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有許多學者紛紛離開教職，自行創業，投入高科技商場。不過一九五一年，當我還在哈佛電腦實驗室（Harvard Computation Laboratory）工作時，情況和現在大不相同。
當時人們認為，只要對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有利的事，必對國家有利。因此，如果一個研究人員離開學術界，他多半是去投效大企業，而絕非自創公司。那個時侯，風險投資者（Venture capitalist）不會到校園去挖掘研究人才；更沒有人知道什麼是風險
性資金。
當初我決定自創公司，大家都覺得我膽子很大，因為我從中國大陸到美國不過六年，決定投資的又是個嶄新的行業。我個人卻不如此想，只認為要把握一個值得冒險的機會，何況在我看來風險極小。
我愈想愈覺得事情可行。我可以製造及銷售過去在哈佛電腦實驗室
開發成功的記憶圈（memory cores），所需的資金不多。我還可以接
一些數位電子方面的合同。
評估創業風險
我衡量創業可能帶來的得與失。可能失去的包括原來五千四百美元的年薪以及數百元存款（說實在，在我有業務收入前，必須依賴存款）。另一方面，我預估在第一年，就很可能賺到八千美元。這個目標並不算高，只要能達到」就比學校加我五○%的薪水還要好。
因此，當初我的期望和今天的高科技創業者比較起來，實在很不相同。我從未想到自己會因此致富，也沒有高度成長的業績預估表，更談不上公司計畫。同時，我不向別人借錢，也就不必坦心害別人血本無歸。
當時我確實覺得，在往後幾年內，不論電腦是否會革命性地改變人們做生意的方式，記憶圈和數位電子專業技術的需求定會增加。
如此推論，我成功的機會應該很大。我也開始研讀商業書籍，並且和人討論如何在麻州創業。我和內人商量，但當時因大兒子剛出生就得病，內人整個精神放在他身上，無暇顧及我創業的事情。
我就是公司
自行創業是一件大事。我並非一日之間匆忙作成決定。但是我考慮的時間，正如我後來面對其他許多重大決定一樣，前後也不過幾個星期。我一旦作成決定，必勇往直前，全力以赴，不再三心二意，懷疑自己的決定。
我發覺獨資經營最適合我當時的情況與理想。申請獨資公司，我只要到市政府登記公司名稱，交登記費，就萬事俱備。
自創業以來，時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替公司取名王氏實驗室（Wang
Laboratories），有人甚至覺得這個名字看起來像製藥公司。當然，
我大可選擇像「數位電子」這種一看就知道是高科技行業的名字。我
用自己的姓，主要是覺得既然是獨資公司，那麼我就等於是公司；另
一方面也出於以己為榮的心理。我希望這家公司能反映我的價值觀和
出身。
取名王氏實驗室乃是得自過去在哈佛電腦實驗室工作的靈感，雖然王氏實驗室比哈佛實驗室小得多，但我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卻是大同小異。此外，我的「實驗室」用的是複數（laboratories）而非單數（
laboratory），因為我預期公司將不斷成長，以後應不止於一個實驗
室而已，公司的名字也應符合未來的情況。不過，當時我的確相當天
真，根本沒考慮到公司名稱對行銷的影響，及有意投資者的反應等。
大家預測我失敗
我在波士頓南端的哥倫布大道（Columbus Avenue）找到一個便宜的辦公室，月租七十美元。王安電腦就這樣正式開張。當時，公司資金只有六百美元，是我僅有的存款。沒有訂單，沒有合同，也沒有辦公室設備。
雖然我相信冒險之後必能有所獲，我的朋友，尤其是中國朋友，卻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對亞裔民族在美國受歧視相當敏感，覺得在現存體制下創業，與既存勢力競爭，是不智之舉。當時到美國深造的中國人大都寧願待在學術界，因為那樣較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在名校謀得專任教授的職位，就可算是到達頂峰。內人追憶一位朱姓教授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專任教授後，華人圈裏就公認他是最成功的一位。有些朋友提醒我，中國人在美國只能從事服務業。很多人預言我會失敗。
王氏實驗室開張後，常有中國朋友打電話來問我經營的情況。他們眼見我進展順利，成功在望，也很想一試，有一對原來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李姓兄弟，在我創業不久後，也離開校園自組公司。
當時我也清楚中國人在美國遭到歧視。但是在麻省這個國際化的劍橋（cambridge）地區裏，我和內人似乎並沒有受到任何差別待遇。
十九世紀時，中國人在美國遭受的待遇極為悲慘，甚至有暴徒以私刑相待。我到美國時，雖然暴力情況已經改善，但歧視仍然存在，只不過形式上巧妙些罷了。記得有一次，我和內人看到一則公寓廣告，想實地去看房子，結果管理人員一看到我們是中國人，立刻說房子已經有人訂了。我遇到這類歧視，總把它當作人生中一件不愉快的事，而加倍努力，追求成功。 在我年輕時，中國政治一片混亂，我卻仍為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深感驕傲。中國人永遠無法忘本。中國古代的思想，例如兩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盛行不衰。中國文化也有它實際的一面，能夠同時吸收融合新觀念而不致破壞舊有傳統。
證明中國人的能力
我是一個中國人，在某些科學領域，已然學有專精，以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我也算是成功。因此，當我看到早期美國人對中國人心存成見，就感到悲痛異常。我創立公司，有小部份原因是為了證明中國人不只會經營飯店、洗衣店，在其他領域依然可以出類拔萃。當然，今天不會有人再小看中國人的能力，但是在一九五○年時；情形可不相同。
我之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創業，無可否認，信心佔了重要因素。我年輕時，曾冒過無數次危險，培養了相當的自信，因此對自己的判斷力極具信心，敢於進而採取行動。其他許多研究員可能和我一樣，有選擇的機會，卻沒有採取行動。在考慮行動時，固然需要蒐集資料，分析事實，但只有採取行動才能改變環境。
今天，我已創業三十五年，仍不斷有人在問：王安電腦面對IBM的強勁挑戰，是否能夠繼續生存。我的回答是：王安在一九五一年成立時，為了生存及成長所面臨的挑戰，比今天面對IBM的競爭，要艱困得多。
電腦的時代來臨
一九七○年到七五年，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不僅王氏實驗室變化甚大，整個經濟和社會都在急速變化。這段期間內發生過兩次不景氣，一次是越戰結束後，通貨膨脹，另一次是石油禁運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第一次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油價上漲。
正當美國人由於越戰的教訓和水門醜聞而痛加反省之際，電腦科技創新極多，如微處理機的發明、記憶庫的不斷擴大等，使電腦成為方便好用的工具，確定了它在這個時代的地位。這種發展廣受注意，甚至造成震撼。
一九六九年，「資訊（Datamation）」雜誌刊出一篇文章，訪問了多位電腦業界鉅子，預言其後十年電腦工業的發展。其中不止一位預測，電腦會對一般人和公司職員產生重大影響。
電腦普及一般人，可稱為一項革命。我雖為最蒙其利的電腦公司負責人，都未能預測出這項變革的幅度。不過我知道電腦科技應用在辦公室中的潛力極大，而當革命來臨時，王氏實驗室已準備好好掌握時機。
與IBM短兵相接
這段時期，我們也首次與IBM短兵相接。一九七一年，我們推出螢幕文字處理系統，開始與IBM競爭，傳播媒體都認為我這樣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時，IBM的規模是我們的兩百二十五倍，我選定爭取的市場，IBM已佔有八○%。
七年後，我們成為主宰這個市場的公司。一九七八年，IBM論規模仍是我們的七十一倍，可是雙方的差距正急速拉近。我們沒有像許多人預期的，在這場競爭中一敗塗地，因為我妥善籌畫，以我們的最強點去攻擊對方的最弱點。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們宣布一二○○型電腦上市。這種文字處理機其實就是具有有限編輯功能的自動打字機。做秘書工作的人利用它的終端機打信，信件內容可以記錄儲存在電腦之中。打出的信件如需更改或訂正，她可以按終端機上的功能鍵，直接修改。需要印表時，電腦可以用每分鐘一百七十五個字的速度，自動印出毫無錯誤的文件。搜尋功能又能自動找出文件中的錯字。
由於這是我們首次與IBM競爭，新聞界關切的重點都放在這樣一家小公司的勇氣，而不是一二○○型本身。事實上，我們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時，IBM也要求派員出席。會上有人問我：「你認為IBM對你的產品會有什麼反應？」我回答說：「這裏有兩位IBM的副總經理坐在後面，你何不問問他們？」大家都轉過頭去看我說的是誰，那兩位副總經理不禁臉色泛青。
IBM也有弱點
我的感覺是，IBM不會立即反擊。原因之一是，IBM雖控有該型電腦的八○%市場，這市場卻只是它整個世界的一小部份。我們只不過動它的一根小指頭，沒有危及它的根本。再者，根據我在一九五○年代與IBM打交道的經驗，這家公司雖然強大而富進取心，但也相當官僚，所以有時反應較慢。王氏實驗室得以打入文字處理機市場，這最後一個因素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這第一批產品有些問題－報界視之為我們的弱點，我卻認為是個教訓。
我們花了幾年時間，才將產品改良到自認超越IBM或其他任何公司產品的地步。一九七二到七五年間，是我們最不堪一擊的時期，IBM如認真從事，很可以打得我們無招架之力。可是在這段期間，他們並沒有發展自己的文字處理技術，我們因此得有餘裕，從錯誤中學習，並且改進。
藉看文字處理機的暢銷，我們躋身財星（Fortune）雜誌的一千大公司之列。為了鞏固地位，並提高知名度，我們決定在全美國做電視廣告。這在當時還很少見，因為一般人認為電腦製造商無須做電視廣告；除IBM外，其他電腦公司都沒有做。
利用電視打知名度
可是我們有非做不可的理由。當時我們公司是全美第三十二大電腦公司，商界人士通常大概只記得前兩、三名的大公司名稱。電視廣告可以使我們跳過其他公司，在消費者的心目中與IBM並駕齊驅。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許多小心翼翼的經理，為自己公司購買IBM電腦的原因只是它的知名度高，「沒有人會因為買IBM電腦而給老闆開除」。我們要讓這些經理覺得買王安電腦也不會出錯，這就得讓王安成為市場上知名度很高的廠牌。
廣告公司為我們設計的電視廣告，是藉聖經中大衛王和巨人歌利亞鬥爭的故事為喻，大衛王代表的是王安，歌利亞則顯然是影射全世界最大的電腦公司IBM。在廣告片中，董事會議即將決定採用「歌利亞」型電腦，忽然有一位年輕人魯莽地闖進來說：「你們有沒有考慮過王安？」隨後，他不顧董事們的怒目相視，信心十足地高談使用王安電腦的好處，終於說服了老闆。
我們的運氣也很好。一九七八年一月，我們的廣告代理商原來打算在世界盃足球賽電視轉播節目中，做我們的產品廣告，可是這個時段的廣告費太高，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足球賽前的節目中做廣告。幸運的是，電視公司把我們的廣告片安排在那個節目最末尾，其效果相當於足球賽的第一個廣告。
在那以前，我們的業務員出門推銷，客戶總是說：「王安？從沒聽說過。」推銷工作就此受阻。可是廣告播出以後，業務員得到的反應卻轉變為：「王安？哦，我看過你們的電視廣告。我帶你去見我們的主管吧。」電視廣告為我們打出了通路。
執業界牛耳
起先同業嘲笑我們的宣傳策略，可是我們的業績大幅上升，終於其他電腦公司也紛紛起而效尤，不過並不是每一家公司運用電視廣告都能奏效。
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已成為螢幕文字處理系統的全世界最主要供應商，也是小型商用電腦的北美洲最大供應商，有五萬家公司使用我們的電腦。這時，我們一方面要保有在文字處理機市場現有的地位，一方面要擴展我們在辦公室用品市場裏的角色。
我們能打入辦公室用品市場，是因為各公司的秘書和助理有了我們的產品，生產力得以提高。後來我們又將電腦功能擴大到資料處理和通訊。由於IBM反應遲緩，我們有時間侵入這個市場。但是新聞界凜於IBM的威勢，很少提及我們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這是每家電腦公司都不免遭遇的另一個問題。
王安逐漸執文字處理機市場的牛耳。可是我們仍不斷聽到新聞界談論IBM要反擊我們，粉碎我們。到了一九八五年，王安電腦有一段慘淡的日子，報界又開始報導我們喪失領導地位。所以，一直到新聞界認為IBM已奪同領先地位之後，他們才承認我們曾壓倒IBM。我相信別家電腦公司也會同意，報界堅信IBM的無所不能，簡直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
我並不是說IBM不行。當我們決定在文字處理機市場上與該公司一較短長時，我便知道這個市場對IBM而言並不重要。可是我也感到另有些市場IBM尚未開發，值得我們一試。根據一九五○年代我與IBM打交道的經驗，我知道該公司並非高不可及的巨人。
（尹萍．陳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