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七點鐘，從閃爍霓虹的台北市，到星光點點的宜蘭山區，全台灣有三萬多名學員同時湧進各地的社區大學。
他們也許身分不同、年齡各異，這群家庭主婦、退休老人、上班族或公務員，卻都同樣擁有一顆渴望學習的心。
他們的教室可能是租借的，甚至沒有教室，就像宜蘭羅東的部落大學，教室散落在十一個村莊。但只要有學生，「教室可以跟著學生跑」。他們修來的學分也許永遠不會被承認（沒有法源），但他們的心靈早已因重回校園而更加充實。「我們沒機會上台大，到社大卻可以上台大老師的課，」一位頭髮花白的學員開心地訴說他的感受。
1997年社大倡議之初，包括黃武雄、顧忠華等一群學者，走出學術象牙塔，力主打破知識的壟斷，推動了1998年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台北市文山社大的成立，之後各縣市紛紛跟進，迅速普及到四十五所。四年來至少讓十萬多人達成終身學習的願望，相當程度實現了當年「讓知識橫流」的理想。
「社大最大的貢獻，是把社區裡不常走出來的人帶進了教室，」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主任張冠群指出。
陪著社大從萌芽到茁壯的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主任林孝信更欣慰，「社區大學可說是教改運動裡唯一成功的一環，」他說。
失學者重新走回校園
社大圓了很多人的夢，尤其是求學夢。鄭邦家是位五十多歲的木工，當年因為顧及家庭經濟，高中只上了二十一天就不再升學，但雙胞胎的哥哥卻是位博士。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彌補當年失學的機會，如今頭髮花白的鄭邦家進入社大，他努力修課，最高紀錄週一到週五每天晚上都有課，現在修完一百零六個學分，很接近社大發放文憑的標準一百二十八個學分。
在社大裡，像鄭邦家這樣早年失學的所謂三、四年級生，幾乎都是抱著同樣的心情，重新走回校園，拾回中斷多年的學習。
在知識型社會崛起的時代，社區大學為大眾開啟了終身學習這扇門。但社區大學一路走來，在助人圓夢的背後其實也布滿荊棘。
社大一直為定位所困擾，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以下簡稱全促會）對社大的發展定位在「高等教育」，但大多數地方政府仍認為社大是屬於「社會教育」。全促會當初「授予學士學位，但不在體制內運作」的目標到現在還沒能實現，課程設計也擺盪在學術和社區活動之間。
擺盪在學術和社區活動之間
台灣的社區大學充滿創意和活力，但發展模式和世界其他各國大不同。全促會推動的目標是希望讓一些沒有機會進入高等教育的成人，在修完一百二十八個學分，包括四十八個學術學分、四十個社團和四十個生活藝能課程後，取得學士文憑。
這樣獨特的設計，不像美國技職體系內的社區大學，也不像沒有文憑的德國高等學校。比較類似韓國的學分銀行，由大學和終身學習機構結合，修完一定學分就發給等同大學的文憑。全促會南部辦公室主任林孝信以「高等教育的怪物」來形容這套本土的社大模式。
本土型的社大重點放在學術課程，但實際運作下來，最大的問題也在這裡。
即使學校要求老師在上學術課程時，儘量少用「黑話」（即專業術語），但學員對社團和生活藝能的課程還是比較感興趣，修課人數的比例相當懸殊。文山社大主任蔡傳暉指出，「目前社大的核心問題是學術課程不容易開，而且在萎縮中。」
永和社大是公認學術課程發展最好的社大之一，學校規定學員註冊後兩個學期內，一定要修一門學術課程。每學期大約維持三十個左右的學術課程，像精神分析、生物學、現代空間藝術……，而且只要湊滿十人就開班，不過這樣仍然滿足不了部分積極的學員。像公務員葉政行就抱怨，「學術性的課程愈來愈少，好的課常開不成。」
社大成為社區發動機
學術課程不受青睞，受歡迎的社團課程卻意外讓社大成為「社區的發動機」。
文山社大在木柵國小的老校長宿舍改建時，成立一個「地方領袖工作坊」，結合當地社區的力量，規劃出「文山公民會館」的改建案，成功地為社區居民爭取到一個公共活動空間。
張冠群認為，社大最好把重點放在結合社區力量，增進社區向心力上，「畢竟大學錄取率己高達八成以上，學術課程很難是長久的市場。」
不過社區大學的推動者仍堅持初衷，擔心若沒有提升社區居民的社會價值觀，這股強勁的社區參與力很可能造成新的問題。
全促會理事長顧忠華舉例，如果有家老人院想在社區裡開設，居民只為了自私的想法，一群會爭取權力的居民就會有計畫地去阻撓。
「價值觀的提升靠的就是學術課程和批判能力，」他語重心長地說。
經費的拮据也讓社大難以堅持理想。比起一般大學平均一年新台幣5億元的政府經費補助，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一年可賺上5億元的優渥條件，其他社區大學頂多只有地方政府幾百萬元的補助，再加上收入不多的學費和必須爭取才有的專案補助，日子常常過得捉襟見肘。
都會區的社大可以對外募款，貧瘠偏遠地區像宜蘭縣部落大學，還有很多原住民學員繳不起學費，校長曹天瑞甚至得自掏腰包墊錢，「替人扛棺材還要自己帶便當，」他調侃自己說。不過惡劣的環境並沒有打擊社大的生機，生氣盎然的社大依然在各地發展出不同的風貌。
沒有法源、發不出文憑是社大的痛處，但也因為沒有束縛，社大的發展才能夠不拘形式，形成多元面貌。有的呼應市場、有的從事社會運動、有的協助弱勢團體，各展所長。例如歷史最悠久的文山社大，社區經營成果斐然；永和社大學術性強；台南社大從事古蹟保護；高雄旗美社大的課程已有農民大學的雛型；2002年的新趨勢是陸續成立的部落大學，從事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工作。
熱情支撐社大往前走
儘管理想和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四年來社大仍然努力地往前走。是一群熱情的校長、主任、老師、學員到義工，以他們無私的奉獻，前仆後繼地啟動社大全民學習的風潮。
社大的創辦者很多都是理想型的人物。
最早投入實驗，親手創建新竹市青草湖社大的林孝信，瘦削的身材裡蘊涵極大的能量。他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忙著籌辦社大，之後還舉辦全國研討會、包辦刊物，全方位地投入。過程苦樂參半，但面對未來，他仍鬥志高昂，「社大的明天，有樂觀、有挑戰，但還沒有到長治久安的地步。」他的下個目標，希望催生農民大學，甚至是勞工大學，讓社大從普及走向深化。
每天忙得像陀螺轉不停的曹天瑞，正職是宜蘭縣頭城國中校長，因為出身泰雅族，也是縣內唯一的原住民校長。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設計」兼任部落大學校長。「社會上總要有些傻瓜來做事，」他自我安慰地說。
每天晚上他得輪流到散落各村莊的十一個教室巡視，舟車勞頓也無怨無悔。他計畫未來國中校長退休後，做個全職的部落大學校長，協助原住民的再教育。曹天瑞希望落實自己的理想，讓部落大學的課程既保留傳統，也配合就業市場的需求，為原住民開創生機。
例如原住民鄉土美食烹飪班的學員未來可以到休閒農場工作；或者是宜蘭大同鄉九寮溪正在復育，社大開設部落生態解說課程，可以訓練學員成為未來的解說員。
還有在織布課上，老師彭秋玉教年輕的族人學習使用傳統織布機，以保留文化；也教七十歲的阿嬤操作現代織布機，「創作成大哥大手袋、圍巾或手提包等物品，自用並且創造市場，」彭秋玉表示。
社大有充滿傻勁的校長，也有堅忍不拔的主任。被同事視為「稀有動物」的蔡傳暉，曾經擔任過四一○教改聯盟副召集人。白天在大學任教，晚上當義務主任，蠟燭兩頭燒。他在財務的現實壓力中，仍堅持課程的風格，學術課程只有七到八人選修，也咬緊牙關開設。依社大的規模，一班沒有二十五位以上的學生鐵定賠錢。「提升學術課程需要努力，更需要執著，」他神情凝重地說。
提升公共議題的討論能力
執著的蔡傳暉也為文山社大開創出新的一條路，在促進學員的社區參與力方面頗有佳績。經過多次摸索，他發現，當學員的活動和社區關懷發生關聯時，最能激起熱情的參與。所以文山社大引導美術課的學員在課程結束後成立社團，協助彩繪社區，多次參與社區活動。蔡傳暉說，「提升公民討論公共議題的能力，是社大自許有別於坊間補習班的任務。」
最近就有一個讓文山社大教職員感到興奮的案例。生態課程的學員陳文生成功地向主管單位爭取採用「生態工法」整治景美溪，而且因為他對社區的貢獻得到認同，順利當選這屆里長。「社大開拓了我的視野和認知，」陳文生信心滿滿地準備把社大的師資群當作里長的顧問。所以面對賀客盈門，他還是記得晚上七點要趕去社大上客家語。
除了一群有理想的社大執教者之外，許多學員在社大學習和成長後，也自願成為學校的義工，回饋社大。
義工的奉獻是社大的重要支柱，永和社大就擁有八十多人的龐大志工團。校務義工社社長鄭邦家和木工社團的同學合力將學校的走道改建成交誼廳，還建造了一座木製咖啡屋，讓師生可以DIY泡咖啡聊天，交換彼此的學習心得。
「我會繼續修學分，修完後就留在社大當義工，因為我已經愛上社大了，」鄭邦家說。
這群人在社大各居不同的崗位，但懷抱共同的理想，構築起社區大學這所沒有「圍牆」的大學，讓不分年齡、不分階級的人都可以在社大感受到知識的喜悅。
頂著大學教授的桂冠，也是全促會的理事長顧忠華指出，「知識分子不再是特權階級，這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士農工商、老老少少都要拚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