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萬先生一到桃園中正機場，在台灣說的第一句話是一我最不怕的就是共產黨」，為什麼？
答：我這話是有所指的，為什麼？因為我到台灣、香港．覺得他們有點怕共產黨，我們雖然現在才剛起來，人數少、也沒有上千億的外匯存底，但比較起來，我們最不怕共產黨，這是和台灣、香港比較時最大的長處。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對共產黨最瞭解，共產黨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大家怕它。
第二是中國時報余範英女士講的：「你們當然不怕啦！無產階級赤手空拳嘛！這兒有股票，弄不好要跌的，這是具體問題，」後來我問她一個問題，「怕」管用嗎？如果「怕」能起作用，大家怕好了。
你越怕，它越欺負你。
問：蘇曉康他談到「六四」，說知識分子要負很大的責任，你對這件事看法怎麼樣？
答：這典型的反應了蘇先生還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總覺得一件事情要有人負責，知識分子對本身責任的勇於負責我非常欽佩，如果只是「清談誤國」倒簡單，實際問題要複雜的多。
站到第一線
八九民運現在並沒有結束，從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始，自坦克機槍鎮壓下來，馬上在東歐形成潮流。中國的事情並沒有結束，現在來講「成敗」、「責任」，還為時過早。
而且我認為知識分子在整個過程中，從來沒有一次像這次這麼勇敢的站出來，以前都是學生在前頭衝，而知識分了在幕後策畫，自己站到第一線這是第一次。
問：很多人看東歐的發展認為是人民的革命，那這次在大陸是不是人民加知識分子的革命？
答：這次北京八九民運徹徹底底是人民的革命，沒有成功是條件沒有成熟，中國的老頭子沒有像東歐那樣徹底的離開，以及人們對這樣變化的發展程度缺乏思想、理論的準備。
問：新聞週刊(Newsweek)寫到，「民陣」這群人到了一個完全陌生文化的環境裡，遭遇了一些問題。請問「民陣」在那些不同的文化環境裡，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新聞週刊也指出，「民陣」中的人物就是英雄式的政治人物，你的看法如何？
不必英雄
答：「民陣」中有一部分人流亡出來是第一次到海外，是會有cultural shock。
一是從中國到海外，一是從正常的生活狀態到流亡生活，這對人的一生都是很大的衝擊，一般人在這樣的衝擊下當然會有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但我相信人的適應能力，尤其是中國人的適應能力絕對是一流的。
遠志明講過，到了海外是「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很準確。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起碼我沒有；同時，這不是「民陣」的問題，「民陣」本身不存在這個問題。
「英雄」，這個問題很重要，時勢造英雄。我講過，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有英雄，並不是件好事情，有災有難時人民才希望有英雄出來。孟子講忠臣孝子非國家之福，英雄也一樣，因為有忠臣必有暴君，有孝子必有悍父。
很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民主政治這種制度，所以個人英雄的型態要逐漸淡化，希望媒介也要幫忙。
問：四十年來中共不斷地開出解放台灣的時間表，你覺得在台灣的中國人應該如何看待這張「解放表」？
答：第一是不怕，第二是不要把它當回事。
鄧小平是橋牌高手，他可以跟美國打越南牌、蘇聯牌。越南牌不靈了；戈巴契夫支持東歐改革，也和布希在馬爾他開高峰會議。但講時間表、調軍隊、威脅，你美國還不理我嗎？美國一聽這還得了，馬上派人去了，他的外交就成功勝利了。這兒因為他叫牌弄得人心惶惶，不值得。
問：「民陣」自己曾說希望在未來的幾年內，團結全世界的華人做些事情，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中國人要團結在一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民陣」如何去團結他們？團結中國人有什麼困難？
你大我大，有容乃大
萬：第一是眼界；第二是胸懷；第三是做實際事情的能力。
我想很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對方當對手，這種眼界就肯定團結不了。我跟他們講，我們的對手在國內，是共產黨，如果共產黨仍然不結束一黨專政，你大我大，你行我行都沒有用。
第二是胸懷，有容乃大，只要是人家能移做的事，我一定讓人家做。我只做那種人家不能做或現在沒有人願意做的。我也很討厭職業革命家，因為他只會革命不會別的，他一旦有了位置掌了權，也不肯放棄。
問：依你看，將來在中國大陸的變革中是不是會有跳躍性？還是也要走類似台灣的模式？
萬：不會跳躍，但時間可能短一點。像一個人成長，不可能一下子成熟。
這種政治的運作發展和任何一種發展都一樣，但要相信潮流的發展會越來越大，就像長江大河要從發源地流下來，也許從發源地流下來的未必到大海，但在過程中會有不同的水系匯結過來，這種氣勢浩浩蕩蕩。
問：未來大陸變革過程主導的力量會是誰？會在那裡？
答：我想最後可能是共產黨體制內的改革派力量，和共產黨體制外的民主力量，以「民陣」為代表當仁不讓。它將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模式的結合。波蘭模式是靠共產黨外的力量，團結工聯成為主導；匈牙利模式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成為主導；羅馬尼亞是軍隊的介入流血衝突。最後中共可能這幾種情形都會出現。
(楊孟瑜、符芝瑛、余文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