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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清朝人在巴黎

文 / 夏傳位    
199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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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清朝人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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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史學界的奇書,表面上敘述一則怪異有趣的歷史軼事,其實是在探索人類溝通的極限--不僅會因為文化、語言的差異而彼此誤解,想要理解的慾望,本身就深受權位與私人目的左右。

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一位野心勃勃的法國耶穌會教士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帶著他的中國助手從廣州啟程,前往巴黎。傅聖澤在中國傳教達二十年之久,將畢生精力投注在融合東西文化的偉大夢想。若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夢想,他將不朽;而兩大條件是必要的:一是隨船攜帶的十一大箱書籍;一是通漢文、幫忙謄抄文稿的中國助手,名叫胡若望。

四年後(一七二五年十月),胡若望卻在巴黎近郊的精神病院被人發現。被傳喚時,他神情戒備而多疑;他不懂法語,也沒有人懂中文。

探視他的是一位通中國話的神父。胡若望聽到母語時,臉上掠過一絲喜悅,彷彿有種內心的滿足。他們談了許久,胡若望口若懸河地回答每個問題。最後,神父問他有沒有疑問,他說:「是的,有一個疑問。為何將我囚禁?」

好個問題。此時傅聖澤剛晉升為羅馬主教,有關他以各種卑劣手法對待胡若望的流言,開始在巴黎和羅馬兩地流傳。為了保持名譽,同時自信無辜,傅聖澤仔細保存每一張便箋、信札,撰寫冗長的報告,只為了證明一件事:胡若望在精神病院的原因很簡單,他瘋了。

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這本書就以「胡若望是否瘋狂」為主題而展開。在十八世紀初,一個清朝人出現在巴黎是極度不尋當的事。這個外國人不僅語言不通,而且行為舉止處處詭異,無法以常理測度。某種程度上,胡若望的瘋狂其實反映了不同文化間的衝突與震撼,由於缺乏理解的工具,「瘋狂」遂成為最直截了當的解釋。

然而,傅聖澤怎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是最瞭解中國、也最瞭解胡若望的人;他在中國待了二十二個年頭,對不同文化間的誤解及調適有最深刻的經驗。在其他人對胡若望的態度仍猶疑不定之際,正是這位道德學養俱深的神父,請求法國警察總監將胡若望送入精神病院。連最權威的中國通都做了如此判定,其他人當然不再有任何疑問。

別誤會,傅聖澤並非惡毒之人,也謹守著良心的戒律,關鍵在於他的野心。打從一開始,胡若望就只是他學術計畫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當胡若望踏上法國的土地,而沒有祖國在文化及社會上的支援與保護時,他整個存在的價值只能以一件事來衡量:對傅聖澤計畫的貢獻程度。但胡若望顯然不是個溫順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

他穿著新衣服在巴黎到處閒逛,專心地注視每件新奇事物,並用紙筆描繪下來,似乎準備寫回憶錄。他拒絕乘坐馬車與傅聖澤一道離開巴黎,而想成為乞丐,走遍法國。他對女僕大吼大叫,不准她們進房間或打擾其用餐;並秘密製作一個小鼓及一面小旗,上面寫著「男女有別」。他高揮旗子、敲著鼓,在教堂門前用奇怪的語言傳道,群眾聚集,並向他喝采。他在遊蕩中目睹了以前從未見過的巴黎的另一面:乞丐、雛妓、殘廢者、企圖自殺者、酒鬼、無家可歸者……。

傅聖澤感到極端困窘。胡若望不僅對他的偉大夢想毫無幫助,更重要的是,他正陷入一場與其他教士及法國皇家圖書館之間的鬥爭,胡若望的妄行連累他的聲譽,使他更為不利。

如果胡若望的背後有語言、文化或社會的支撐,他大可爭辯傅聖澤的計畫、堅持自己的目的,甚至解約,或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解釋。但一個清朝人在法國並不具備自主的能力,遊戲規則早已訂好,解釋權在傅聖澤手中。

誰有權力下定義?

傅聖澤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透露他的憂慮:「縱使我擺脫這個中國人,全世界仍會得知這故事的背景。」他憂慮自己的名聲,也不自覺地顯露出想要擺脫胡若望的深刻慾望。

而這時的胡若望呢?他夢見母親死去,也陷入了思鄉的沮喪中。某天早晨,一位神父從窗子往花園瞧,碰巧看見胡若望跪在那兒,雙手朝天高舉,臉孔扭曲,口中發出奇怪的吶喊聲,沒有人理解他要表達什麼訊息。

傅聖澤最後還是寫了一封信給法國警察總監,要求將胡若望關入精神病院。信寄出前他曾短暫猶豫,顯示他也不確定胡若望是否真的發瘋。他是否再多努力一些便能瞭解胡若望?這已不重要,他全心回到自己的理想上,關閉了理解的大門。沒有人關心胡若望是否發瘋,重要的是誰有定義發瘋的權力。

這段插曲發生在東西文化大交流(也是大衝突)的前夕,既是一項凶兆,也反映出文化間相互理解的基本困境。書名《The Question of Hu》其實隱含著「The Question of Who」的意思,胡若望代表的弱勢者被排除在理解大門外的吶喊,並不隨著世界廣泛的交流而減少,反而在今日成為愈來愈多人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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