將不同性質的知識工作被放進同一套採購與履約邏輯中處理。若工作內容與成果可以事先清楚界定，例如民意調查、GIS（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或活動執行，採購制度具有其合理性；但若屬於需要長期研究、持續試錯，甚至必須由政府、大學與地方共同界定問題的公共議題，就不適合完全以短期標案與成果驗收來規範。
當然，大學若要成為政府的長期知識伙伴，一定必須透過持續田野參與、制度理解與關係累積，證明自身並非另一種計畫結束即離場的短期承包者。政府掌握行政可行性、政策工具與實務知識時，大學在制度上原應具有較長研究時間，可進行跨案例比較與累積性知識生產，以及與政府互動對話後可整合提出替代政策選項。這樣的大學與政府共同生產知識的過程，相對是較難以目前採購合約為主的甲乙方模式來實現。
換言之，問題不在於「採購不好」，而是探索性、共構性的知識合作，理當不能再透過年度勞務採購方式進行。我們急需依據知識任務的性質，發展不同的大學與政府合作與問責機制。
目前技轉思維也不利大學成為政府智庫
回到大學，以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為主要機制，從專利申請、技術估價、授權談判、企業媒合到成立新創等這套模式，難以直接套用在以共享、關係與情境性知識為主的人文社科知識。
也因此，如果真的期待大學成為政府智庫，教育部與國科會需要率先從高教與科研制度倡議，並與工程會與各部會共同檢討知識型委託合作機制：既有政府招標與審計規定下的採購研究勞務標案條件是否合理？教授究竟應該只是短期承包者，還是能夠長期參與政策形成的知識夥伴？如何讓哪一個政府機關，可以在出資時，仍然尊重大學的獨立專業，以及共同生產循證治理政策對話的機制到底為何？
總之，以商品技術為原型建立的技轉制度，與以履約為原型建立的採購制度，都不足以完整容納深刻公共知識共構；台灣缺的其實是「第三種制度關係」——長期、對等、可問責，但又保留知識自主性的公共知識合作機制。針對重大議題，政府與大學的關係應該逐步適度從甲乙方轉向長期知識夥伴，政府需要謹慎行事定義研究問題的權力，大學也必須替自身的專業建立制度性的「議價」位置，讓人文社科學者真正能協助政策形成與問題辨識的政府智庫。
重視建立公共知識對外窗口
另外，教育部必須支持引領大學思考產學行政之轉型，與肯認實踐作為知識的學術典範。現在許多大學很樂意掌握某位教授有哪些專利可以技轉，卻未必知道哪些教師長期理解某個地方、熟悉政府與社區網絡，也不知道誰有能力把社會學、地理學、公共衛生、教育、公共行政，甚至包括都市規劃、建築、環境工程、農業生態等，不同知識重新組織起來。
真正的政府智庫不能只靠個別教授零散接案，而需要有人能長期理解發展議題、辨識校內專長、媒合跨域團隊，並把大學知識系統性地轉譯到發展與治理現場。這些人不只是計畫主持人，更是大學與地方之間的知識中介者、跨域整合者與田野經理人。
若既有制度已有技轉經理人協助技術媒合企業，大學也應建立相應的公共知識中介機制，協助知識與地方問題有效對接。因此，大學除了辨識並支持長期參與地方實踐的教師，也應投入專職或準專職人力，培養「跨領域知識整合者」與「田野經理人」。
田野經理人並非增加另一層行政人力，而是扮演大學與地方之間的知識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長期掌握地方議題、校內專長及政府與 NGO 網絡，協助辨識問題、組織跨域團隊並累積合作關係與制度經驗。其核心工作不是核銷與行政管理，而是讓分散於不同系所的大學知識得以被重新組織，持續回應政府治理需求，也避免知識實踐再次成為個別教授的額外責任。
更進一步，大學系院校教評會也需要肯認，深入在地互動之各種領域人文社科實踐專業，是一種高難度的知識工作：它要求研究者不只理解理論，還要能進入複雜場域、整合跨領域知識、建立社會信任，並把抽象概念轉譯成可以回應公共問題的行動。只有當大學開始承認這種能力同樣值得升等、賦予資源與學術聲望，人文社科的「知識落地」才可能真正形成，與技術產學合作同樣具有制度正當性的公共知識網路。
從「技術可以找到市場」到「大學與政府共同提案」
本文區分企業合作的技轉邏輯，以及政府採購的履約邏輯，並進一步提出需要一種介於兩者之外的「第三種制度關係」。這並不是主張所有人文社科研究都必須走向政策或社會實踐，而是指出，在知識影響力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大學在已建立相對成熟的制度來支持技術進入產業，卻仍缺乏同樣成熟的機制，支持公共知識長期進入政府、社區與公民社會。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讓不同知識擁有不同、但同樣受到制度承認與尊重的社會實踐途徑。
當然，政府與大學合作類型如何區分、哪些知識任務只適合採購、哪些需要更長期的共構機制，以及第三種制度關係的財務、治理、問責與成果認定方式，仍有待進一步具體化。
然而，當教育部與國科會都說要知識可以發揮影響力，以及許多大學宣稱要成為發展與治理的政府智庫時，真正的關鍵正在於：能否建立一套既不使大學淪為政府附庸、又不脫離公共問責，同時保留專業自主與長期參與空間的制度。唯有如此，大學才更有可能成為地方社會中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公共知識平台。
（專欄觀點不代表遠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