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萬先生一到桃園中正機場，在台灣說的第一句話是一我最不怕的就是共產黨」，為什麼？
答：我這話是有所指的，為什麼？因為我到台灣、香港．覺得他們有點怕共產黨，我們雖然現在才剛起來，人數少、也沒有上千億的外匯存底，但比較起來，我們最不怕共產黨，這是和台灣、香港比較時最大的長處。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對共產黨最瞭解，共產黨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大家怕它。
第二是中國時報余範英女士講的：「你們當然不怕啦！無產階級赤手空拳嘛！這兒有股票，弄不好要跌的，這是具體問題，」後來我問她一個問題，「怕」管用嗎？如果「怕」能起作用，大家怕好了。
你越怕，它越欺負你。
問：蘇曉康他談到「六四」，說知識分子要負很大的責任，你對這件事看法怎麼樣？
答：這典型的反應了蘇先生還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總覺得一件事情要有人負責，知識分子對本身責任的勇於負責我非常欽佩，如果只是「清談誤國」倒簡單，實際問題要複雜的多。
站到第一線
八九民運現在並沒有結束，從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始，自坦克機槍鎮壓下來，馬上在東歐形成潮流。中國的事情並沒有結束，現在來講「成敗」、「責任」，還為時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