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個受過正式訓練的讀書人，」2014年2月迎接90歲生日的齊邦媛，在台北家中接受《遠見》專訪，談到什麼事情，就會起身找資料佐證，一點也不馬虎。
回想10年前，80歲過後，齊邦媛決定開始寫《巨流河》，她坦言那是基於一股沒法逃避的使命感。同時還有人生的豁達，「我想80歲了，終於能做了斷，什麼都能說，沒什麼禁忌。」
書中從對日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因為戰爭流離失所，有家歸不得。共產政權殘暴、不合人性的作為，讓已在八年抗戰後遍體鱗傷的中國，未能休息養生，反而更陷絕望悲慘。每思及此，脾氣好的齊邦媛，總是忍不住激動、憤怒。「我對人生的恩怨看得很淡，唯獨對這件事沒法看淡，」她語氣激動地說，「我覺得若我不寫，這樣一個人間悲劇就沒有人知道了。」
為了完成今生的使命，80歲後，她丟掉一生累積大部分的東西，搬入被她形容是「荒山」的長庚文化養生村，專事寫作，「想說那件事做完就再見，不過現在還活著就是，」她笑說。歷經四年慢火細燉，《巨流河》終於成書，出版至今邁入第五年。
其間，不只台灣銷售創佳績，大陸版、日文版也在2011年相繼付梓。海內外專家評論、媒體訪問邀約不斷，來自讀者的信函更如潮水般洶湧而來，時至今日仍源源不絕。
出版5年 700封紙本回應
根據粗略統計，關於《巨流河》的評論超過百篇，而單計貼了郵票寄給齊邦媛的紙本信函，更多達6、700封，網路上的相關討論更是難以計數。「這五年，是很精采的五年，」一頭整齊銀髮、總是溫和慈藹的齊邦媛笑著說，當初寫回憶錄是想給親朋好友看，從沒想過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在親筆寫信給她的信函中，最特別的是，有許多人補充了她書中的人、事、物。例如有100歲高齡的「最資深外交官」趙金鏞寫了七、八頁的信件給她，他當年是齊邦媛父親的學生。甚至，還有與書中人物張大飛一起受訓、同樣服役於飛虎隊的老同袍，寫了密密麻麻六、七張信紙給齊邦媛，詳詳細細分享他當年與張大飛一同抗戰、到張大飛去世的過程。
2013年11月，齊邦媛還跟這位飛虎隊故人餐敘，兩個90歲的人了！翻著兩人合照，她悠悠說著，「一切彷彿半真半幻，感覺好像前半生都回來了。」
《巨流河》的迴響，有如一圈圈的漣漪，由台灣擴大到太平洋的彼岸。中國讀者的友善反應尤其讓齊邦媛訝異。「對過去的檢討，你覺得寶貴的，他們（大陸）也覺得寶貴，這是很難得的，」齊邦媛輕啜一口茶、淡淡地笑說。
自從25萬字的《巨流河》出版後，齊邦媛人生產生了什麼變化？各界又有哪些錯綜複雜的迴響？經過齊邦媛老師與《天下文化》出版社編輯群精心篩選後，已結集成《洄瀾：相逢巨流河》一書。在新書出版前夕，齊邦媛接受《遠見》專訪，暢談《巨流河》《洄瀾：相逢巨流河》。以下是採訪摘錄：
就連大陸讀者也哭哭啼啼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您怎麼看《巨流河》出版後所產生的影響？
齊邦媛答（以下簡稱答）：《巨流河》出版差不多快五年，可以說反應是潮湧而來，到今天沒有停過。反應有些在意料之內，有些在意料之外。意料之內當然是共鳴，在我們這群同時來台灣的人的經驗裡是共鳴。意料之外的是年輕人的看法，因為年輕人對上一代的事，知道的很少，只曉得多年前台灣來了很多來自中國的軍人，為什麼不太清楚，反正是打敗仗了。
但是第二年出了大陸簡體版後，大陸讀者的反應就讓我非常意外了。第一，我本來不相信他們敢出大陸版。第二，出來後的反應，比我想像的友善的多。朋友的感覺多，敵對的感覺少，沒想到他們也哭哭啼啼的。最重要的是，居然有相同的看法，這讓我滿意外。
我一開始寫書沒想到會有大陸讀者，最早只是想給台灣至親好友看。後來大陸媒體訪問我的很多，新書用了十篇大陸訪問，其中有五篇回答是我寫的，寫的都是《巨流河》書裡沒說的話。還記得大陸媒體訪問時問我，「你們在那邊（台灣）日子很好過吧？」我說，好過是好過，但很多基本東西是不好過的。
回不去的家 讓我充滿憤怒
問：你說的「不好過」，是指「家，回不去了」嗎？
答：對，不但回不去，而且沒處可回。我的父親1925年離開老家，雖然曾回去幾個禮拜、幾個月，但都沒有留下的可能，因為每個地方都要砍他的頭。第一是張作霖時代，第二是日本滿洲國時代，到了共產黨，也一定要殺他，所以他都沒有可能回去。你想這是何等的悲哀。
我寫《巨流河》是有個使命感。一點都不能逃避，最後快死了都還要寫。我覺得若我不寫，這樣一個人間悲劇就沒有人知道了，而這個人間悲劇在中國牽涉好幾百萬人。像我父親，一個好好的人，整天在流亡中，而我小學就上了六所，每天轉學又改姓。就像《伊利亞德》（Iliad，註：荷馬史詩）一開頭寫的，I sing the anger of the man，我也是，心裡充滿憤怒。
問：直到出書這麼多年後，到現在還是很憤怒？
答：是的，永遠憤怒！我很理智的說，若共產黨1949年拿了中國後好好的做，讓國家像國家，讓八年抗戰有喘息修補的機會，可能我父親早就回家鄉了。因為很多人都想家。但從1950年開始到1979年左右，歷經文革，它做了多少恐怖、可怕、不合人道的事？它給所有中國人沒有一天好日子。
戴文采曾寫了一篇〈最後的黃埔〉，收錄在我和王德威編的書中，講的是，因為他是國民黨人，共產後，為了活命，改姓埋名，把頭髮都剃了，學了中醫勉強生存。想到這一段，我心裡這口氣就嚥不下去。
老蔣有錯 但他對得起台灣
問：老師如何內心如此澎湃，下筆卻冷靜平實？
答：我是一個受了教育的人，我可以用教育規範性格。我最近讀一本書，叫《Forgotten Ally》（被遺忘了的盟邦），寫的是中日戰爭，我在台灣報紙看到評論，立即去買（英文版）。幾乎廢寢忘食看，很受啟發。
這是一個專家寫的，引起國際上很多大的討論。他說二戰結束，大家都沒特別提中國貢獻，其實它貢獻很大，牽制日本，讓日本不能去其他國家搗亂。誰牽制它？是老蔣（蔣中正）。
在台灣，很多人罵老蔣，但是他領導抗戰，這是不能否認的。抗戰的八年，是很棒的八年。我們穿的衣服、鞋子不成人樣，但精神上得意，大家全國一條心，這是之前從沒有過的。我希望我的書讓大家在家裡抱著哭過後，也可以引來像《Forgotten Ally》的討論。
問：你希望討論哪些大主題？
答：第一，中國對抗戰出了什麼力氣，對亞洲和世界做出了什麼影響。第二是，誰做的這個抗戰？我知道蔣介石有很多缺點，我父親和他也不是朋友，但我認為他對艱苦的抗日堅持打到底是我所肯定的。
他到台灣後用抗戰的那一套領導風格是時地不宜。他的反共至今看來也並不全是杯弓蛇影，上週報紙報導1950年代中共派1500個共諜埋伏台灣，如今建碑表揚。但客觀說，他對台灣哪點不起？他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做教育，如果他沒來，1950到1955年共產黨必然會來。應該要給歷史公道。
一生最精采 就是抗戰八年
問：郝柏村先生90多歲撰寫《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像你們這個年代的人，是否對抗戰詮釋非常在意？
答：對，非常在意。抗戰的功勞是在老蔣名下。以前中國也是一盤散沙，真正成為國家是在抗戰，我們打的真是精采。我這一生最精采的是那抗戰八年弦歌不輟的求學經驗。來到台灣也很盡力，我90歲了，可以講這句話。我們來台灣是有功勞的，蔣中正也是有功勞的，中國能打贏，把東三省與台灣歸還，我們都出了力。
問：今年90歲，有何心願嗎？
答：現在是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百無禁忌。
談老年生活
至今沒有依靠兒女，我不犧牲他們的人生
原本只在學術圈與文學圈出名的齊邦媛，出版《巨流河》後，成為大眾知名人物。許多人喜歡用她在80歲後寫書、並活得精采，當作高齡化社會的榜樣。《遠見》訪問中，齊邦媛也對這個話題非常有興趣，她說：「大家都說我是榜樣，但我只是原來人生的延長。」
她覺得大家討論老化，不能注重在老年的生病、老年的照顧、老年的安置，而應該要談老年人怎麼活著，比如到70、80歲，該要怎麼活法，「不能等著別人來照顧你，」她說。她最反對讓50、60歲的兒女，投入照顧80、90歲的父母。不應該把大好年紀的人生活切斷，去照顧老人，除非那是職業。「所以我至今沒有依靠兒女，沒有把他們一生犧牲掉，」她說。
過去幾年齊邦媛住在長庚養生村，那裡住了600多個退休族，一半是國外回來養老的，現在她搬出養生村，也是一個人自己住，只是聘一個人陪她。她分享，其實自己沒什麼保養秘方，沒有運動，也沒有吃任何補藥，也沒吃素。咖啡照喝，蛋糕照吃，做她想做的事，想看的書，只是眼睛漸漸不行了。
雖然身體有許多不靈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每禮拜去誠品書店，只要報章雜誌推薦的書，她都會買來看。想到《遠見雜誌》要去訪問她，她還專門出門，買花回來擺設客廳。 能保持原來的生活自尊，就是她認為最好的老年生活，當然並不容易做到。
看時下年輕人
現代人可以做想做的事，比我幸運多了
齊邦媛只要碰到40、50歲以下的人，都會稱呼人家「小孩」。因為在她眼裡，大家都是小孩。有一次一個朋友對著她走來，一路走、一路搖手提醒她，「不要叫我小孩，我不是小孩」，逗趣極了。
歷經了戰亂，問她，怎麼看台灣時下年輕人呢？齊邦媛回答，聽說年輕人有句流行語，「媽死了不怕，爸死了不怕，就怕7-ELEVEn不開了。」她認為現在是一個舒服世界，年輕人卻整天生氣，「但是跟我們比還不算太倒楣吧。」
她又不忘幽默說，對年輕人她也不敢批評，跟孫女講話，她都很謙虛，即便要批評什麼，也會這樣開頭，「你們的事我不太懂，不過請告訴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她也不希望變成討人厭的老人。
以一個成功職業婦女走過來，她認為她的年代，若25歲還不結婚就太晚了，所以都很早結婚，生很多小孩，一定要背著小孩、背著飯鍋、背著洗衣板洗衣服，背了一身。所以像她還能讀點書、做點事，真是不容易。但回想過去，她還是覺得很累。現在的年輕女性可以晚婚、晚生育，自由做想做的事，比她那一代幸運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