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八日，琳恩颱風離開台灣後的第一天，近午時分。
災後垃圾最多地區的台北市環保局松北區隊，沒水、沒電、沒瓦斯；隊上留守的人員寥寥無幾，隊長桌上的電話卻多得應接不暇。「我們隊上的人幾乎全部都出動了，一直猛做，都清理不完那越來越多的垃圾，」隊長丁雲鵬邊接電話，邊著急的喊著。
一位清晨四點就出去工作的分隊長踏著雙腳的泥濘進來，帶回的消息是：隊員清理完一堆，住戶又丟出一大堆來；寶清街、南京東路五段一帶的巷弄都被垃圾擋住了……
◆ ◆ ◆
十月二十九日，颱風遠颱後的第二天，下午兩點多。
風災中水患最嚴重的汐止鎮基隆河畔，水尾灣土地公廟旁，在寂靜的午後驀然出現了神情激憤的幾個人。不一會兒，老年人、持家的主婦們也聚集了過來，堆起路旁的木頭、油桶，把通往河岸的路硬生生給堵了起來。
眾人自圍的柵欄和大聲的指責，嚇走了一輛運載廢土打算倒在河邊的卡車。車子揚塵而去，氣憤喧擾的人聲中仍一陣陣傳出：「都是他們把河岸都填滿了，害得我們淹大水，現在還敢再來倒垃圾……」
◆ ◆ ◆
垃圾，正以驚人的數量從都市侵佔河川，經過颱風帶來的水患，它又急速從水中侵回我們的居住環境。大水沖出來的，不僅僅是成堆成批的污泥和髒物，更暴露出人們經年累月製造的垃圾問題，已逼近到每個人的家門前了。
不斷與人爭地的垃圾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前衛生署環保局)的統計，台北市目前一天大約產生二千六百九十公噸的垃圾。若只丟不清，單單一天之內，台北市每平方公里就會出現一座將近一萬公斤重的「小垃圾山」。
更有甚者，台北市環保局估計，垃圾量每年會以五．三%的成長率增加，很明顯的，將在台北日趨狹小的空間內，與人爭地。
隨著都市化、經濟發展的結果，垃圾的內容也產生變化。北市環保局負責垃圾處理的第四科科長謝卓倫分析，工業產品增多，垃圾中的有害物質也增加，例如日光燈管、水銀製品、塑膠類產品等，在在都增添垃圾處理的困難。
而如此大量且複雜的垃圾，最後又歸向何方呢？答案可能有兩種：掩埋場，或者是每個人自己面前。
環保署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的垃圾，大約八七%是採取掩埋法處理。而不少環保單位的官員和環保學者都知道，有三成左右的掩埋場是位在河川邊，甚至佔用了河川地。事實上，所謂的掩埋場很多根本是露天傾倒，並沒有掩埋設備。
「台北縣所有的鄉鎮，只要沾到水邊的，幾乎都把垃圾倒在河邊，包括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沿岸，通通都是。」台灣省水利局第十工程處處長許時雄氣沖沖的說。
這位經常跑到河邊巡視的處長更觀察到，上次鬧得大家交相指責的新店市公所亂倒垃圾於碧潭的事件，「還算是比較好的」，因為新店市公所倒了垃圾，還掩埋一部份，其他地方倒了就算，連埋都不埋。
污染水源，促發水患
這些垃圾、廢土不但污染了水源，使得數百萬居民日日飲用來自垃圾堆裡的水；更可能造成河床淤積、河道變窄，促發水患。
住在汐止基隆河岸的居民，就憤慨的指控營造商日以繼夜在水尾灣大量傾倒廢棄物，把原來可供蓄水的窪地，填到約有二層樓高，面積廣達十公頃，阻礙了河水的渲洩，更助長了水勢的蔓延。連住在河邊的六歲小女孩都會指著那片「垃圾大地」說：「都是它害我們淹水的。」
大雨一來，河水順勢「清賬」，把人類每天送給它的「東西」，又沖回到每個人面前，似乎也正告訴人們，若不好好處理，垃圾最後的歸處可能仍是它的來處。
為什麼會把垃圾傾倒到河川地呢？掌管垃圾處理的人員大多很無奈的表示，台灣人多、垃圾多，但是土地少，找不到適合的掩埋場。
「垃圾沒有去處，現在丟到那裡人家都反對，只有河川不會抗議，」許時雄處長一針見血的說。
於是不僅民眾丟，連地方政府也大量的亂倒垃圾。雖然傾倒垃圾於河川地，觸犯了水利法和廢棄物清理法，有關單位可以依法取締，但往往限於地方環保人力的不足(沒有足夠的人手盯住河岸)，以及自身的心虛(鄉鎮公所就是倒垃圾的單位)，在州官放火，百姓也點燈的情況下，只得任由垃圾在河川蔓延。
政府高階層已警覺到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台灣省主席邱創煥在琳恩颱風的水患後，緊急呼籲不可倒垃圾於任何河川，立即展開疏濬河道、清除垃圾和廢土的工作。而經建會也早在三年前建議將「都市垃圾處理計畫」，列於國家「十四項重要建設計畫」中。
垃圾處理進度落後
然而從七十三年開始計書至今，經建會管制考核處處長侯羿不禁慨嘆：「十四項建設裡最落後的一項就是垃圾處理。」
計畫中預計興建六十七處衛生掩埋場及二十三座焚化爐，卻因為無法順利取得土地而延誤進度。例如台灣省預定七十六年度設置四十八處垃圾處理場，至今只有一處竣工，七處在施工中，其餘則多在辦理發包和規畫設計中。
環保署廢棄物處理處副處長倪世標分析，由於過去對垃圾處理的隨便，使得民眾對垃圾掩埋場非常排斥，加上地方派系的介入，民意代表藉著抗拒垃圾場來迎合民眾，爭取選票，益發使土地收購困難。
儘管無地可倒，但垃圾依然不顧一切的有增無減，不斷的和它的製造者－－人類，爭奪本就擁擠不堪的生存空間。
倪世標形容垃圾處理是一個「救火的工作，今天不做，明天就落後了」。因此，環保單位不停地尋找掩埋場來消化與日俱增的垃圾，並覓地興建焚化廠。然而執行起來卻往往因人力、財力不足而顯得效果不彰，又因民眾懷疑的心態而險阻重重。
一味反對徒增困擾
容納全台北市二百五十多萬人口製造的垃圾的福德坑掩埋場，只剩下大約五年的壽命，但第二掩埋場的場址卻遲遲未決。因為「每個人都不願意把垃圾倒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每個人卻一直在製造拉圾，一旦福德坑滿了，看怎麼辦？」有識之士談到。
不過台北市還算有餘力興建焚化廠，有眾多縣市嗷嗷待「補」的台灣省，則經常面臨地方財政和人手不足的窘況。無力設置焚化廠，只得寄望於衛生掩埋場，但幾乎每個鄉鎮都排斥在自己境內設垃圾場，還往往引發了彼此之間的「垃圾大戰」。
「我們只有儘量把掩埋場做好，給予人民信心，」台灣省環保局謝錦松副局長表示，「也希望民眾不要一味反對，而是要要求政有做到相當的程度。」他認為一味反對只是消極的態度，無補於解決垃圾問題；只有民間和政府共同研究、彼此鞭策，才有可能找出解決之道。
台灣地狹人稠，不斷的加蓋衛生掩埋場和焚化廠，也只是治標的作法。關心環保問題的人紛紛指出，要治本，則必須從減少垃圾量做起。
具有多年環保實務和教學經驗的莊進源建議，大家必須養成節約的習慣，建立回收制度，不該丟棄的就不要丟，可以繼續使用的就多加利用。
否則，在垃圾與人爭地的情況下，「住在台北市的人將來可能死無葬身之地，」莊進源又戲謔又憂心的說。
經建會侯羿處長則深深體會，垃圾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經濟能力的提高，卻不曾提升公德心，隨地丟垃圾依然時時可見。他舉例說，一個路人丟下的一根菸蒂，可能滾到下水道裡，隨著裡面其他「同樣來源」的廢棄物堵塞了排水系統，然後跟著大雨的沖刷，助長肆虐，在水災中，這根菸蒂流向當初丟下它的那個人身旁。
政府民眾共同參與
侯處長曾在國外向美國人請教解決垃圾問題之道，得到的答覆是：「你若沒有民眾的參與，是辦不成功的。」而民眾的參與不是一紙行政命令可以達成的。
如果同樣日漸高漲的垃圾堆積量和環境保護意識，不能把政府和民間結合起來，努力攻向「垃圾大敵」的話，那麼，垃圾遍地、搬不勝搬的景象，可能將不只是水患過後的夢魘，而是全台灣居民日後天天可能面對的景觀。
自己丟的，自己付錢
「倒垃圾要交錢！」
這可能是大多數人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隨著垃圾的大量增加，以及環保意識的日漸高漲，「為垃圾而付費」似乎將成為必然的結果。
台北市環保局經過大約三年的研究，訂出徵收垃圾處理費用的辦法，於日前向市長許水德提出簡報，獲得許市長原則上的同意。待市府有關單位進一步研擬，並經市議會審議，報請行政院環保署核定後，預計半年到一年之內，垃圾收費制度將在台北市展開。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受益者付費」的觀念，以及藉由收費來減少垃圾量。」北市環保局謝卓倫科長斬釘截鐵的道出收費的兩個目的。
台北市垃圾量隨著人口的增加而膨脹，若不想法子節制，則日後不單是人擠人，更可能是垃圾擠人。也有民眾意識到這種環境危機，很贊成「垃圾收費」的想法，但又不免懷疑，一旦實施之後，徵收的錢是到那裡去了？做何用途呢？
為自己製造的垃圾負責
「直接繳到市政府去。」謝卓倫說，環保局一年的總預算是三十億元左右，目前大約有三五%(十億多元)是用在垃圾清運及處理上，而環保局的財源是由市政府撥款而來，增收的錢自然是繳交市庫。
謝卓倫進一步解釋，若依照目前的方法(見表)中，較可行的「自來水費(量)比例計算法」來徵收，預估每年徵收的垃圾清理費用約有三億九千萬元，只佔環保局全年總預算的一五．八%，佔全市府總預算的０．六一%。
而且根據環保局的分析，這三億九千萬元，也只反映了實際垃圾處理費用成本的二九%而已。「金錢的實際利益並不大，我們主要是想養成大家妥善處理垃圾的觀念，並且達到減少垃圾的目的。」謝科長再三說明。
目前任教於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的莊進源，也積其處理垃圾問題二十多年的經驗表示：「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自己要負責。」一位家庭主婦也說：「每次看到清潔隊員因為搬垃圾而被玻璃割傷，我就很難過。他們收垃圾，我們多交點錢，也是應該的。」
只是如何讓大多數民眾體諒環保單位的用意，心服口服的交錢，則是環保局需要繼續努力的。台灣省和高雄市採隨自來水費附徵八%清潔費的方式徵收，已經行之有年，但似乎並未達到減少垃圾的績效。
台北市環保局如今攬起重任，欲藉垃圾收費制度來提醒民眾「維護環境，人人有責」，成效如何，就賴大家的認知和合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