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拿掉西方的眼鏡
由於文化、成長的背景不同，造成外界對大陸產生一些幼稚的印象。例如法律，香港是個法治的地方，兩個人有了糾紛可以去告。大陸雖也有很多法，但政策常常凌駕法律。如果只看表面，就不能瞭解真相。因為表面上是有法，但更多時候是「黨」在背後就搞定的。
在我看來，台灣跟大陸接觸時，有幾件事應該特別注意。一個是人權問題，他們是很敏感的，這問題你要是說了，就來了。
人權問題已經變成既定政策，不能碰，因為他們達不到那個水準。例如西方的犯人也有人權，中共不這樣想，打犯人兩巴掌有什麼問題？講改善民主可以，因為他覺得自己也在談，但一碰人權，他們就受不了。
另外一個是中共政權、統治權問題。像「中共做不好，應該讓台灣上去」這些事是不能討論的。
台灣的人跟西方人一樣，覺得自己有錢，大陸那麼落後，經濟要依賴台灣，所以在談判時，大陸應該會妥協。這種想法很幼稚，根本不是這樣。他們在裁決一件事時，並不像西方社會一樣，把經濟放第一。有時連一個面子問題，也會放在經濟問題前面。
大陸另有一套想事情的角度。他們人民雖然窮，但土地大、人多，總生產量並不低。再加上是個極權主義的地方，一聲令下，資源都可以動員起來，這是西方社會比不上的。
控制言論有一套
像大陸在重大政策上，就沒有反對派，可以做很多事。看看外交、軍事、西藏、越南等問題，下面誰敢說話？連討論都免談。 中共在控制言論上，有它的一套。當初香港「七十年代」雜誌(「九十年代」前身)言論親中共，他們就給很多方便，房租特廉，甚至給新聞、給廣告。但後來「七十年代」言論方向改變，左派就不支持了，把房子也收回去。
「十三大」以後，中共第三代起來。他們對大陸、香港、台灣之間關係的看法，自然與老人不同。不過現在還輪不到他們發言。像趙紫陽他取代胡耀邦，按規定他應該是最大的，但在這方面，他絕對沒有發言權，只是鄧小平的傳聲筒。
前年鄧小平批評耿飆對香港問題發言是「胡說八道」，這不是亂說。實際上香港前途談判都是鄧小平一個人搞，下面的人即使在言論最開放的時候，也談不到這些問題。
基本上，新生代的政策方向是繼承性的。依我們消息來源顯示，趙紫陽也不是個有擔當的人，因此官運亨通；胡耀邦比較衝，所以阻力大。
大家都在向錢看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比較靈活，跟老一代的僵化很不同，所以對台灣問題更不會輕易動武。他們口頭上會說「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實際上不會冒險，除非台灣內部有大動亂。時間愈久，可能愈能溝通，動武的可能愈小。古往今來各社區都一樣，愈溝通愈能互相諒解，只有愈隔絕、愈疏遠，才會造成敵對。這是人性。
近年來，連共產黨員的政治取向都減少很多。例如最近一個口號「向前看」，也變成了向「錢」看，大家都在向錢看。
一般認為經過中共三十多年的統治後，依毛澤東的觀念，就是想改變人性。不只是中國人的個性，也徹底的否定人自私的慾望、中國的倫常等。事實證明毛是失敗了。人性是變不了的，道德是破壞很多，尤其新生代。大學生已經從過去的理想主義、熱情、非理性的政治理想，轉變為非常現實、追求享受；對錢的看法改變很大，過去覺得錢很骯髒，一切問題可以靠革命解決，現在卻走向拜金主義。
大陸現在比較開放了，在跟大陸接觸、認識時，建議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這樣比較能知道真相。
(金鐘，昆明大學畢業，一九八０年移居香港，為「解放」雜誌總編輯，是消息靈通的大陸問題分析家。)
學術研究/不是只有一張臉
要研究大陸，慎選交流點十分重要。
大陸的重點大學與非重點大學的學術水平差很多。傳統北大、清華等重點大學研究資源豐富，國內、外關係多，對研究幫助很大。
例如清華大學擅長「經濟管理」，全大陸最重要的工廠，高級主管中幾乎都有清華校友。外界學者如能和清華建立關係，對全大陸工業情況便比較容易深入瞭解。像復旦大學對國際經濟研究很深入，國際經濟類的藏書，比香港大學多好幾倍。
學者去大陸，可以研討的題目也比以前多。像歷史、考古、文化、科學等。大陸有些研究很傑出；但也有一些禁忌，談政治問題是敏感的，經濟學在大陸屬政治性學科，談論也得小心。
蒐集資料要謹慎
大型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得到批准，而且關係一定要好，研究才做得通。尤其是做基層研究，如果地方關係不好，上級指示也會陽奉陰違，研究者會到處碰釘子。因此，外地學者第一步應該和有關學術機構掛鉤，運用他們已有的關係網。
蒐集資料也要謹慎。甚至「國務院」提供的資料，也可能被海關扣留。個中原委有時是機密問題，有時看海關官員的心情而定。
偏僻的小地方也要避免去，那些地方，和警察吵兩句等小事，也可能危及個人安全。地方「土豪劣紳」多，做研究不可疏忽。
在大陸研究與在西方不同。以我研究大陸經濟政策的經驗，除了一般基本文獻資料外，我必須每星期閱讀三十幾份大陸出版的期刊，並且到當地親身接觸，與他們的幹部、幕僚群建立研究關係，才能對大陸經濟有把握。大陸太大了，要瞭解裡面的差異與共通點，並不容易。
在經濟方面，我曾經和大陸財經專家共同研討過，發現他們對財經的看法不像外人所見的風平浪靜，反而爭論激烈，主要是爭成長與穩定那個優先，經濟手段，總供給與總需求比重的問題。雖然不明確，但大致上是凱恩斯學派與新古典學派之爭。至於馬克斯，已經要逐漸讓位給西方經濟學了。
不要被誤導
就是在地方上，各省也有各省的特色，不是整個大陸只有一張臉孔。
現在台灣商人說要到福建投資，但研究後就會發現，福建在沿海各省中，因為早期是戰區的關係，建設落後。而且企業文化傾向走短線、鑽門路，做生意不守法，長期投資風險很大。雖然台灣人與福建人有血緣關係，但論投資環境，福建不如上海、廣東。
不管要做研究還是投資，絕不能依賴表面的法律和官方報告。他們雖然也有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但法律下面有細則，還有隨時會變的政策，這些資料常被列為機密，沒有經驗的外人只看法律或表面文章，會被誤導。
要學術合作也不能亂找學者。大陸學術界的人很多，但實際教書、做研究的人很少。老人、高官、有關係的人，只佔缺，不教書。有些學校甚至出現教師和學生的比例是一比一，冗員太多。真正做研究的人，特別是活力比較充沛的年輕一代學人，可能只得到講師甚至講師以下的職位，生活很清苦。他們若沒有關係，連接研究計畫的機會也很少。
大陸現在研究所以上有後繼乏人的隱憂，就是因為學者收入太差的緣故。像廣州一個月要三百元「人民幣」才能生活，但副教授薪水才約二百元。學者又有面子問題，不是所有差都可以兼，生活就很艱難了。有些學術界朋友，不太熟的，竟然也寫信向我要錢，他們的地位可想而知。
基本上，學術界和官員已經不相信馬克斯主義，只剩一些老人在撐。「李一哲大字報」發起人之一的王希哲，算是年輕一代堅持馬、列思想的，也被判十四年徒刑。
(陳文鴻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專研大陸經濟)
生意經/桌子下面有文章
在大陸做生意，這五年來碰到很多外人無法想像的奇事、鮮事、荒謬事，今天我搞懂了，這些事只因為生意「都是國營的」。
有一次我到深圳採買純白瓷花瓶，幹部說他們不生產白花瓶，理由是：「畫彩繪的工人會無事可做。」
在北京小到買花瓶，大到做工程，都有這種事。我參與一家大飯店的建築工程，中共幹部還特別為這個工程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徵調各部門人員在同一個辦公室，長駐擔任協調工作。
工作不多久，我發覺事情不太對勁，一件簡單的公文怎麼積壓一個多月。眼看工程進度就被拖住了，明查暗訪後，我恍然大悟，因為聯合小組幹部每月特支二百五十元「人民幣」，一但完工歸建後，他們只能回原單位拿九十元月薪，怪不得工程愈延遲對他們愈有利。 想做事的中、高級幹部普遍有無力感。對下，工人都是鐵飯碗，支使不動；對上，有外行的「黨委書記」掣肘，形成多頭馬車。
香港做包工的，一件工程材料損耗率如果達到一０%，主管就要準備炒魷魚。大陸就是不行，非要損耗一五%不可。有一次我爭了半天，「黨委書記」慢條斯理的告訴我：「國家標準損耗率是一五%，一五%以下就是剝削工人。」
合作生意問題多
最荒謬的是，請他們吃飯談生意，連司機也帶來了。一個人得面對他們七、八個人，而且人人有意見。每談一筆生意，都有「最長的一天」的感覺。他們尤其不喜歡做會議紀錄，寧願每個人記筆記，怕將來事情做不到時，你拿會議紀錄追究責任。
香港人簽合約的方式，在大陸行不通，他們有另一套八股文。通常合約書開頭總是「雙方經友好協商、互利精神，推動四化的共同目標，歷次會議的精神……。」幹部幾十年習慣了政治性說話，到今天仍然拋不開。
談生意，有些禮是不可免的。我經手就送過很多台電視機，招待大陸幹部來香港採購，從未被拒絕過。他如果很想要你送一只名錶，他會藉口請你代買，說將來再還錢，這時，你就該「識做」了(明白他的暗示)。
貪禮也就罷了，拿回扣才是驚人。在廣州我們本來要接一件一千萬港幣的工程，談判後決策的高幹請我到他家，要我把三十萬港幣存到他香港的戶頭，保證工程交給我們辦。公司考慮後，怕他後來會有諸多需索，終於放棄這件工程。
外人在大陸做生意，有時不知道政治禁忌的嚴重性。聽說有一次香港工人和中共工人打群架，香港工人切斷工地的水電洩憤，才二十分鐘不到，公安人員(警察)就趕到現場。第二天竟然有高級情治單位人員出面，指責香港工人破壞「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如果不交出首謀，所有工人不准離境。
大致來說，北方人比較一板一眼，照規矩做事，但大陸規矩落伍，愈按規矩做事愈有挫折感。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做生意比較容易，這裡還是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在一個總經理也只能拿二百五十元「人民幣」月薪的社會，給他機會推磨，他一定推的。
(艾齊時為建築公司經理。)
工人生活/藍螞蟻的命
最近五年，我在大陸的時間就佔了一半，跑過上百個單位，沿海各省都去過了，工作地方不是工地就是工廠，也結識不少工人。
大陸工人很大牌的。廠長說加班，工人可以不理。一件工作香港工人一天就做好，大陸工人要做三天。主管也沒辦法。但如果你讓他們做完工可以提前下班，工作進度可以快一倍，大家都希望早點下班回家煮飯，或者趕去兼差。這是我要他們趕工的秘訣。
居住在城市的工人，不賺外快很難生活。現在大城市物價漲得快，一家三口每月開支普通要三百元「人民幣」。即使夫妻倆一同外出工作，連獎金合起來也只能拿二百元左右。工人不像計程車司機那麼多油水，只得靠兼差來補貼家用。
賣小攤子、修理電器、房舍都很普遍，但大陸人力過剩，兼差不易找。我的朋友下班到夜市炒螃蟹，賺錢比上班還要多。否則一台電視機定價就要一年多的薪水，他怎麼買得起。
但兼差賺錢再多，也很少工人願意辭掉正職。因為正職有退休金、醫療保險、房子配給，都是鐵飯碗，又沒有工作壓力。
物質主義掛帥
費心盡力的工人和主管不是沒有，大多是四十來歲，文革後沒有喪失理想的人，但是這類人是稀有動物。看他們因為全副心力放在工廠和工作上，沒時間做副業，也不走後門賺錢，收入遠遠不如一般家庭，甚至是貧困，看著真令人難過。
大陸現在物質主義掛帥，但工人求的也不外是電視機、電冰箱等家庭用品。他們也很喜歡翻弄我的日本照相機，說希望將來也有一架。再下來是希望有間大一點的房子。大陸房子永遠供不應求，一間房子常住上好幾戶。香港夠擠了，大陸更擠。
有人認為大陸人很難相處，愛佔小便宜，這話只對了一半。如果你誠懇一點，不要看不起他們，一樣可以交到好朋友。不過也須習慣他們對外面的好奇，問一大堆瑣事，而且最喜歡問拿多少薪水。大陸工廠都有統一工資對照表，誰都知道誰拿多少薪水，也難怪他們不覺得這是什麼隱私。
大陸的朋友都很節省，只有小孩子有特權。這幾年大陸在城市強硬推行一胎化政策，每個小孩子幾乎都是獨子，得寵的不得了，要什麼父母都儘量給，當然就造成下一代小孩比較孤僻、自我中心。
工人平常也沒什麼消遣。廣東好一點，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節目。最近又說「省長」不高興了，那些接收香港電視的特殊天線都收起來，天黑才敢亮相。到公園去，到處都是人。不怕排隊的可以去看電影或「錄像影片」(錄影帶)，但帶子的品質很差，好像是盜錄的。
工廠朋友談到大陸最近的「文明運動」(提倡禮貌、公德等)都會笑，這種事搞不好的，去看看坐巴士(公車)就知道。坐巴士你以為車子已經不能再擠一個人了，他可以再擠五個給你看。有一次，一個人卡在門縫硬擠不上，叫他改搭下班車，他竟說：「我就是要坐這班，怎麼樣？要遲到，大家一起遲。」
我們到大陸做事，沒有不生氣的。吃的、住的、行的，都有一肚子氣。但大陸的朋友不這樣想，他們早習慣了。大體來說，只有在農村，尤其是北方、西南邊疆的農村，才到處留存中國傳統的純樸與親善，不過聽說也愈來愈淡了。
(姚啟立為機械技師，專門負責外銷大陸機械的裝配與維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