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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絕無僅有的喪葬文化

文 / 南方朔    
199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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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絕無僅有的喪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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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是一種文化,也是鑑定文明程度的指標。而我們真是個有耐性的民族,到了今天,仍然忍耐著三千年前的喪葬文化--台北的大街小巷,仍是喪廬處處、嗩吶狂鳴。

台灣的喪葬文化正在退化之中。

中國從周朝開始就有了獨特的喪葬文化,「禮記」載之甚詳;處喪的一切規矩都在住家及住家的中門外進行;至於出殯運私之際,更是大舉動員以執紼護喪。

在農業家族為中心的時代,這種喪葬文化或許是有家族團結的意義,而鄰居即是家人,當然不會有人責怪它引起的嘈雜。三千年前的周朝,那有什麼「公共衛生」概念,這文化就這樣傳承下去。

日據初期的台灣,根據「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的記載,停柩在家者,「大抵貧者二、三日至一、二星期,殷富之家則有數月或數年者」,而「各自隨地埋葬」、「枯骨散處路旁」等更隨處可見。「在衛生上多堪憂慮」,總督府遂訓令取締,從官署嚴格許可殯檢開始,到最後禁止出殯遊街。

日據後期,台灣的喪葬文化才逐漸的現代化起來。除了官署的行政取締外,喪葬的改良,也是日本總督府「社會教化」的重要環節,由鄰里間的「部落振興會」負責。日本人從「公共衛生」和「公共倫理」兩種現代的角度,拒絕了因襲三千年的喪葬文化。

彌補千年的差距

其實,何止喪葬文化沒有「公共性」,整個中國文化裡就極少「公共性」的概念。日據時期業已大體重建了的喪葬文化,或許因為根扎得不深,台灣光復後它又死灰復燃,愈是應當作為示範的富室大戶,愈是喪葬文化的復古派。靈堂設於巷道街口逾月,日夜吹鼓誦經不息,到了出殯時更是迤邐長隊,公共交通為之阻塞。

中國人的社會裡,「死人」最大,活人只得忍受。其實,妨害公共衛生、公共安寧以及公共交通,都只不過是活人假借死人之名而行之惡事。

也正因此,每當見到社會名流呼籲什麼「第六倫」或「公共倫理」時,就會讓人想到我們魔幻式的喪葬文化--它是超「前現代」的文化形式,但都加上「後現代」的電子合成殯喪音響,再加上廬篷四周的塑膠花之組合。對於在生活層次即缺乏「公共性」,從而在思維中也沒有「公共性」概念的人們而言,「公共倫理」豈非緣木求魚。

喪葬的現代化,並非太新的事務,在西方也不過是十八世紀末的事。在此之前,西方也無公衛觀念,死人活人同在社區內,活人社區邊的教堂亂葬坑、直接污染著活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十八世紀末以貴族、資產階級、教會為中心的喪葬改革都立即生效。死者的世界與活者的世界被清楚區隔,喪葬問題中的「公」「私」領域也作了清楚的畫分。而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公共」、「私人」兩個領域的區隔占了太重要的因素。

因此,像台灣這種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卻仍保留著三千年前的喪葬文化,盱衡全球,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特例。由「喪葬文化」到「公共性」的欠缺,可以推廣到公共問題中最基本的政治,在台灣也是糾纏不清。台灣要成為一個現代社會,還要彌補這好幾千年的文化差距。

(南方朔為專欄作家)

本文出自 1992 / 01 月號

第06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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