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的廚師學徒謝志宏才跟母親分享自己即將出師的喜悅，夢想著傳承家傳好手藝，2000年6月28日凌晨，他卻在家門口被一群警察攔截，確認身分後就將他推進警車帶走，只因幾天前他與僅有一面之緣的郭俊偉相約夜遊，意外捲進了一樁殘酷的命案。當時他天真地以為「交代清楚就能回家」，卻不知道自此他將陷入長達19年的司法噩夢。（本文節錄自《從未》一書，作者：蔡春美／商周出版，以下為摘文。）
禁見
若是小案子，基本上是先進新收房，再進一般房；像我這種重案犯，就會先去禁見房，一房通常關二至三人。禁見是看羈押庭決定要關多久，當年我禁見四個月，在裡面我還遇過一個人被禁見了一年半。
禁見期間不能寫信，不能會客，不能有任何通信聯絡，什麼都不行，只能接受律師會見（簡稱「律見」），可是律師只能就案件內容和我進行討論，不能委託他轉達任何心意給家人。我記得剛進禁見房時，天天用指甲在牆上刻畫記號，一筆一筆數著日子，那些日子其實蠻慘的。
剛進去看守所的時候，檢察官還會來關心，問我：「在監所裡面睡得好不好？」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是真的要關心我。
我要是跟他說睡得好，他就會說我冷血；要是說睡得不好，他就會說是因為良心不安，犯下這個事，所以睡不著。但他都不會想到，我是因為被冤枉才睡不著！
甚至有一次，檢察官還曾問我：「你睡覺有沒有被鬼壓床?!」
檢察官會透過很多靈異的事情，或是睡不安穩的事情，來加深判定我就是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無止盡等待
出禁見房後，進新收房，過兩週轉被告房，就是一般舍房，接下來看判的刑期做分發，到被告房後就是無止盡等待律見、開庭的日子。被判無期或死刑，就會到監獄或重刑舍房，最後2011 年我就搬到重刑舍房。
遇到這個事情，我當然會很生氣，也常常在問自己，為什麼是我遇到，而不是別人？最開始的時候，我被陷害、被誤解、被困在這裡，我應該有五年多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郭俊偉要害我？」
想到郭俊偉，用臺語講就是「幹！」，明明我一個好好的人生，一通電話，就把自己的人生變成這樣！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與家人共度的日子，失去了學廚藝的夢想。到最後，我甚至沒了「我」。
這個案子我沒有做。我不斷反問自己，從出生到20歲有做什麼壞事嗎？就我知道的、記憶的，我沒有去做過什麼壞事啊，那我為什麼會遇到這個事情？為什麼是我被冤？
常常想，天天問，為了這個問題把自己逼得很緊，曾經有一個禮拜都沒辦法排便、睡覺。想到一切的一切，真的是鑽牛角尖。最終，還是想了個空白。
有沒有想過放棄？當然有！從進去第一年到判決定讞，11年的時間，無數庭期，每一次出庭都被問：「你有沒有殺人？」每一次出庭都要對不同的人回答同一個問題，重複前一審說過的那些話，讓我覺得很無奈，但又沒辦法抵抗。
從一開始講這句話時感受到滿滿的氣憤、悲傷，到最後就像講自己的名字、生日一樣，沒有感覺。回答跟不回答，解釋跟不解釋，結果都一樣，幹嘛那麼費力氣？
那時候我也會想說不如就去做器官捐贈，是不是我活著打冤案訴訟，法官會覺得我只是為了生存，一旦我死了，訴訟就沒有「生」的考量，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得到平反？
就像江國慶的案子，我會想效法他，也許死後比較容易被平反。捐出器官讓另外一個人代替我活下去，既然我在這個世界沒辦法得到公正，也許在另一個世界會得到公義。
我已經走到不知道路在哪裡，這條路真的看不到盡頭。
2013 年，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接手後，有一次我跟執行長羅士翔講：「當這個案子真的遇到瓶頸的時候，可以放棄你就放棄，剩下的就你們去努力，然後我要先休息了。」
每一次出庭都要上戒具、除戒具、入舍房、再上戒具，每一次都要重述事件，再說那句：「我沒有殺人！」
說了千百遍，就是沒人要相信我，還會聽到一些法官、檢察官的奇怪猜測與論點，有時真讓我哭笑不得。加上律師費真的是很大的壓力，我要擔心家裡的經濟狀況，擔心家人為我受苦，也要擔心官司的狀況⋯⋯。
「我的心真的累了，倦了，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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