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醫學起源於理性精神與實驗探索。一場疾病如疾風暴雨驟來，又無聲無息退去。診斷、治療和復原之間充滿了驚奇和問號。一個小毛病可能致命，看似不相連的朕兆，又可能正是突破盤根錯節的契機。但是短暫的醫療過程中間，總是驚心動魄的。
閱讀麥克．克萊頓的懸疑小說，正有這種過程緊湊和思維挑逗的樂趣。
三一律裡的文化衝突
克萊頓的小說並不薄，一般都在三、五百頁。但是常讓人有一口氣看完的衝動。這種效果讓人想到十七世紀古典戲劇的「三一律」。所謂「三一律」，強調故事的場景、時間和情節的高度統一。讀者只要循著作者設計好的脈絡，就能在最短時間內享受一個高度戲劇化的故事。克萊頓的小說，經歷的時間都很短，進展往往以日、小時、分、秒計算。以他早期成名小說《死亡手術室》為例，男主角在四天內就讓名醫之女的死因水落石出，並還朋友清白。
同樣的，克萊頓的故事發展往往局限在特定地點，或在一座島嶼（《休羅紀公園》《失落的世界》）、熱帶雨林火山（《剛果》）、一個城市（《旭日東升》《桃色機密》《死亡手術室》）、一間實驗室（《天外病毒》《神秘之球》）等。此外，書中主角往往有不屈的意志。他（她）的意志會隨故事情節的發展，愈來愈強，但是個性並沒有隨之而更複雜。克萊頓的小說在很短的時間裡，不斷有高潮起伏的劇情和戲劇化的情節，讓特定地點和主角的力量獲得合理的發揮。
當然，光有技巧並不足以說明克萊頓何以能成為暢銷小說家。事實上，克萊頓的小說除了緊湊、布局簡潔，諳合「三一律」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主題明確，專挑社會爭議性高、緊扣人心的議題做發揮。在家喻戶曉的《侏羅紀公園》中。他以基因工程再造恐龍為前提，又以「混沌理論」省思生物科技的局限性。在《桃色機密》中，藉由性騷擾議題，大膽挑戰「女人是弱勢」的政治正確思考；而《旭日東升》當中，兩名警察處理一宗謀殺案的經過，反駁了日本第一的流行思潮。而最新的《最高危機》看似一部商戰小說，骨子裡頭其實是新聞媒體權力和運作氾濫後的社會危機。如果抽掉這些文化衝突，克萊頓的小說將只剩下庸俗的兇殺和災難。
顛覆情感，絕對埋性
克萊頓能成功地引領讀者遊走在兩種矛盾的概念之間，主要是靠充斥於小說內的理性精神。可以說，作者對處理人間事務的態度，基本上是延續了十七世紀古典主義的精神，客觀觀察、理性辯證，挑戰社會重大矛盾，進而顛覆一般約定俗成的社會價值。在這裡面，克萊頓不乏冗長的、近似說教的對話。例如，在《死亡手術室》中，克萊頓透過醫生之間的對話，針對墮胎是否應該合法化進行反覆的辯證；《失落的世界》中，享譽學界的女古生物學家用最簡單的話，激勵缺乏信心的小女孩朝獨立人格發展等。這些對白，有的氣勢雄厚、談古論今、大有雄辯家的氣勢；有的則短小精悍，三言兩語就說盡內心蘊積。但是不論長短，都緊扣著「理性」。
其實。戲劇性的故事演變夾雜著高度理性討論的做法，相對模糊了克萊頓本身的立場。坦白說，克萊頓小說中的主角，幾乎都是沒有真正情緒的人。無論是討論種族、科學、外星人或生物科技．他們從不讓讀者看出主觀的思維（如《最高危機》中，女主角以美國每年因空中事故喪生者不超過五十人，辯駁民航機的安全性）。遠裡面表現的既然不是內心的情愫，剩下的就是理智。在克萊頓下筆為文時，角色是絕對的冷靜，不讓感情摻雜在思想和行動中。因為強調理性，這些書中英雄可以各種角色出現。於是小說中的主角，有些看似潦倒落寞、有此正逢中年危機、有些如曠野中的先知，更有背負經濟壓力的單親媽媽，但是他們普遍有剛強的理性、堅固的意志。這些人不是沒有感情，只是意志更勝感情，甚至刻意不讓情感成為命運的主宰。他們有優良的道德、崇高的責任，追尋一種跨越時代的普遍真理。
要完成這種論證，猶如醫生動手術。真實生活中的克萊頓，正是如假包換的哈佛醫學院畢業生。十四成就投稿《紐約時報》獲用。克萊頓最初念哈佛大學英文系，因為教授只肯給「C」，憤而轉讀人類學。大學畢業後，他改讀醫學院，在醫學研究機構做了一年研究工作。更萊頓以強調客觀、注重形式、細心琢磨，以及清楚簡潔的手法進行一部又一部小說，由此多少可看出這些特殊經歷的痕跡。因此，當讀者走完一幕接一幕的驚奇，生吞活剝成篇累牘的專業知識，等於一場腦力激盪。這種特質讓克萊頓在當代懸疑小說中自成一家。
克萊頓活在一個資本主義即將席捲全球的時代，哪怕人文思想、理性的聲音逐漸微弱，至少還留給他一席發言之地。諷刺的是，他透過理性論證的懸疑小說，挑戰各種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謬性，進而形成自身的名利雙收（小說銷售超過千萬冊，財產逾億）。這種矛盾，會是克萊頓下一本著作的題材嗎？
