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書寫文類中，回憶錄最弔詭－－文學分明是作者虛構的，但結果卻最接近真實；在本質上，回憶錄標榜的是實況寫真，但經過創作者的記憶一再扭曲或重組，卻又顯虛幻不實。
暫且不表「懺悔錄」傳統發達的國外書寫經驗，反觀華文寫作，也不乏這類大荒山似的「假做真時真亦假」回憶錄，如張岱《陶庵夢憶》與沈三白《浮生六記》等「紀實」自傳，作者用夢囈般的鋪陳，營造出一種看似真實、實是虛構的個人生命史。
到世紀末的台灣，種種人物的回憶錄齊發於市，不斷騷動著虛與實之間的模糊界限。
在「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書寫環境下，國際知名考古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張光直，以望七之姿大膽追溯十九歲前的生活，並藉著那段悲欣交集的個人生命映襯台灣歷史的變遷；以一枝頹筆與多年幽埋在心的記憶，縱筆探入回憶錄的虛實地帶。
一九五０年代，白色恐怖鬼魅著台灣。其時年方十九的張光直，從北京返台不過四年，就以同等學歷考進台灣大學第一屆考古人類學系。早慧的他讀書一路順利，原本就要拿到建國中學畢業證書，但終究還是沒能完成學業。
四六事件的第一手見證
高中無法畢業、選擇考古這個冷門科系，這一切沈重的裂變，都發生在十八歲。那一年，他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政治犯之一。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念高三的張光直，好夢正酣，卻被父親搖起，「外面有幾個人要來看你」。調查員草率地搜索後(他事後回想，這些人是同情他的，因為他書架上有一堆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著作)，隨即將他帶走。從小衣食無虞的張光直，一連蹲了幾個牢房，展開一年的囹圄生涯。
這一天，共有三百多名台大、師大學生遭警備司令部逮捕，罪名是「共匪」，是為白色恐怖檔案中的「四六事件」。五十幾年後，四六事件終得平反，但是三百多個難友，或死或走，唯有透過張光直的憶筆，才能管窺當年眾人危在旦夕的懼怖之情。
張光直直述他被審問的情形，並詳細描摹獄中同伴鮮明的性格。他雖然記下聽到的警總刑求招數，但也坦言自己從未受過刑求。在獄中，他一個高中生和一批台大「麥浪歌詠隊」隊員學唱「秧歌」、打麻將、抽菸。在監獄裡，他們這群「假共匪」，也曾巧遇「真共匪」(古寧頭戰役俘虜到的共軍)，問起對岸情況，浮現荒謬的對比－－對社會主義，假共匪一頭熱，真共匪看淡了。
回憶錄有時是現在我和過去我的對話，撥清過去困擾的謎團，或是內省昨日種種。比如說，張光直的大哥年少離家，加入共黨馬列革命，他對此一直疑惑不解。五十年後兄弟重逢，他問哥哥為什麼做出如是選擇，哥哥的回答竟是「為了不讓別人再稱我少爺」。
在張光直的早年回憶錄裡，有兩條主線同時並陳。一條是他自己的遭遇，另一條是兩個城市的對比－－北京與台北(板橋)。
生長於北京的蕃薯人張光直，十五歲以前的生活，籠括在北京的城牆、炸糕、鬥蟋蟀和仇日民族主義裡。一九四六年，張光直一家扛了七十幾口箱子，從天津搭船返回台灣。在基隆上岸後，他感受到「唐山」登岸的景象：「人人穿得那麼乾淨，人人說台灣話，到處都是樹。」
從仇日的中國到崇日的台灣，他親眼目睹皇民化台灣人，嘗試做中國人，卻無所適從，結果抑鬱而終。他也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看到和他同行的外省同學挨了打，雲淡風輕地描述這道恐怖的歷史傷痕。
早年歷經的中原文化和日本殖民文化衝擊，都已內化為他的史觀。在這本回憶錄中，他用「蕃薯」與「芋」，來說明台灣流動的族群象徵。張光直研究，青芋在台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當代政論家卻用它象徵到台灣只有半世紀的大陸人；而蕃薯在台只有三、四百年歷史，卻用它象徵本土。「芋、蕃薯都是象徵性的語言，而象徵是流動的。」專精中國上古史的張光直體會。
就以他的家族經驗為例，父親張我軍是台灣新文學健將，日據時代(一九０一年)出生於板橋，是最典型的「蕃薯」。張我軍嚮往祖國，負岌中原，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與洪炎秋、連震東和蘇薌雨並稱「台灣四劍客」。在北京，張我軍被當做「異國」的青年(「台灣人就是日本人」)，只能和大陸女子私奔回台結婚，四個兒子卻都是道地的北京小孩。「我和父親都是唐山人或蕃薯人，」在他身上，從來沒有芋仔、蕃薯認同的問題。
北京時期的張光直，在師大附中辦壁報時，就已展露左傾的思想。到了台灣，他親炙了影響一生的國文老師羅剛。羅剛用階級剝削的角度，解釋許多課文，如《詩經》的《伐檀》，他側重西周地主剝削手下長工；談白居易「長恨歌」，他露骨解釋楊貴妃是受剝削者。浸淫在老師階級鬥爭的史觀中，張光直左傾得更厲害，和同學辦刊物、寫文章暗頌社會主義，因此被情治單位列入郵政檢查的黑名單，終遭羅織入獄。
最後，在父親奔走下，張光直獲釋，並被迫發誓不對外透露監獄所見所聞。五十多年後，他違背了誓約，寫出這本回憶錄，只能自嘲說：「如今我將見聞一併抖露出來，一來是這個誓被迫發的，二來是因為當時我對它發誓的機關(警總)早就不存在了。」
這一年牢獄之災改變他一生做人的態度。他體悟，在那個環境裡，人的好壞是很難判斷的；他看到兩夥人(國共兩黨)，各代表不同的制度，在大時代裡各為其主、各盡其力，結果為何而死，他們也不知道。在牢裡他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對人之為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決定念考古人類系。
這一轉折，就讓他從「假共匪」變成真正的國際人類學大家。蕃薯人的回憶，反映了大時代的虛虛實實，當時他幾乎就要被處決，埋冤以終；今天他透過幽默的筆觸，返溯這段千鈞一髮的生死瞬息，恍若黃梁一夢，如假似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