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扉頁上的一句，「獻給各國受苦、奮鬥，而終必戰勝的自由靈魂。」
年屆不惑的吳作樂，回想起年輕時代革命的熱情，竟然是因為中學時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閱讀，串起吳作樂生命中科學、音樂與執著的人生信仰。
高中時，吳作樂最喜歡物理，卻因為物理運用到許多複雜的數學公式，他開始自己看數學課外的理論書。當同學還在死讀教科書時，他已經讀完整本微積分。
那時由父親親自教他數學，對於別人認為枯燥難懂的數學書籍，吳作樂讀得津津有味。「其實是大家把數學教壞了，數學是the most beautiful thing，」吳作樂說。大學志願卡上，他只填了三個數學系，然後考上第一志願台灣大學數學系。數學的閱讀延續至今，最近他才「欲罷不能地」熬夜五個小時到天亮，一口氣看完談三角形
畢氏定理三百年之謎的《費瑪最後定理》。
「台灣人可惜的是缺乏可以學習的role model，」吳作樂說。高中時他心目中的典範是英國數學家、邏輯實證論哲學家羅素。吳作樂平常不聽課，在課堂上囫圇吞棗地讀了羅素所有的作品，他嚮往羅素在科學上的涵養，也欽佩羅素從事反戰社會運動的真實信仰。因此，啟發他開始讀康德、史賓格勒等哲學與社會學的作品。
最單純，因此最吸引他
他表示：「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讀硬的書，因為有深度的東西都需要耐性。」就像他不聽三、四分鐘可以立即滿足的流行音樂，而選擇需要想像空間、耗時的古典音樂。
上百本樂譜是他重要的收藏。吳作樂從八歲學小提琴，曾擔任台大交響樂團小提琴手。他最近開始回教會聚會，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重拾小提琴、演奏給教友們聽。他認為，音樂與數學一樣是最單純的學問；一就是一、全無長物，其他學問都「髒髒的」。
自認為屬於讀書世代的吳作樂，從閱讀當中也獲得不斷追求人生信仰的勇氣。如同羅曼羅蘭四十多年不承認自己是德國人；吳作樂的國家認同，也與戒嚴時期的環境格格不入。
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時，吳作樂加入美國的台灣同鄉會並成為會長，與陳文茜等留學生要求台灣獨立，上街頭遊行抗爭、躲警察。為此，他被列入黑名單，十年無法踏上這塊他最有感情的土地。「是浪漫主義的羅曼羅蘭在作祟吧，現在想起來滿傻的，」他打趣說，當初和他同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人，有些回台灣已當了高官，如蘇起：有些則已在台積電位居要職。
從閱讀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時他從未想過要藉此從政，只是為了滿腔理想。吳作樂到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發掘找得到的左派經典，包括《毛語錄》、馬克思的《資本論》及馬庫色等人的作品，一副革命知識青年的氣概。
羅素在《我的信仰》一書中指出、人類先從宗教擺盪到科學，而理性的知識無法解決人的問題時，又擺盪回來尋求信仰。
跨越科學與人文背景，吳作樂現在希望尋找兩者間的共通語言。他上網際網路，打上「藝術與科技」或「音樂與科學」的搜尋關鍵字，找到類似劍橋出版社《從樂器發展看科技發展》等書。「共通的語言在人類歷史裡已經存在，問題是如何把它找出來，」他說。啟蒙時代前，科學家研究學問或畫家作畫，是為彰顯神的恩典，也許最後答案就在「信心」裡。所以，他現在每天研讀《聖經》，並不斷增加跨界書籍的閱讀書單。
不讀書，渾身不自在
每天上床前一定要讀兩小時書的吳作樂，在台灣科技界算是一個異類，「有時覺得可以聊天的人比較少，」他說。有一次到法國的實驗室，工作之後與當地工程師坐下來聊書籍、音樂，覺得是非常享受的經驗。所以他鼓勵公司內做產品設計的人，要有人文方面的素養。為此，他還主動送黃金印象書展的票給公司裡的同仁。
吳作樂身為讀書世代，與有相同條件的科技新貴大不相同，每個重要生涯決定都不以個人利益為考量，而是以人文的理念為主。他在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工作了八年，頗有成就，但是覺得要為台灣貢獻心力，就回到台北，到工研院電腦與通訊研究所工作。後來認同施振榮的想法，又辭掉電通所副所長的職位，拉了藍敏宗等以前的研究同事一起投入宏碁集團。「台灣生產的科技產品應該可以更好，」他說出自己的願景。
他戲稱，讀書對他來講，是維持數十年的「頭腦體操」，如果不讀書，就像時常運動的人突然不運動，會覺得渾身不自在。身為經理人，他反而不太讀企業管理的書籍，因為他認為組織的運作，涉及人與人的關係，其中的複雜性不是管理理論可以徹底解決的，所以索性不讀，仍然優游在其他科學與人文交織的領域。
三十九歲、從美國回台灣前，吳作樂把米蘭昆德拉以音樂形式創作的所有小說都看過一遍。雖然每次搬家都會丟掉許多書籍，米蘭昆德拉全部的小說到現在還留在身邊。「米蘭昆德拉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隨著看盡世俗的環境而變得比較cynical，可是對於人類過去美好的東西卻念念不忘，」吳作樂覺得，這樣的作品可以與自己年紀漸長的心境比擬。
年齡:47歲
職業:連碁科技總經理
藏書:上千冊
最愛:米蘭昆德拉的所有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