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史學界的奇書，表面上敘述一則怪異有趣的歷史軼事，其實是在探索人類溝通的極限－－不僅會因為文化、語言的差異而彼此誤解，想要理解的慾望，本身就深受權位與私人目的左右。
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一位野心勃勃的法國耶穌會教士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帶著他的中國助手從廣州啟程，前往巴黎。傅聖澤在中國傳教達二十年之久，將畢生精力投注在融合東西文化的偉大夢想。若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夢想，他將不朽；而兩大條件是必要的：一是隨船攜帶的十一大箱書籍；一是通漢文、幫忙謄抄文稿的中國助手，名叫胡若望。
四年後(一七二五年十月)，胡若望卻在巴黎近郊的精神病院被人發現。被傳喚時，他神情戒備而多疑；他不懂法語，也沒有人懂中文。
探視他的是一位通中國話的神父。胡若望聽到母語時，臉上掠過一絲喜悅，彷彿有種內心的滿足。他們談了許久，胡若望口若懸河地回答每個問題。最後，神父問他有沒有疑問，他說：「是的，有一個疑問。為何將我囚禁？」
好個問題。此時傅聖澤剛晉升為羅馬主教，有關他以各種卑劣手法對待胡若望的流言，開始在巴黎和羅馬兩地流傳。為了保持名譽，同時自信無辜，傅聖澤仔細保存每一張便箋、信札，撰寫冗長的報告，只為了證明一件事：胡若望在精神病院的原因很簡單，他瘋了。
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這本書就以「胡若望是否瘋狂」為主題而展開。在十八世紀初，一個清朝人出現在巴黎是極度不尋當的事。這個外國人不僅語言不通，而且行為舉止處處詭異，無法以常理測度。某種程度上，胡若望的瘋狂其實反映了不同文化間的衝突與震撼，由於缺乏理解的工具，「瘋狂」遂成為最直截了當的解釋。
然而，傅聖澤怎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是最瞭解中國、也最瞭解胡若望的人；他在中國待了二十二個年頭，對不同文化間的誤解及調適有最深刻的經驗。在其他人對胡若望的態度仍猶疑不定之際，正是這位道德學養俱深的神父，請求法國警察總監將胡若望送入精神病院。連最權威的中國通都做了如此判定，其他人當然不再有任何疑問。
別誤會，傅聖澤並非惡毒之人，也謹守著良心的戒律，關鍵在於他的野心。打從一開始，胡若望就只是他學術計畫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當胡若望踏上法國的土地，而沒有祖國在文化及社會上的支援與保護時，他整個存在的價值只能以一件事來衡量：對傅聖澤計畫的貢獻程度。但胡若望顯然不是個溫順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
他穿著新衣服在巴黎到處閒逛，專心地注視每件新奇事物，並用紙筆描繪下來，似乎準備寫回憶錄。他拒絕乘坐馬車與傅聖澤一道離開巴黎，而想成為乞丐，走遍法國。他對女僕大吼大叫，不准她們進房間或打擾其用餐；並秘密製作一個小鼓及一面小旗，上面寫著「男女有別」。他高揮旗子、敲著鼓，在教堂門前用奇怪的語言傳道，群眾聚集，並向他喝采。他在遊蕩中目睹了以前從未見過的巴黎的另一面：乞丐、雛妓、殘廢者、企圖自殺者、酒鬼、無家可歸者……。
傅聖澤感到極端困窘。胡若望不僅對他的偉大夢想毫無幫助，更重要的是，他正陷入一場與其他教士及法國皇家圖書館之間的鬥爭，胡若望的妄行連累他的聲譽，使他更為不利。
如果胡若望的背後有語言、文化或社會的支撐，他大可爭辯傅聖澤的計畫、堅持自己的目的，甚至解約，或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解釋。但一個清朝人在法國並不具備自主的能力，遊戲規則早已訂好，解釋權在傅聖澤手中。
誰有權力下定義？
傅聖澤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透露他的憂慮：「縱使我擺脫這個中國人，全世界仍會得知這故事的背景。」他憂慮自己的名聲，也不自覺地顯露出想要擺脫胡若望的深刻慾望。
而這時的胡若望呢？他夢見母親死去，也陷入了思鄉的沮喪中。某天早晨，一位神父從窗子往花園瞧，碰巧看見胡若望跪在那兒，雙手朝天高舉，臉孔扭曲，口中發出奇怪的吶喊聲，沒有人理解他要表達什麼訊息。
傅聖澤最後還是寫了一封信給法國警察總監，要求將胡若望關入精神病院。信寄出前他曾短暫猶豫，顯示他也不確定胡若望是否真的發瘋。他是否再多努力一些便能瞭解胡若望？這已不重要，他全心回到自己的理想上，關閉了理解的大門。沒有人關心胡若望是否發瘋，重要的是誰有定義發瘋的權力。
這段插曲發生在東西文化大交流(也是大衝突)的前夕，既是一項凶兆，也反映出文化間相互理解的基本困境。書名《The Question of Hu》其實隱含著「The Question of Who」的意思，胡若望代表的弱勢者被排除在理解大門外的吶喊，並不隨著世界廣泛的交流而減少，反而在今日成為愈來愈多人的共同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