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93年，蘇起意外從學術界跨入政壇，接任陸委會第三副主委。在克服肝癌手術的挑戰後，他在台灣民主化蓬勃發展的90年代，開啟政治之路。儘管面臨復發風險，蘇起秉持著樂觀與家庭支持，接受陸委會的重責，成為台灣政治不可或缺的要角。（本文節錄自《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作者：蘇起，天下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肝癌手術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至今我仍覺得那是老天給我最好的禮物，在我「四十不惑」時就給我一個嚴厲的警告，要我必須更努力照顧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老天又讓我安全度過這一關，彷彿留下這條命還另有祂的安排。
的確，過了這一關，我內心更謙卑，更安然自在，更不在意世俗的評價。撿回一條命，每一天都是老天恩賜的，何必還患得患失、計較毀譽呢？
記得手術後的頭兩年，因為復發率極高，而腫瘤長得極快，每三個月就增生一倍，所以，醫生規定我必須每兩個月就回榮總報到，用超音波檢視肝癌有否復發。
第三年開始至第十年底，也就是我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服務的全部時間，兩個月複檢周期放寬成三個月。也就是說，每一季我都要乖乖躺在榮總床上聽取醫生的宣判。如果聽到「你復發了」四個字，我就會請辭回家。這七年的我，表面上身居廟堂，實際上每年要進醫院聽四次宣判。既然整個生命都繫在這麼短的保險絲上，凡事何必太計較？
人在江湖、心境超脫，擔任重責卻自認「核心圈的外人」
所以我雖人在江湖，但心境是超脫的。再加上我徹底戒了酒、戒了菸，又生性不喜應酬，所以除了必要聚會，一直迴避各式交際。由於酒精直接傷肝，所以幾十年來我嚴守酒戒，絕不鬆懈。即使李、連兩位長官向我敬酒，都被我婉拒，還好他們也不勉強。
我清楚記得唯一的例外是我任陸委會主委時，立法院長劉松藩的一次宴請。他當著其他二十位貴賓面前講了一串我的好話，然後一飲而盡，我毫無迴避餘地只得乾一大口。或因如此，我雖在政壇走了一小圈，11年餘歷經陸委會副主委、新聞局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副祕書長、陸委會主委、立法委員、國安會祕書長等七個職務，且三次接近當時的權力層峰（李登輝總統、連戰主席、馬英九總統），但始終覺得自己是他們核心圈的外人、一個有幸在舞台上看戲的戲迷。
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時代，看清高層政治
在李登輝時期，初嘗江湖風險。陳水扁時期，擔任三年不分區立委，親眼目睹立法院的黑暗與混亂。馬英九時期，更近身觀察到一些高層政治。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心中那把尺愈來愈清晰，對是非愈來愈重視，對人情看得愈來愈淡。碰到事，我較在乎的是它的長遠與廣泛影響，而不是它一時一地得到多少掌聲。對於人，我不特別重視彼此的利害關係，反而看重他（她）的所作所為是否值得尊敬。
有位知名大亨在我還任職時，常常刻意摟著我的肩膀講話，政黨輪替後一次酒會竟然從我面前走過也不打聲招呼。類此人情冷暖看多了，自然也看淡了。好些長輩曾善意提醒，在台灣這個人情重於是非的地方，我反其道而行恐怕會吃虧。可是隨著馬齒徒增，我這傾向好像愈來愈難改變，即使有此自覺以後亦復如此。
懷著既是局內又是圈外人的心情，我走完了李登輝總統的任期。其中最刻骨銘心的是擔任新聞局長及陸委會主委的那段時光。前面兩年半陸委會副主委任內，主管業務還是過去任教政大時熟悉的國際與兩岸事務，在與其他部會官員、立法委員、工商界及媒體的有限互動中，我意外看到許多表面正經八百的人實際卻心口不一。
很少人會像學術界那樣習慣於「說真話，完全的真話，只有真話」。甚至還碰過一些人，我白天看到媒體刊登他們的兩岸發言，晚上共餐時居然跟我咬耳朵，「報紙登的不必當真。那是故意講給大陸（或某方面）聽的。」還好其他涉及國內政治的重大事情，多虧黃昆輝、蕭萬長主委及高孔廉、葉金鳳兩位老鳥副主委幫忙擋著，所以我的副主委生涯倒也有風無雨。
《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作者：蘇起，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